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妖精，她还是一个[chǔ]女。这使我感到失望、沮丧和惶恐不安，尤其是我自己一直不间断地反问自己：这样可以吗？这是合法的吗？这样合适吗？要是有人发现了怎么办？她怎么看我呢？我自己怎么看自己呢？明天我们在晨光下怎么见面呢？无数个问题象洪水一样淹没了我可能尝试到的一切。
果然，她自己好象在我面前失落什么，又象是暴露了她的极大的弱点而非常委屈。
我们谁也不敢看谁，我只能用眼角的余光惴惴不安地去观察她。当我去洗漱的时候，她默默地为我和她自己做好了早饭，两小碗麦片粥和几片烤面包。地上铺着几张旧报纸，她席地坐在报纸上，我迟疑着不敢坐，因为我知道每一张报纸上都有领袖像和无数条用黑体字显示出的“最高指示”，用屁股去坐和用脚去踩都是亵读罪。当我看见贴着黑纸的窗户时，才明白我是在蜗牛壳里，谁也看不见，只有她能看见我，我能看见她。我淡淡地笑了一声，坐在她身边。我们小口小口地啃着面包，轻声喝着麦片粥。吃完了，我主动把碗筷收到小厨房里洗涮。等我回到她身边的时候，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乐又在蜗牛壳里扩散开来。她坐在小铁床上，捧着一个为了暖手的玻璃杯，仰望着昼夜都得亮着的灯泡，她已经超然物外，沉浸在音乐里了，眼睛里反射着亮晶晶的灯光。
唱片每转一圈，唱针都要跳动一下，出现柴可夫斯基总谱里没有的四分之一拍的杂音和六分之一拍的延缓……
我和芸茜生活在一起了，我除了定期戴着大口罩到农场给军代表送一张盖有医院和主治医生印章的诊断证明之外，芸茜绝对禁止我和外界接触，我们把为了生活，必须有的外部交往压缩到最小范围，由她一人去承担。我每一次交给军代表的诊断证明上都写着：“浸润性肺结核，活跃期。”每一次军代表对我都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办法，用一把医用钳子夹着诊断证明书，送到距离眼睛一米远的地方匆匆一过目，就立刻把我打发走了。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要讳疾忌医。既来之，则安之。好好治疗，好好休息，去吧！”当我故意伸出手来和他握别的时候，他没敢把手伸给我，只挥了挥。我很想笑，但我绝对不能笑。他经常用最高指示教育我们：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他自己却那么怕死，肺结核在七十年代根本就不能算是危险的病症了。三十年代的言情小说家才用这种不治之症来制造生死情人的悲剧。
“去吧！晚了可没有班车进城了。”这时——只有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是一个“有传染病的病人”。军代表根本顾不得问我在哪里往，有没有什么困难，灵魂深处还闹不闹革命……他的不闻不问倒是在客观上照顾了我。
我的这些源源不断的诊断证明书是从哪儿来的呢？在那样恐怖的年代，哪个医院和医生敢于为一个在农场里被改造的小知识分子逃避劳动承担制造伪证的罪责呢？芸茜告诉我：这些证明都是她从一位目前正走红的主任医师那里要来的。这位医生曾经是芸茜的邻居，就住在她对门那套房子里，现在已经乔迁到著名的红岭新村去了。那个新村所以著名是因为新村里住的都是著名的住户，有新任的部长、局长，有样板戏主要演员，有为新贵们看病有功的医生。这位贾松立医生就是属于后一类。“文革”前期，贾松立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因为他的医术好，治好过不少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病，罪恶深重，又加上他年青时代留学德国，一提到德国，我国那些党性强、阶级立场特别稳、阶级警觉性非常高的人很自然就联想到希特勒，联想到贾松立和希特勒，联想到贾松立如同希特勒，进而，贾松立就是希特勒，比希特勒更坏。他们的想象力超过一切诗人。贾松立就这样变成了死去多年的希特勒的替身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每天被化装成希特勒的样子，贴着一撮上chún胡，把一小把头发耷拉在前额上，戴着高帽子提着锣游街，一边敲着锣一边把右手向前伸，千万次地重复着希特勒检阅党卫军的动作，没有人押解，自己按照造反派给他规定的路线去走，如若发现他有“偷工减料”的行为，路线还要延长，高帽子还要加高加重（内装生铁块）。贾松立当时的精彩表演却引不起任何人发笑，即使是站在街上的孩子都笑不出，只感到惊骇，每当他游完街回到这座楼的时候，只能一步一步地爬上楼梯，没有人去搀扶他，包括他的妻子，甚至没有一张面向他的脸是温和的。只有小芸茜搀扶过他，还叫他“伯伯！”还笑容满面地问长问短，把自己弄到的食物分给他一半，偷偷给他送开水、送各派出版的小报。好象他脸上的小胡子和高帽子根本就不存在。一九六九年，随着他过去的一个患者，从走资派在一夜之间变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高层人物之日起，贾松立也起用了。这位高层人物的健康必须由他来保证，随之贾松立也摘去了希特勒的小胡子和高帽子，成为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有功之臣了。
医院革委会主任是一个要把他置于死地的人。这个人曾经是他的学生。这位学生做梦也想不到贾松立还会活着回到医院里来。贾松立的复出不仅在道义上对他是个严重的打击，而且由于一件在奇妙的时间空间里发生的事，贾松立掌握到这位主任的一个重要把柄，使得这位主任随时都得惧怕贾松立几分。贾松立起用后，这位主任为了表示他的好意，主动任命他为主任医师，而且只要是贾松立提出的要求，全部照准，甚至可以先做后准，凡做必准。那还是“文革”第一年冬天的事。贾松立这位高足当时是市医疗系统的造反司令，司令部设在院长室，那里是他的私刑法庭，也是他行乐的后宫。有一天晚上，他和他的部下严刑审讯了贾松立，要贾松立招认在德国留学期间曾参加过希特勒的“啤酒馆起义”。贾松立一再申诉他不仅没参加过，也没听说过，他对历史没有研究。这种申诉当然就是抵赖。抵赖就得用刑。让他跪在地上，背上压了八块青砖就不管他了。接着，这位司令官又让人把一个关在牛棚里的年轻女医生路秀押进他的司令部，然后命令他的部下全部退出，让他们在门外站岗，严令不许任何人进来。这位司令根本就不把跪在地上的他的老师当做一个人，只当他是一张破椅子。因为他相信，他的老师绝不会活着重新拿起听诊器了，即使他人不死，在政治上他已经被枪毙了！一个政治上死亡了的人就象一头猪、一只狗，对人是毫无威胁的。因此，他敢于当着他的老师进行一堂如下的审问：“路秀！怎么样！我的老同学，你五年来坚持不给我的东西，昨天夜里我不是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吗？”
“……”这个面色苍白的路秀仍然是美丽的，她啜泣着不回答。
“这不能怪我，我曾经希望我们象老同学那样平等地相爱。我很有耐心地追求过你，你不接受；你也没想到吧，我也没想到。我会成为主宰你的命运的人。你的罪过是很严重的！”
“我是无意的，无意的笔误，写错了一句口号。”
“你的罪证在我手里，我还没给任何人看过，你还有救，你只要……”
“不！不！”
“不？昨天夜里已经已经了！……”司令得意洋洋地哼着鼻子冷笑。
“那是你强迫给我注shè了*醉剂。你这样做是不……不道德的！也违法……”
“违法？不道德？……”他哈哈大笑起来，并在转椅上急速旋转着。
“你已经那样做过了，该放过我了吧？我不……不告发你……”
“什么？”他大声喊着。“难道明天的太阳从西出？你告发我？你去告告试试！不是给你定一个阶级报复，就是给你定一个拖革命造反派头头下水的阶级异己分子，临了，我还是我！”
“你已经那样做过了……”
贾松立的膝盖和背都疼得要命，他却忍着，黄豆大的汗珠不断往下落，他听着这堂奇妙的审讯，心灵里的疼痛已经压倒了[ròu]体的疼痛。
“我做过了，我还要做。我要在你清醒的时候做，而不是在你*醉中做。要你有一个女人应该有的反应。要你扭动，要你喊叫，要你紧紧地抱着我！”
她嘤嘤地、悲惨地啼哭着，这个可怜的年轻女人吓得浑身颤抖。当一个女人象一只蹲在狼的嘴边的兔子那样无助和无望的时候，她的脆弱的思维已经完全麻木了。
贾松立真想吼叫着站起来，用背上的八块青砖砸烂这位司令官的脑袋。但他知道自己站不起来，他知道在这种时候能够站起来的人是很少的。想站起来，但站不起来，他真想立刻死在这里……他一生读过很多的书，也親身经历过很多事，在那许许多多的故事中有许许多多异化为其它什么东西的人，这些故事中的人在他的高足面前都显得黯淡无光。但他对于他的高足在人前的坦率既惊讶而又敬佩之至！他现在才明白，完全坦率的权力只属于大权在握有恃无恐的人，而且只能在弱者面前。贾松立感到比那女人还要受屈辱，他在心里叹息着说：“我是个弱者，比那女人还弱，还要可悲，不！我是个死者，已经完完全全地死了。[ròu]体和人格都已经死了！”在当时，他绝想不到他自己是一个可以保留一点记忆的人。他的学生根本就没把他当做人，所以也就不存在是不是在人前。
接下来，司令当着贾松立的面做的事，贾松立无论如何都没法向小芸茜启齿。他的学生又一次没想到，没想到这个被他判了死刑的贾松立，这个被他无视的背上压了八块青砖的幽灵会直起腰干子，穿着白大褂，做为一个人的实体回到医院来上班。对于他来说，贾松立不仅是个恢复了工作的医生，还是个恢复了人格的活见证。——真是太阳从西方升起来了！后悔总是来不及的。
——这个故事和我自己的故事能够在蜗牛壳里延续下去是有着密切关连的。没有贾松立的复活，我哪来的诊断证明书？！没有诊断证明书，我怎么能和芸茜一起缩在蜗牛壳里沐浴着柴可夫斯基洪大的音流？只好和那群水牛一起在臭水坑旁边晒太阳。
芸茜似乎没考虑过，我们俩在一起生活意味着什么？它符合哪一种道德规范？它的前景和可能的结果是什么？我可不行，几乎时刻都在想这些问题，或者说这些问题时刻都会跳进我们无忧无虑的欢乐中，扫我的兴。而她只知道这样很好，她需要我，把我从恐怖而纷扰的大牢房拖进小牢房里来了。这个小牢房是由我们自己假定的狱墙和狱规，象古人划地为牢那样，在小牢房里我们是自由的，比亿万中国人都自由。因为亿万中国人的心灵就是亿万座更森严的小牢房。我们自己把心灵的牢房打开了，至少是局部的打开了。在我们的蜗牛壳里，我们每天和窗外那个大世界相联系的只有这水管里的水，煤气管里的煤气，通过电线输送进来的电。当然，从悬挂在高楼上的高音喇叭里的声嘶力竭的口号声，警车上的警报器声，风声，雨声，哭声和样板戏的唱腔隐约可闻。这些声音时刻都在提醒我们，你们的蜗牛壳很薄，正处于铁桶一样的包围之中。芸茜好象是视而未见，听而未闻。她的全部智慧和力量都用于使自己隐蔽些，再隐蔽些，不被别人注意。这年头，受人注意有害无益。即使那些风云一时的“左派”们，如果他们稍有自知之明，也会明白，此时完全不是出风头的时候。我们绝不结交朋友，况且在中国早就没有“朋友”这个含意不清的词了。人与人不是同志就是敌人，二者必居其一。寂寞吗？
有点儿。一个人抱一本破书，轮换着看，同情书中的失败者，妒忌书中的胜利者，诅咒阻碍有情人结合的恶势力，为柔弱无依的女主人公担心……有一次，我趁芸茜外出采买生活必需品的空子，把窗户打开一个小缝，新鲜而凶猛的风同时冲进来一句口号：“最高指示：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我赶快关紧窗户，内心的悸动久久不能平静，已经什么都不想了的脑袋瓜子又傻乎乎地自问自答起来。为什么八亿人口非斗不可？不斗不行？这么说，全世界二十多亿人口，争斗永远都没有停息之日么？持久和平、人类的前景不是根本就看不到了吗？我有点明白了，人多必斗，不斗不行，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内容就是组织批斗，挑动群众斗群众，文斗，武斗，七斗八斗，批倒斗臭，因而创造出斗的哲学。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看来，看别人斗的人可能是其乐无穷的，比起唐明皇、杨贵妃看斗雞、斗蟋蟀要过瘾得多。
甚至比罗马皇帝看角斗士的人人之斗、人牛之斗还要快乐得多。因为现代人斗的方式方法可是无奇不有，恐怕连那些挑起这场旷古未闻的、空前规模大斗的人们也都想不出，斗到现在，连阶级斗争学说已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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