窖越来越多。粮窖的增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农业的发展。
西夏农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和意义。首先，西夏农业的发展，使党项族从内迁前的逐水草而居，“不知稼穑”②，到建国前的逐步农耕化，以及建国后农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这在党项族的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其次，由于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手工业商业的繁荣，从而增强了西夏的国力，使西夏有可能自立于民族之林。西夏与辽、宋、金之所以能够长期鼎立，原因固然很多，但与西夏农业的发展，经济上基本自给自足，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三，通过公私贸易，加强了西北边疆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丰富了边疆、内地各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有利于宋夏边界的安宁。
宋夏的经济交流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计有定期朝贡，在宋夏沿边之处设立固定的贸易机构——榷场，以及次一级的商场——“和市”，此外，还有“窃市”，即宋夏沿边军民的私下交易。
宋夏文化交流，自宋输入西夏的计有佛经、“九经”（指《书经》、《诗经》、《春秋》、《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宋历和时服，等等。自西夏输入宋的属于物质文明的计有神臂弓、夏人剑，等等。
宋夏经济文化交流对于宋夏双方起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
作用之一，给宋夏两国带来了物质上的好处。尤其对于比较落后的西夏来说，作用更大。正如范仲淹在其《答赵元昊书》中所指出：“大王之国，府用或阙，朝廷每岁必有物帛之厚赐，为大王助。……又马牛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有无交易，各得其所”①。
作用之二，是对于互通边情，维护宋夏边境安宁起了一定的作用。如宋通过沿边互市，以缯锦换取蕃部马，可以“利戎落而通边情”，反之，如果取消互市，就会引起边境蕃部“猜阻不安”，很难维持边境安宁。
作用之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和丰富了宋夏人民的生活。正如宋臣苏辙指出：“既通和市，复许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传闻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①表明西夏人通过至宋首都及宋夏沿边和市，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获益良多。西夏人民获利如此，宋朝内地尤其是沿边人民得此经济交流好处，概可想见。
其历史作用之四，是西夏文教昌盛，不仅为西夏自身培养了大批文武人材，而且为元朝统治者储备了大量有用人才。西夏在文教方面富有成效的努力，对于提高西夏境内各族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西夏立国之前，主要通过礼贤下士，延揽人才，以及吸收宋朝投奔过来的失意知识分子，去建立其统治机构。如李继迁时既引“张浦为谋主”，又“纳灵州叛人郑美”②，授以指挥之职。立国之后，元昊除继续采用上述办法外，还开始设立蕃学与汉学，即通过兴办学校去培养人才。乾顺时通过同时兴办蕃学、国学，为国家培养了更多人才。仁孝时，除了在中央和地方继续兴办学校外，还大力发展科举制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由于西夏统治者建国伊始，就创建学校，振兴文教，尤其是经过乾顺、仁孝时期对文教事业的发展，因此，至西夏末期，人才辈出，不仅自身不乏人才，而且为元初蒙古统治者储备了不少人才。
西夏灭亡后，一批文化素养较高的西夏人，活跃在元代的历史舞台上，充当了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重要官员。这样的西夏人到底有多少？据有的同志初步统计，见于记载的约有370余人③，说明西夏人才之盛。
西夏知识分子活跃在元朝的历史舞台上，对于蒙古人的汉化，以及蒙汉文化的融合，起了加速和促进作用。这种历史作用正如陈登原先生所指出：“西夏人才，初虽有资于宋，其后亦卓然有所自己，并曾启迪金源，蒙汉文化混合，西夏与有力焉”①。
①《宋史》卷85，《地理志》。
①袁震：《宋代的户口》附表三，《历史研究》1957年第3期。
②《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集》卷4，《再论置兵御贼札子》。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丙戌。（以下简称长编）。
④《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二月丙戌。
①《长编》，卷142，庆历三年七月辛亥。
②《辽史》卷37，《地理志》4。
①《宋史》卷480，《高昌国》。
①《宋史》卷490，《高昌国》。
②《宋史》卷490，《高昌国》。
①张方平：《乐全集》卷22；杨仲良：《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0。
②沈括：《梦溪笔谈》卷25，《杂志》2。
③李远：《青唐录》，见陶宗仪《说郛》卷35。
①李远：《青唐录》，见陶宋仪《说郛》卷35。
②《宋史》卷492，《吐蕃传》。
③以上进贡次数、物品，散见于《宋会要辑稿》、《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
①《宋会要辑稿》第197册，《蕃夷》4至59。
②《宋史》卷488，《大理国》。
③《宋史》卷488《大理国》。
①参阅拙作：《关于元昊若干问题的探讨》，载《宁夏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①田况：《儒林公议》。
②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计有前苏联学者聂历山和我国学者罗福成，等等。
③持有这种观点的有王静如、吴天墀诸先生。
①《蔡忠惠公文集》卷19，《论不利攻战》。
①《长编》卷124，仁宗宝元二年九月。
②赵汝愚：《诸臣奏议》卷332，《边防门·欧阳修上仁宗论庙筭三事》。
③《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月戊辰。
①《西夏书事》卷18。
②王称：《东都事略》卷128，附录6，《西夏》2。
①《金史》卷134，《西夏传赞》。
②戴锡章：《西夏纪》卷28，跋文引李纲话。
①《长编》卷123，宝元二年六月乙亥。
②《长编》卷159，庆历三年正月乙卯。
③曾巩：《隆平集》卷20，《西夏传》。
①《长编》卷120，仁宗景■四年十二月。
②《西夏书事》卷35。
①《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吴天墀：《西夏史稿》附录二，《西夏州名表》。
①《宋史》卷264，《宋棋传》。
②《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西夏书事》卷42。
①参阅拙作：《试论西夏的历史分期》——兼谈西夏立国方针的转变。《甘肃社会科学》1992年5期。
②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载甘肃师大学报副刊《历史教学与研究》，1959年第5期。
①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39—165页。
②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书前《说明》，及正文第四章。
③《旧唐书》卷298，《党项传》。
① ②《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③《隋书》卷83，《西域·党项传》。
④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第11页，马克思原注，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①《旧五代史》卷138，《党项传》。
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2页。
①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载《甘肃师大学报》副刊《历史教学与研究》，1959年第5期。
②《宋史》卷491，《党项传》。
③《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西夏纪》卷8。
①《西夏书事》卷4。
②《西夏书事》卷8。
①参阅拙作：《西夏蕃官刍议》，1985年《西北史地》第2期。
②《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参阅《宋史·食货志》和《辽史·地理志》有关宋、辽疆域的记载。
②《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癸亥。
③《西夏书事》卷7。
④《宋史》卷335，《种谔传》。
①《西夏书事》卷2。
②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50，《论西夏札子》。
③苏辙：《栾城集》卷39，《论西夏事状》。
①《金史》卷50，《食货志》。
②《西夏书事》卷38。
③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2，《古雍州案语》。
①《折继闵神道碑》，转引自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①《温国文正公文集》卷38，《横山疏》。
②《金史》卷134，《西夏传》。
③《西夏书事》卷41。
④司马光：《涑水纪闻》。
①参阅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
②（匈）乌瑞著、荣新江译：《KHKOM（军镇）：公元七至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
③《长编》卷115，景祐元年十月丁卯。
①《嘉靖宁夏新志》卷7；李梦阳：《夏城漫兴》。
②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
①参阅拙作：《试论西夏的历史特点》，载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中国民族研究》第2辑。
②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2，《古雍州案语》。
③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
①《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隋书》卷83，《党项传》。
①《范文正公文集》，卷9。
①苏辙：《栾城集》卷39，《论西夏事状》。
②《西夏书事》卷6。
③参阅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物表》，载《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①陈登原：《国史旧闻》第2册，第407页《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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