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谈论事。甚至一个不懂事的佣妇来我房里的时候，我也要问她外面变成了什么景象，街上有没有挂白旗。我恨不得立刻跳起来，去看看这大转变后的新世界，满足我的兴奋的好奇心情。
我再三向父要报纸看，父却不许可。医生说我的身还是十分虚弱，看书看报是应该绝对禁止的。但是在病上，整日夜闭目想象外部世界的奇异变象，想象报纸上用大字标题登载着的惊人新闻，我委实是不能忍耐了。有一天，合家人正在午饭的时候，我的房里没有人。我从病上奋力爬起身，一步一歪地走到了病室对面我父的书室里。我在桌上偷了一份《时报》，就折回到病室里。还没有回到上，我已昏迷不省人事了。待母进房来的时候看见我晕倒在地上，手中拿着一份《时报》，全家都着急起来。忙扶我到上，请了医生来，总算又把我救过来了。但是以后就绝对不许我看报，而且不让我一个人在房里。
又过了一个多月，我的病算是完全好了，只是瘦弱，没有气力，一九一二年的一月一日，清廷逊位，孙中山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我的父本也是“新”，到这时他再不犹豫了。他选定了一个吉日，叫了理发师来，替合家男子剪发。父是第一个剪去辫子。自然这一回父不再主张“身肤发，受之父母”的大道理。
那时我已经能从上起来，准备在我的父叔父之后，剪掉我的小辫子。但是当我起来照了一下镜子，发见那我认为奇耻大辱的猪尾巴，早已不见了。原来一场大病，把我的几根又黄又短的头发，的干干净净，我已成了一个秃头。因此直到了最后，我还是没有机会表现我的发辫的革命。我相信我一生没有比这一件事失望更大的。
至今回想，我是一个多么赢弱的孩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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