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事大小迁升，选人视此。”又定监物务入亲民，次升通判，通判升知州，皆用举者。举数不足，毋辄关升。
庆历三年，从辅臣范仲淹等奏定磨勘保任之法：自朝官至郎中、少卿，须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迁。其后，知谏院刘元瑜以为适长奔竞，非所以养廉耻，乃罢之。八年，诏近臣论时政。翰林学士张方平言：“祖宗之时，文武官不立磨勘年岁，不为升迁资序。有才实者，从下位立见超擢，无才实者，守一官十余年不转。其任监当或知县、通判、知州，至数任不迁。当时人皆自勉，非有劳效，知不得进。祥符之后，朝廷益循宽大，自监当入知县，知县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两任为限；守官及三年，例得磨勘。先朝始行，未见有弊。及今年深，习以为常，皆谓分所宜得，无贤不肖，莫知所劝。愿陛下稍革此制，其应磨勘叙迁，必有劳绩；或特敕择官保任者，即与转迁；如无劳绩又不因保任者，更增展年。其保任之法，须选择清望有才识之人，命之举官。如此，则是执政之臣举清望官，委清望官举亲民官。凡官有阙，惟随员数举之，庶见急才爱民之意。”
嘉佑六年，下诏曰：“朕观古者治世，牧民之吏，多称其官，而百姓安其业。今求材之路非不广，责善之法非不详，而吏多失职，非称所以为民之意。岂人材独少而世变殊哉？殆不得久于其官故也。盖智能才力之士，虽有兴利除害、禁奸劝善之意，非假以岁月，则亦偷不为用，欲终厥功，其路无由。自今诸州县守令，有清白不扰、政迹尤异而实惠及民者，本路若州连书同罪保举，将政迹实状以闻，中书门下察访得实，许令再任。”
英宗治平三年，考课院言：“知磁州李田，再考在劣等。”降监淄州盐酒税务。坐考劣降等，自田始。考绩，旧，审定殿最格法，自发运使率而下至于知州，皆归考课院，专以监司所第等级为据；至考监司，则总其甄别部吏能否，副以采访才行，合二事为课，悉书“中等”，无高下。
神宗即位，凡职皆有课，凡课皆责实。监司所上守臣课不占等者，展年降资；而治状优异者，增秩赐金帛，以玺书奖劝之。若监司以上，则命御史中丞、侍御史考校。凡县令之课，以断狱平允、赋入不扰、均役屏盗、劝课农桑、振恤饥穷、导修水利、户籍增衍、整治簿书为最，而德义清谨、公平勒恪为善，参考治行，分定上、中、下等。至其能否尤殊绝者，别立优劣二等，岁上其状，以诏赏罚。其入优劣者，赏罚尤峻。继又令：一路长吏，无甚臧否，不须别为优劣二等，止因上、中、下三等区别以闻。是时，内外官职，各从所隶司以考核，而中书皆置之籍。每岁竟，或有除授，则稽差殿最，取其尤甚者而进退之。
熙宁五年，遂罢考课院。间遣使察访，所至州县，条其吏课。凡知州、通判上中书，县令上司农，各注籍以相参考。惟侍从出守郡，听不以考法，朝廷察其治焉。元丰元年，诏因劳效得酬赏，皆分五等，有司受其等而差进之。初一等，京朝官、大小使臣皆转一官，选人资历深者改京朝官，资浅者循两资。次二等，随其官高下升资，或减磨勘年。惟军功、捕盗皆得改次等。京朝官自三等以下，赏以差减。若一人而该两赏，许累计其等以迁。三年，诏：“御史台六察按官，以所纠劾官司稽违失职事多寡为殿最，中书置簿以时书之，任满，取旨升黜。”
元佑初，御史中丞刘挚言：“近者，朝廷主察名实，行综核之政，下乃承之以刻；主行教化，扩宽洪之泽，而下乃为苟简。先此追罪监司数人，为其掊敛害民耳；而昧者矫枉过正，乃欲以缓纵委靡为安静。请申立监司考绩之政，以常赋登耗、郡县勤惰、刑狱当否、民俗休戚为之殿最，岁终用此以诛赏之。”文彦博又奏：“《唐六典》所载，以德行、才用、劳效三类察在选之士，参辨能否。今之选格特多，举主、有军功，斯为上矣。然举主可求，军功或妄，何可尽据？请委吏部尚书侍郎依仿三类，第其才德功效，送中书门下覆验，取其应选者，引对而去留之。”诏令近臣议，议者请用《元丰考课令》，第为高下，以行升黜，岁毋过五人。后改立县令课，有“四善”、“五最”之目，及增损监司、转运课格，守令为五等减磨勘法。初，元佑尝立吏、户、刑三部郎官课。崇宁间，言者乞仿周制，岁终委省、寺、监、六曹之长，各考其属，稽其官鄙，而三年遂校其勤惰，行赏罚焉。
大观元年诏：“国家休养生民，垂百五十年。生齿日繁，而户部民籍曾不加益，州县于进丁、入老，收落失实，以故课役不均，皆守令弛职，可申严《考课法》。”然其考法，因时所尚，以示诱抑。若劝学、垦田、植桑枣、振贷、葬枯、兴发坑冶、奉诏无违、诱进道徒、赋税趣办、能按赃吏，皆因事而增品目，旧法固不易也。但奉行不皆良吏，以请谒移实者亦多。
绍兴二年，初诏监司、守臣举行考课之法。时郡县数罹兵燹，又命以“户口增否”别立守令课，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分三甲置籍。守倅考县令，监司考知州，考功会其已成，较其优劣而赏罚之。五年，立县令四课：曰纠正税籍，团结民兵，劝课农桑，劝勉孝悌。三岁，就绪者加旌赏，无善状者汰之。
臣僚上言：“守令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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