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以为女诗人金子小姐消声匿迹了，没想到她劲头大着哪，“陈克文的文联”（金子小姐语）才成立没多久，她就纠集起一帮人马，另立山头，组织了一个“南加州中文笔会”，对着干上了。速度之快，效率之高，绝对令人惊叹。
又一个没想到的是，蒙金子小姐垂爱，居然从电话簿上查到了我办公室的号码，给我打起电话来。这回的态度跟上次让我“坦白交代”那种口气大不一样了，第一句话就是：
“喂，我是金子啊。听说你接团发财了？”
“怎么着，你是要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信，揭发我们诈骗国家外汇呢，还是要把我当土豪斗争一番？”
她倒也直。“你太逗了，我哪有那本事啊。我是来请你参加我们的‘笔会’。”
“笔会？我既没笔，也不会，我是混子、骗子，被同伙吹嘘成这个那个的。”
她爽朗地（也有些无耻地？）大笑起来。“小流啊，过去的事就不提了，向前看嘛。咱们原来闹了点误会，有人挑拨。”
我又说：“明说了吧，你是不是以为我成大款了，想让我捐钱？我也明告诉你，我是接了个团没错，但挣的是一点血汗钱，离发财还远得很呢，你就别打我的主意了。”
金子一听，厉声高叫道：“刘小流，别跟我来这套！谁稀罕你那两臭钱哪，我认识的有钱人多了，你算什么呀。”停了一下，她放缓语调，说：“我金子别的不敢夸口，你打听去，艺术就是我的生命，金钱在我眼里如粪土一样。我跟你，是想以文会友，一起在海外文坛上做点事，你别把好心当成了驴肝肺。”
我说：“那你找错人了，在我眼里，金钱才是命根子，艺术一钱不值。我根本不想在什么海外鸟儿文坛上做事，也不知道又打哪儿蹦出来个海外文坛。”
金子气量真大，我以为她会破口大骂，摔了电话，就行了。结果她没摔。
“小流啊，我知道你这是气话，你还不了解我，以后会慢慢了解的。咱们都是北京的，有什么话不好说呀。上海人顶精了，尤其是那个陈克文，成天打自己的小算盘，他要跟你交朋友，一定是要打你的主意的，你跟着他跑肯定没有好结果。不信你就看。”她又说：“那天开会的事我跟他没完。我已经请了律师了，先打刑事官司，再打民事的。刑事的，我控他两项罪，殴打伤人和性騒扰。民事的，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他打你了吗？”
“当然打了，好多人都親眼看见了，而且我rǔ房上现在还留着伤呢，不信我哪天让你看。”
“别看了，我信，我全信。”我赶紧说。
※※※
为了应付金子笔会的挑战和挖墙角，陈克文在家里召开紧急理事会，研究对策。我说有事，想请假，陈克文不答应，死说活说让我非去不可。
有点意外的是，在陈克文家遇到了埃娃，她说她是来找陈太太的，“碰巧”赶上我们开会。多日不见，她胖了点儿，但皮肤光润，倒显得年轻了。
她说：“听说你发财了，把老朋友都忘了。”
“这是哪儿来的这么多流言蜚语呀，第一我没发财，第二我永不忘旧。”
她听了，又是那样没来由地，嗲声嗲气地乱笑。
我简单地说了我最近的情况，强调忙，这也是实情。然后问她怎么样？
“还老样子啊，”她说，“我们这种人能怎么样呢，对不对？哪比得了你这个大忙人呀！”
正说着，陈太太过来了，对我说：“刘先生，稀客呀，好久见不到人啦。埃娃问了我好几次，说打电话也没人，急得咧……”
埃娃打她一巴掌，说：“去，谁急啦？我什么时候问过你啊？”
陈太太笑着说：“好好好，没问没问，我记错了，好了吧……”她的女高音像装上扬声器一样在整个房间里回响。
会议开始，陈克文先介绍了一番“敌情”，据他说，金子的活动“十分猖撅”，在好几家报纸、包括香港的一家杂志上，撰文或者接受采访，把那次大会和他本人说得一无是处，“杀伤力很大，影响很不好”。现在金子改变了策略，把火力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对其他人则拼命“拉拢腐蚀”。他要大家讨论一下该怎么办。
神经质的女作家第一个发言，她叫羽翎，这是那天选理事时，陈克文让我投她的票我才知道的。她说：“首先，我觉得作为作家艺术家，从本质上来说都可以叫做个体劳动者，作为个体劳动者，既有排他性，又有親和性，我们每个人都在单独的从事自己的工作，所以应该说彼此之间是没有什么利益冲突的。”她每一句话都说得极快，但一句话和一句话之间，却往往出现长时间的停顿，我想，这并不是因为她思路不畅，说完一句想不出下一句，相反，倒是因为她思维太快了，嘴巴反而跟不上，得花时间追忆，才能保持讲话的连贯性。
“所以，”她接着说，“我本来以为，文联就像一个大家庭，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个互相交流。互相切磋的机会和场所，我是抱着很大的热情从始至终参加了有关活动的。可是我非常痛心地看到，从一开始，这里就成了人们追逐名利的舞台，成了互相欺诈、互相排斥、作交易搞关系的市场，人性的丑陋在这里暴露无遗。我觉得很可笑，这样一个纯粹的民间同仁团体，说利吧，既不能定级别、分房子、享受待遇，又不能赚大钱；说名呢，其实就咱们这几个当事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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