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和市”之上。史载：“既绝岁赐，复禁和市，羌中穷困，一绢之直，至十余千。……既通和市，复许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传闻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③。
绝“岁赐”、禁“和市”，西夏物价飞涨，生灵穷困，反之，“始有生理”，两相对照，说明了西夏对宋经济依赖的严重性。
西夏不仅在经济上对宋朝存在比较严重的依赖性，而且对金朝也存在着一定的依赖性。这主要表现在对金边境的榷场贸易之上。金先后于兰州、保安、绥德、东胜、环州等地设置榷场，置场官管理①。西夏通过榷场、走私，以及夏使至金，“许带货与官商交易”②，从而获得必要的生活用品。
由于西夏在经济上对其邻国存在着依赖性，因此，在外交上不能不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兹以元昊对宋朝的态度为例。宋末元初的史学家马端临云：“元昊倔强构逆，兵势甚锐，竭天下之力，不能稍挫其锋；然至绝其岁赐、互市，则不免衣皮食酪，几不能以为国，是以亟亟屈服”③。
元昊在对宋战争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之所以主动要求纳款称臣，“亟亟屈服”，固然原因颇多，但与西夏在经济上对宋存在着较大的依赖性有着很大的关系。
西夏历史特点之三，是民族矛盾经常处于主要地位，对外战争频繁。
西夏自1038年元昊建国至1227年末主■灭亡，首尾190年。在这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西夏同它的几个主要邻国——宋、辽、金、蒙均发生过大小不等的战争。另同吐蕃唃厮罗也多次兵戎相见。在同邻国的战争中，尤以宋夏战争时间最长，次数最多，其影响与后果也最大。西夏自景宗元昊立国到崇宗乾顺同宋高宗缔结和约，历时91年（1038—1128年），双方和平共处仅26年，其余75年时间均处于交战状态。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总计战争15次。其中比较著名规模较大的战役计有元昊时期的好水川之战，三川口之战，定川砦之战。惠宗秉常时期的灵武之战和永乐之战，以及徽宗时期宋夏争夺横山地区的斗争。
长达75年的战争，归纳起来，大体上有如下特点：战争时断时续，中间呈间歇状态；其主要战场集中于今陕西北部、甘肃东部，以及宁夏南部地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但两国信使却照常往来，“朝贡”与“回赐”也很少间断；较量的结果，互有胜负，势均力敌，谁也不能消灭对方。
除了对宋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外，至襄宗安全统治时期，夏金双方又发生了长达13年（1210年8月—1223年7月）之久的战争。在13年里，双方大小战争约25次，其中规模较大的为4次，平均每年2次。
在夏金战争激烈进行的同时，蒙古成吉思汗也发动了旨在灭亡西夏的战争。蒙夏战争首尾23年（1205年3月—1227年7月）先后爆发了8次重要战争，这些战争无一例外地均以蒙古的胜利而结束。
除了上述战争外，在景宗元昊和毅宗谅祚统治期间，还同辽发生过两次较大的战争，另同吐蕃唃厮罗5次兵戎相见（元昊时2次，谅祚时3次），前两次以西夏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后3次以西夏的失败而结束。
频繁的战争，给西夏及其邻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与影响。
首先，它破坏了西夏同其邻国人民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使其人民惨遭屠戮，流离失所。史载：“自元昊叛，河西之民迁徙以避兵，因留雄勇津，循河上下，侨寓者众，公躬训谕安辑之，俾还故业”①。
说明元昊发动对宋战争，使本国人民不得安宁，饱尝颠沛流离之苦。至于宋朝人民，受害更大，死伤惨重。“关中之民，自经西事以来……亡失太半”①，说明战争给宋朝沿边人民带来的灾难超过西夏人民。
第二，使西夏及其邻国元气大伤。如西夏同金长期混战，元气大伤，由强变弱，最后因无力抵御蒙古的进攻而灭亡。蒙西战争的结果，使西夏“田野荒芜，民生涂炭”②，“耕织无时，财用并乏”③。
第三，阻碍了西夏同邻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如元昊对宋战争，虽然三战三胜，然“人畜死伤亦多，部落甚苦之；又岁失赐遗及沿边交易，颇贫之”④。既失宋朝“岁赐”，又“丧沿边交易”，使西夏本来就比较脆弱的社会经济，更加陷入困境。
总之，西夏对外战争频繁，在较长的时间里，破坏了其休养生息的安定环境，妨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消耗了国力，影响了西夏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尤其在它的初期和后期），使本来可以发展较快的社会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历史的进程。
西夏历史特点之四，是文化上的多源与儒学佛教的兴盛。
所谓文化上的多源，即西夏文化渊源于汉族、吐蕃、西域文化，即长期吸取这些文化的养料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但以吸收汉文化的养料为主。
西夏文化大量吸收汉文化，同汉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为当时西夏人所公认。西夏仁宗时的党项人骨勒茂才在其《蕃汉合时掌中珠》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自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语言不通故也”。又云：“论末则殊，考本则同。”
一语道破了西夏文化同汉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
西夏文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西夏字、音乐、绘画、建筑、雕塑等方面。如西夏字的形体明显模仿汉字，以汉字为依据，参照党项民族语言的特点而造成，音乐深受唐宋影响，等等。
西夏文化受吐蕃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佛教主要来源于中原，其次来源于吐蕃；军制的最小单位为“抄”，由“正丁”和“负赡”组成。这种“正丁”和“负赡”，来源于吐蕃的“组”和“仆役”①。至于监军司的设立，则与吐蕃王朝，“在（其）东北和极西境地区建立的军镇组织”②，十分类似；服饰：如元昊“衣白窄衫，毡冠红果顶，冠后垂红结绶”③，既受吐蕃赞普服饰的影响，同时也参考了回鹘可汗的服制。
西夏文化受西域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回鹘僧人翻译佛教经典之上。一些著名的回鹘僧人在元昊、秉常时期，先后负责主持佛经的大规模的翻译，对西夏文化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西夏统治者早在李继迁时，就注意吸收儒学有识之士为己用，至元昊时，除了注意搜罗儒学有识之士加以重用外，还将一些儒学著作翻译为西夏文，从中吸取对其统治有益的东西。西夏儒学经过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及崇宗乾顺的提倡，到仁宗仁孝之时已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乾顺、仁孝时大力振兴学校，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各种学校（包括小学、太学、内学，等等），同时注重发展科举制度。通过兴学，发展科举，遵孔读经，不仅为西夏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还为元朝统治者储备了很多人才。其人才之盛同辽金比较，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夏佛教的兴盛突出表现在广修寺庙和佛事活动的频繁之上。
西夏佛寺极为普遍，“名存异代唐渠古，云锁空山夏寺多”①。这是对首都——兴庆府（今银川市）水利发达、广建寺庙的生动写照。至于西夏全国各地所建寺庙，几乎到处都有。有的是对佛教旧址的修葺，有的则属新建。在众多的佛寺中，其中最著名的有兴州的戒台寺、高台寺、承天寺、凉州的护国寺、甘州的卧佛寺，等等。
西夏除了重修和新建了不少寺庙外，还重建和改建了不少石窟。据有关专家统计，西夏在占领瓜、沙后，对莫高、榆林两地石窟，大约重修和改建了70余座。这些石窟为西夏各个时期各阶层的善男信女们顶礼膜拜，从事宗教活动的佛教圣地，对于宏扬佛法，宣传佛教的唯心主义思想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西夏统治者带头崇奉佛教，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老百姓信仰佛教，从事各种佛事活动者与日俱增。正如党项人骨勒茂才所记载：“亲戚大小，性气不同，或做佛法，修盖寺舍，诸佛菩萨，天神地p祇，璎珞数珠……供养烧香……入定诵咒，行道求修”②。
这是对西夏老百姓信仰佛教的生动写照。我们从中看到了西夏百姓从事各项佛教活动的盛况①。
六、西夏的历史地位西夏在我国古史中究竟应该占有怎样的历史地位？有一种观点持否定态度。如宋末元初著名的史学家马端临云：“河西之地，自唐中叶以后，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虽骁悍如元昊，所有土地过于五凉，然不过与诸蕃部落，杂处于旱海不毛之地，兵革之利，财货之殷富，俱不能如曩时。是以北事辽，南事宋，仅足以自存”。②马氏不仅从经济上完全否定了西夏的历史地位，而且全盘否定了中唐以后所有统治过河西地区的一切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作用，这种带有严重民族偏见的评价，显然是不正确的。
与上述观点相反，当代一些史学工作者，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评价西夏的历史地位、程度不同地肯定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和贡献。如王忠先生认为：“西夏的兴起并不完全是消极和反动的历史逆流。在祖国各族人民互相融合为一个民族大家庭的过程中，党项族作为一个历史的力量是有贡献的”③。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史学家对西夏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似乎都主张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但究竟应当从哪些方面去进行肯定，则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对于该问题，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肯定。
第一，西夏所进行的局部统一，为祖国西北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文教的昌盛，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并为元朝的大统一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西夏自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后，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其疆域也在不断扩展，至景宗元昊时领有22州，方圆约2万余里。至仁宗仁孝时至少实际领有32州，方圆超过2万余里。（详前）
西夏之所以能逐步统一西北大部地区并非偶然，而是“番汉杂处”的西北各族经过近200年的长期自然同化，不断冲突融合的结果。自唐末开始，一直到明初，为我国第三次民族大冲突大融合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总趋势是从分裂走向统一，而世居西土“恩信孚部落”的西夏王族——鲜卑拓跋部，利用党项羌的力量，凭借着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和较强的组织能力，顺应着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在这一带经济文化发展接近内地的基础之上，逐步消灭异己而最后完成的。
西夏的局部统一，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为元王朝的空前大统一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历史的实践表明，没有唐末五代的大动荡，大分化及其局部统一，就不可能有宋初的统一；同样，没有辽、宋、西夏、金的局部统一，及其又冲突又融合，以及漠北草原上的强大的蒙古部落，异军突起，去打破宋、西夏、金三足鼎立的割据均势，也就不可能有元朝的空前大统一。
第二，西夏的立国对祖国西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西夏对祖国西北地区的开发，突出表现在西夏农业的发展上。西夏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为兴州、灵州、凉州、肃州等地，其次为横山、天都山和马衔山一带。
西夏农业的成就概括地说，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即采用汉族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知识。其农业均为木柄铁器所构成，与宋农民所用生产工具并无二致；牛耕的普遍使用。其牛耕用二人抬杠，一人扶犁进行操作。与内地汉民完全一样；水利灌溉发达。西夏统治者，除了注意修复旧渠之外，还修了一些新渠，如“昊王渠”等；开垦荒地。西夏开垦荒地，见于记载的多数在宋夏沿边毗邻之处，即用侵耕宋地的办法，去达到扩大耕地面积的目的。其侵耕之地计有宋河东路麟州（今陕西省神木县北）屈野河及大理河东葭、芦境上一带。侵耕的结果，激化了宋夏矛盾；生产了大量粮食。由于水利的兴修，各地农田及时得到了灌溉，“岁无旱涝之虞”①，加上牛耕的普遍使用和采用汉人先进生产技术，因此，西夏生产了大批粮食。这些粮食除食用部分外，被储存于公私粮窖之中。西夏粮窖早在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时即已见于记载，此后，随着农业的发展，这种粮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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