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其略有七：一曰宣诏令，二曰厚风俗，三曰劝农桑，四曰平狱讼，五曰理财赋，六曰兴学校，七曰实户口。得人，则七者皆举。今之监司，实古刺史。比年守令奸贪，监司未尝按发，玩弛之弊日甚。”而户部侍郎张致远亦言之。乃下诏戒饬监司，考察守令而举按焉。顷之，有请令江、淮官久任，而课其功过者。帝曰：“朕昔为元帅时，见州县官以三年为任，犹且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规矩，三年则务收人情，以为去计。今止以二年为任，虽有葺治之心，盖亦无暇矣，可如所奏。”是时，岁以十五事考校监司，四善、四最考校县令，违限不实者有罪。又诏监司，一岁再具所部知县有无“善政显著”、“缪懦不职”上之省。
十三年，诏淮东、京西路州县，逐考批书，若增添户口、劝课农桑、增修水利，岁终委监司覆实比较。守臣之条有九，通判之条十有四，令佐而下有差。二十五年，以州县贪吏为虐，监司、郡守不诃察，遂命监司按郡守之纵容，台谏劾监司之失察，而每岁校其所按之多寡，以为殿最之课。二十七年，校书郎陈俊卿言：“古人各守一官终身，使易地而居，未必尽其能也。今监司、帅守，小州换大州，东路易西路；朝廷百执事，亦往往计日待迁，视所居之官，有如传舍。望令有政术优异者，或增秩赐金，或待终秩而后迁。使久于其职，察其勤惰而升黜之。庶几人安其分，而万事举矣。”诏三省行之。
隆兴元年，命湖南、北路应守令增辟田畴，自一千顷以下转磨勘有差，亏者展磨勘、降名次。二年，诏淮南、川峡、京西边郡守令，能安辑流亡、劝课农桑首就绪者，本道监司以闻。乾道二年，廷臣上言：“国朝盛时，有京朝官考课，有幕职、州县官考课，其后为审官院，为考课院，皆命中书或两制臣僚校其能否，以施赏罚。望遵故事，应监司郡守朝辞日，别给御前历子。如荐贤才为几人，若为治钱谷，若为理狱讼，兴某利，除某害，各为条目，使之黾勉从事。每考，令当职官吏从实批书，代还，使藉手陛见，然后诏执事精加考核。其风绩有闻者，优与增秩；所莅无状者，罚之无赦。则贤者效职，而中下之才，亦皆强于为善矣。”帝乃命经筵官参照累朝考课之法，讲而行之。
淳熙二年，因臣僚言，沿边七路，每路以文臣一人充安抚使以治民，武臣一人充都总管以治兵。分举其职，各奏其功，任必加久，岁考优劣。一年视其规画，二年视其成效，三年视其大成，重议诛赏。臧否分为三等：治效显著者为臧，贪刻庸缪者为否，无功无过者为平。时天子留意黜陟，诸道莫敢不奉承。于是得实者皆增秩升擢，而监司、牧伯举按稽缓者辄降黜。行之十余年，不免有弊，帝因谕辅臣曰：“臧否亦有喜怒之私，如诸司以为臧，一司以为否，必从众为公，亦在精择监司，而以台谏考察之，庶乎其可也。”光宗初，诏罢其令。
宁宗以郡国按刺，多徇私情，遂仿旧制，于御史台别立考课一司，岁终各以能否之实闻于上，以诏升黜。其贪墨、昏懦致台谏奏劾者，坐监司、郡守以容庇之罪。
度宗咸淳三年，命参酌旧制，凡文武官一是以公勤、廉恪为主，而又职事修举，斯为上等，公勤、廉恪各有一长为中等，既无廉声又多缪政者考下等。其要则以御史台总帅阃、监司，监司总守、倅，守、倅总州县属官。余如戎司及屯军大垒，则总之制司；或无制司，则并各郡总管、钤辖并总于帅司。或以诸路所部州郡多寡之数，分隶转运、提举、提刑三司。守倅月一考州县属官，监司会所隶守倅，制司会戎司、军垒，遵照旧制互用文移，会其兵甲、狱讼、金谷之数，及各司属官书拟公事、拘榷钱物、招军备器之数，次月置册，各申御史台上之课籍。俟至半年，类考较前三年定为三等，中者无所赏罚，上者或转官、或减磨勘，下者降官、展磨勘，各有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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