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反侵略斗争鸦片战争期间，广州城郊人民自发的武装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1841年5月下旬（清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上旬），奕山与英国侵略者订立屈辱的《广州和约》。广州人民目睹英国的侵略暴行和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和卖国，自发地起来抗击侵略，保卫国土。
三元里位于广州城北2．5公里，贴近泥城、四方炮台，是一个有几百户居民的村落。
1841年5月27日，义律和陆军司令卧乌古纵容英国侵略军，带着武器在这一带行凶作恶。
他们到处奸淫虏掠，杀人放火，又抢粮食，又宰猪牛，甚至盗掘坟墓，从棺材里劫取殉葬品。当地人民深受其害。其中泥城、西村、三元里、萧冈一带村落受害最深。于是各乡绅民便利用旧有的社学形式自动组织起来，“集众公盟”，联合保卫身家田园，开展打击英军骚扰的正义斗争。
鸦片战争前，广州附近原有不少“社学”。社学起源于明初，它原是封建士大夫的教育、集合场所，清朝中叶以后逐渐演变为由地主士绅所控制，由当地农民为乡勇的武装机构。
它的职能是维护地方封建秩序，对封建政府的军队起着某种辅助作用。但它不是官办的，而是民间的机构。在广州城北一带，就存在着十几个这样的社学，其范围包括了80余乡。
英军的侵略暴行，不但使劳动人民蒙受了深重的灾难，也给地主士绅带来损害，因此，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士绅对英国侵略者同仇敌忾，郁积了强烈义愤。
5月29日，一小股英军又窜到三元里村抢劫奸淫，村民奋起搏斗，打死英兵数名。
为了坚决打击敌人日后的报复骚扰，群众决心联合起来，立即行动。萧冈乡“举人何玉成，即柬传东北南海、番禺、增城、连路诸村，各备丁壮出护。”
（《夷氛闻记》第3卷第75页）何玉成“柬传”各乡的联系渠道，就是旧有的社学。
由于各乡已有了“集众公盟”的基础，所以附近103乡的农民、渔民、手工工人等闻风而到，迅速集结。城郊东北6个社学的客家群众及打石工人，也在监生王韶光带领下赶来参加战斗。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人民抗英武装迅速形成。有人提议“吹螺壳打鼓进兵，打锣收兵”；并决定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到三元里以北丘陵起伏的牛栏冈进行伏击战。
5月30日清晨，三元里及各乡群众数千人，手持锄头、铁锹、木棍、刀矛、石锤、鸟枪，向英军盘踞的四方炮台挺进佯攻。英军司令卧乌古率领侵略军负隅顽抗。在战斗中，敌军少校毕霞紧张恐惧过度，加以天气炎热，昏倒在地，“几分钟内死去了”。敌军乱放枪炮、火箭，群众按原订计划且战且退。据参与此次战役的英军记载说：“我们（英军自称）的火箭炮继续对着他们的队伍一行一行的推过去，他们仍然没有什么畏惧的表现”，摇动着旗帜和盾牌，挑引我们向前进”。卧乌古气急败坏，命令英军追击。
农民群众牵着骄横愚蠢的敌军的鼻子到达牛栏冈附近，忽然螺壳、战鼓齐响，埋伏四周的七八千武装农民猛冲出来，将敌人团团围困。此时施旗蔽野，杀声震天，妇女儿童也上阵助威，为各乡的农民战士送饭，以林福样为首的水勇500余名也闻声赶来，参加战斗。各乡群众愈来愈多，“不转眼间，来会者众数万”。英军急忙开枪射击，但挡不住武装群众的洪流。卧乌古指挥部下分两路突围，武装群众当即从两翼包围英军后队，并趁他们渡河和单列行进的有利时机，冲上前去肉搏。
下午一时，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雨倾盆而下。三元里人民精神抖擞，愈战愈勇。
侵略军因火药受潮而枪炮失灵，士气低落，胆战心惊。田间小路又被暴雨淹没，稻田一片汪洋。穿着皮靴的侵略军，在泥泞中寸步难行。三元里人民以长矛猛烈刺杀英军，英军妄图以刺刀抵挡，然而他们不能不哀叹：“刺刀之于中国人的长矛，只不过是一种可怜的防御物罢了。”这时，没有上阵的妇女，自动把饭做好，送上前方。
将近下午4时，卧乌古才把自己的部下重新集结起来。他发现37团第三连“失踪”
了，只得调两连水兵再到战地搜索。
天黑雨大，一直折腾到晚上9时，水兵们才和找到的第三连共同返回四方炮台。原来，第三连在撤退时和来复枪联队失散，被三元里人民截住了。为了逃命，他们一个挨一个结成方阵，一步步向后撤退。但他们仍然受到三元里人民的惩罚，有一名士兵被打死，一名军官和14名士兵受重伤。
三元里一仗，打死打伤英军近50名，缴获大量战利品。
人们热情赞颂：“自从航海屡交锋，数万官军无此绩”。
战斗仍在缮续。5月31日上午10时，广州附近佛山、番禺、南海、增城、花县等县400余乡义勇数万人，赶来与三元里人民在一起，将四方炮台层层包围。旌旗招展，刀矛如林，杀声震天。英军则龟缩在炮台里，等待援救。正在紧张时刻，8000多名全副武装的清军，僵旗息鼓，从城里撤向《广州和约》规定的金山地区。他们经过四方炮台时，卧乌古又添一番虚惊，是否“意中有诈”？但清军却对这里发生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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