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后的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新交的朋友去帕萨迪纳老城的一家酒吧玩儿。这家酒吧的一层摆了几张台球桌，我们先在吧上喝了一会儿酒，等到其中的一张台球桌空出来了，就去打台球。这时，门外进来了四、五个客人，当他们从我们身边走过时，我听到有人叫了一声：“嗳，刘小流！”我一看，原来是埃娃，另外几个都是白人。埃娃脸上有几分惊喜，我们握了握手，她把其中一个黄头发的大高个子拉过来，像拍一头驯顺的大狗似的拍着他的肩膀，说：“这是我丈夫，汤姆。”然后又向汤姆介绍了我。
“嗨，密斯特儿刘，你好吗？”汤姆说，使劲儿握了一下我伸过去的手。
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来，大约在四十到六十之间吧，身体非常结实，脸像烫过的龙虾一样粉红粉红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我们随便聊了几句，他把其他人也给我一一介绍，还对他们说自从娶了埃娃以后，到哪儿都能碰到中国親戚。他看上去性格开朗，说话的时候一直搂着埃娃的肩膀，还不时跟她相视而笑，粘糊极了。然后我们又握了手道别，他们就上楼去了。
没过多久，只见埃娃一个人从楼上走了下来。她没多大变化，气色不错，人显得挺精神，还像原来一样笑嘻嘻的。我们俩退到边上，靠墙站着。
“你好吗？”她问。
“挺好。你呢？”
“也挺好。”
一时有点尴尬，找不到什么话说了。
“你……”我们俩同时说道。
她笑起来：“你先说。”
“你老公不错啊。”我说。
“满乖的。”停了一下，她问我：“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啊？不解放台湾不结婚。”
她用手捂着心口前仰后合地笑了好半天。
“你坏！”她说。
“喝点儿什么吗？”我问。
“马提尼怎么样？”
“好啊。”她扬手招了招侍者：“两杯马提尼。”酒送来以后，她抢在我前头付了钱。我们各端了一杯，碰了一下。她目光亮亮地看着我，说：“还记得吗？”
“什么？”
“马提尼。”
“哦，咱们第一次见面就喝的马提尼是吧？那是我调的，比这好喝。”
“干杯吧。”
“慢慢喝，这酒太厉害。”
她看了我一眼，举起杯子，一口喝干了。
“你也干。”她说。
“我不干。”
“快嘛，真是的……”
我也干了。
她问：“你常来这里吗？”
“常来。”
“下次我也来跟你们一起玩呀。”
“可以呀。”
她捏了捏我的手，说：“那我先上去了，你电话什么都没变吧？”
“没有。”
她伸开两臂和我拥抱了一下，我吻了吻她的脸，我闻到她身上用的香水还是从前的那个牌子。
※※※
我们的诉状早已经递到法院去了，正在等候开庭。据红毛儿律师说，以他的经验，我们胜诉的把握非常大，因为他曾经办过一个和我们几乎一模一样的案子，赢了，根据美国的法律，他在法庭上可以引用这个案例，他想不出谁还能驳倒他。蔡显宗欢欣鼓舞，说，我这个人，要嘛就什么也不做，要做，就要有十分的把握才去做，有九分都不会做，我比一台586电脑都精密。
在此之前，大明和米雪儿请我吃过一次饭，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做最后的努力，软化我的意志，把我拉回到他们那边去。大明了解我的弱点，主要是从感情上打动我。米雪儿还掉了眼泪。但是我丝毫不为所动。我对米雪儿说，收起你这一套吧，你就是流出一吨的眼泪，也休想再骗取我的友情。大明显得非常生气，但很克制，一直没有发作，也许是有了米雪儿的调教，将来还能变得更加老辣吧。从这次以后，我们的关系就算彻底破裂了，也一直没再见过面。大明在洛杉矶散了好多关于我的坏话，我听到以后，就像刮过耳边的风，根本不在乎了。
使我多少还感到惊讶的是，我刚刚听说，大明和米雪儿结婚了，上礼拜六举行的婚礼，在一家粤菜餐厅里摆了几十桌酒席，请的乐队和牧师，车队经过小台北的大街时，交通堵塞了十几分钟。米雪儿是用了什么办法收伏这头野牛的呢？这可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也许就是那次为了跟我们斗法，大明用了米雪儿一回，从此就自己给自己做下了套儿，到他发现自己跌迸了陷阱以后，已经悔之晚矣，早被套牢了。告诉我这事的朋友说你把人家想得也太险恶了，我瞧大明挺高兴的，对米雪儿特好。我说那米雪儿的段数就更高了，佩服！佩服！
反正这就是我的偏见，说说也不犯法。
自从“国际名流”拆伙以后，我又搬回到小台北的那座办公楼，还和周珊珊是邻居，只不过不在同一层了。北京的关系都是大明的，我根本接不上，所以原来的生意也做不了了，盘算一番，只有还开旅行社。于是，我租了两间办公室，买了几台电脑，雇一位小姐，重操旧业。
转了一大圈，又原封不动地转了回来，我自己想想，也觉得这事儿有点滑稽。唯一不同的是，这回我有钱了，是一个人当老板，再也不找什么鸟儿合伙人了。所以，毕竟也算有了一点点微小的长进吧，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所谓“螺旋式上升”？
我琢磨着要想赚钱，还得从大陆接团，否则只在本地卖两张机票，连小姐的薪水都不够。我翻开名片夹一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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