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途公共汽车在荒芜的山路上爬行，我把额头搁在前座的靠背上。这辆车很象是五十年代的解放牌卡车改装的，引擎里的汽缸活塞已经很松了。在爬坡的时候，车身抖动得很厉害，特别是叶子板的响声，使人想起打摆子的老人。我真怕它会突然抛描。座椅很低，腿窝得很难受。三天火车，中转了两次，又紧接着四天长途汽车，据说这是最后一天了。再要不到，我的腿就非断不可了。我从椅背上抬起头，看看车上的旅伴们，一个个都在昏睡，东倒西歪的。高原上初夏的太阳把车顶晒得象蒸笼盖。少数民族都穿得很厚，显得更热。彝族女人那又长又大的百褶裙，藏族汉子的皮楚巴。想到这儿，忽然意识到：我已经远在中国的西南边陲了！我是怎么来的呢？出狱，出狱之后……失去了的蜗牛壳……八碗馄饨和八个烧饼……和老桂头的街头相遇……狱外鼾睡的第一夜……
之后就是做了一次为期一个月的周密调查，掌握了谢莉在“文革”中的全部活动。向她摊牌，官了还是私了？她问：“官了怎么说？私了怎么讲？”
“官了就是把你的材料全部上交‘清查办’。私了就很简单了，你只要交出结婚证——实际上也是一份伪证，本身就是非法的。”
这个女人考虑了一天一夜，交出了结婚证。我当着老桂头的面，一火而焚之。谢莉老老实实卷了行李卷退出。‘桂寓“。撵走了睡在老桂头身边的一只母老虎，使他得以继续活下去。这一斗争的胜利，使我多少有了点自信。找到美术学院党委，要求平反、补偿损失、分配工作。学院党委清查的结果认为：坐牢是冤枉，但从没定过案，所以也无案可翻。十年动乱，有严重损失的人何止千千万万，希望你能识大体、顾大局，体谅党和国家的困难。分配工作是学校分内的事，虽然没完成学业，可以发给文凭。分配去向还可以由本人提出，由学校加以考虑，尽可能给予照顾。只是留在北京、上海这两个大城市有困难，因为户口进北京、上海的权限掌握在很高的机关手里。真有意思，等我真心实意的要求提出来，他们反而以为我精神上有毛病。——我要去的地方，越远越好，越原始越好！顶好还处于史前状态！
“你大概是说气话吧？”
“我很心平气和。”
“是不是你在受委屈的时候受了刺激……”
“我没疯！可以请精神病科医生检查。”
“如果我们按你的意见办了，你很可能会说我们是对你在进行新的迫害。”
“我可以立下字据……”
“你会后悔的……”
“我如果要后悔也已经晚了，我这个人似乎就不应该出世。”
“不是这么说，我们希望你能慎重考虑考虑……”
“我已经考虑过十年了！有人说这十年白过了，我不这么看。吃一堑长一智，吃了那么多堑，还能不增长点智慧？！我决定了！”
“这么说，你这是理智的决定？”
“您说对了，即使您让我做一个感情的决定，我也办不到，因为我的感情已经枯竭了。”
很顺利，在中国，下比上容易得多，就象小河淌水那么容易。全都是天天向上的人，象我这样自甘下流的人已经绝迹了。所以我一路上使所有经办官员们和旅伴们感到惊奇和不能理解。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热闹得不耐烦的时候就想到清静；一直都在翻跟头就盼着能头上脚下地站着；被火烤得发焦的时候就要往雪地上滚。我并不是一个怪人，我是一个极为正常的凡夫俗子。
车窗外巍峨的山峯已经变成剪影了，只有一小块太阳从山缝里向东投射出一般朦胧的红光。汽车好象心脏衰竭的人一样慢慢歪斜地停住不动了。所有的乘客都争先恐后地下去了。我没有动。先让他们全下去。这样，我就显得突出了。听说县里有人来接我。
我先用嘴从下而上地吹了一下自己的鼻子，把落在我鼻子和眉毛上妨碍我见闻的灰尘吹去，再提起草帽和一个小行李卷走下汽车。旅伴们都被親热而喧哗的親友们接走了。车站广场空蕩蕩的，我环顾了一下我将要在这里生活下去的世界。这个世界大概也看见了我。我在这个世界的眼睛里是个什么样子呢？所谓城大概就是眼前这十字交叉的两条街道，疏落而昏沉的灯火暗示出城的规模。天空还很高，我原以为到了这儿，星星会大些。
结果，差不多，可能亮一些。没人来接我？！没人接也不要紧，反正我的东西不多，城不大，可以去找。
“你叫梁锐吧？”我面前忽然出现一个戴旧军帽的人，好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个子不高，象个小干部。
“是的，你……？”
“我是县文化馆馆长罗仁。”他没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也没帮我拿行李。“跟我来。”
我跟着这位馆长向城的方向走去。这位馆长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进入城区，我发现城也是个沉默寡言的城，城里人睡得很早，只有十字路口还有一盏小桅灯亮着。一个老太婆蹲在地上卖汤米线。
我们在挂着县文化馆的牌子的门前停下来，大门是一位乡下泥水匠从画报上得到的启发，修了一个仿欧式。馆长摸索出钥匙来把门打开，一个铺了三合土的院子。他推开一间西耳房，拉着电灯，灯光很暗，而且不住地发抖，大概是发电机在发抖。其实这只是半间房，另外半间用土坯隔了去。半间房大概只有七平米，两条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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