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气，要绘图立说，来发明“幸福的摆”，自视为生路，而其实又是死因。我想，东洋思想的极致，是在不来发明这样的“摆”，不但不来，并且不想；不但不想到“幸福的摆”，并且连世间有所谓“摆”这一种劳什子也不想到。这是令人长寿平安，使国古老拖延的秘法。老聃作五千言，释迦有恒河沙数说，也还是东洋人中的“好事之徒”也。
奥国人René Fueloep-Miller的叙述苏俄状况的书，原名不知道是什么，英译本曰《The Mind and Face of Bolshevism》，今年上海似乎到得很不少。那叙述，虽说是客观的，然而倒是指摘缺点的地方多，惟有插画二百余，则很可以供我们的参考，因为图画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很难由第三者从中作梗的。可惜有些“艺术家”，先前生吞“琵亚词侣”，活剥蕗谷虹儿，今年突变为“革命艺术家”，早又顺手将其中的几个作家撕碎了。这里翻印了两张，都是I. Annenkov所作的画像；关于这画像，著者这样说——
“……其中主要的是画家Iuanii Annenkov。他依照未来派艺术家的原则工作，且爱在一幅画上将各刹那并合于一件事物之中，但他设法寻出一个为这些原质的综合。他的画像即意在‘由一个人的传记里，抄出脸相的各种表现来’。俄国的批评家特别称许他的才能在于将细小微末的详细和画中的实物发生关连，而且将这些制成更加恳切地显露出来的性质。他并不区别有生和无生，对于他的题目的周围的各种琐事，他都看作全体生活的一部分。他爱一个人的所有物，这生命的一切细小的碎片；一个脸上的各个抓痕，各条皱纹，或一个赘疣，都自有它的意义的。”
那Maxim Gorky的画像，便是上文所讲的那些的好例证。他背向西欧的机械文明，面对东方，佛像表印度，磁器表中国，赤色的地方，旗上明写着“R. S. F. S. R. ”，当然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了，但那颜色只有一点连到Gorky的脑上，也许是含有不满之意的罢——我想。这像是一九二○年作，后三年，Gorky便往意大利去了，今年才大家嚷着他要回去。
N. Evreinov的画像又是一体，立方派的手法非常浓重的。Evreinov是俄国改革戏剧的三大人物之一，我记得画室先生译的《新俄的演剧和跳舞》里，曾略述他的主张。这几页“演剧杂感”，论人生应该以意志修改自然，虽然很豪迈，但也仍当看如何的改法，例如中国女性的修改其足，便不能和胡蝶结相提并论了。
这回登载了Gorky的一篇小说，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一半还是由那一张画像所引起的，一半是因为他今年六十岁。听说在他的本国，为他所开的庆祝会，是热闹极了；我原已译成了一篇昇曙梦的《最近的Gorky》说得颇详细，但也还因为纸面关系，不能登载，且待下几期的余白罢。
一切事物，虽说以独创为贵，但中国既然是世界上的一国，则受点别国的影响，即自然难免，似乎倒也无须如此娇嫩，因而脸红。单就文艺而言，我们实在还知道得太少，吸收得太少。然而一向迁延，现在单是绍介也来不及了。于是我们只好这样：旧的呢，等他五十岁，六十岁……大寿，生后百年阴寿，死后N年忌辰时候来讲；新的呢，待他得到诺贝尔奖金。但是还是来不及，倘是月刊，专做庆吊的机关也不够。那就只好挑几个于中国较熟悉，或者较有意义的来说说了。
生后一百年的大人物，在中国又较耳熟的，今年就有两个：Leov Tolstoy和Henrik Ibsen。Ibsen的著作，因潘家洵先生的努力，中国知道的较多。本刊下期就想由语堂，达夫，梅川，我，译上几篇关于他的文章，如H. Ellis，G. Brandes，E. Roberts，L. Aas，有岛武郎之作；并且加几幅图像，自年青的Ibsen起，直到他的死尸，算作一个纪念。
（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
三
前些时，偶然翻阅日本青木正儿的《支那文艺论丛》，看见在一篇《将胡适漩在中心的文学革命》里，有云——
“民国七年（1918）六月，《新青年》突然出了《易卜生号》。这是文学底革命军进攻旧剧的城的鸣镝。那阵势，是以胡将军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胡适罗家伦共译的《娜拉》（至第三幕），陶履恭的《国民之敌》和吴弱男的《小爱友夫》（各第一幕）为中军，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为殿军，勇壮地出阵。他们的进攻这城的行动，原是战斗的次序，非向这里不可的，但使他们至于如此迅速地成为奇兵底的原因，却似乎是这样——因为其时恰恰昆曲在北京突然盛行，所以就有对此叫出反抗之声的必要了。那真相，征之同誌的翌月号上钱玄同君之所说（随感录十八），漏着反抗底口吻，是明明白白的。……”
但何以大家偏要选出Ibsen来呢？如青木教授在后文所说，因为要建设西洋式的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的文学底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还有，因为事已亟矣，便只好先以实例来刺戟天下读书人的直感：这自然都确当的。但我想，也还因为Ibsen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那时的绍介者，恐怕是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罢，现在细看墓碣，还可以觉到悲凉，然而意气是壮盛的。
那时的此后虽然颇有些纸面上的纷争，但不久也就沉寂，戏剧还是那样旧，旧垒还是那样坚；当时的《时事新报》所斥为“新偶像”者，终于也并没有打动一点中国的旧家子的心。后三年，林纾将“Gengangere”译成小说模样，名曰《梅孽》——但书尾校者的按语，却偏说“此书曾由潘家洵先生编为戏剧，名曰《群鬼》”——从译者看来，Ibsen的作意还不过是这样的——
“此书用意甚微：盖劝告少年，勿作浪游，身被隐疾，肾宫一败，生子必不永年。……余恐读者不解，故弁以数言。”
然而这还不算不幸。再后几年，则恰如Ibsen名成身退，向大众伸出和睦的手来一样，先前欣赏那汲Ibsen之流的剧本《终身大事》的英年，也多拜倒于《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的台下了。
不知是有意呢还是偶然，潘家洵先生的《Hedda Gabler》的译本，今年突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计算起来，距作者的诞生是一百年，距《易卜生号》的出版已经满十年。我们自然并不是要继《新青年》的遗踪，不过为追怀这曾经震动一时的巨人起见，也翻了几篇短文，聊算一个记念。因为是短文的杂集，系统是没有的。但也略有线索可言：第一篇可略知Ibsen的生平和著作；第二篇叙述得更详明；第三篇将他的后期重要著作，当作一大篇剧曲看，而作者自己是主人。第四篇是通叙他的性格，著作的琐屑的来由和在世界上的影响的，是只有他的老友G. Brandes才能写作的文字。第五篇则说他的剧本所以为英国所不解的缘故，其中有许多话，也可移赠中国的。可惜他的后期著作，惟Brandes略及数言，没有另外的详论，或者有岛武郎的一篇《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可以稍弥缺憾的罢。这曾译载在本年一月的《小说月报》上，那意见，和Brandes的相同。
“人”第一，“艺术底工作”第一呢？这问题，是在力作一生之后，才会发生，也才能解答。独战到底，还是终于向大家伸出和睦之手来呢？这问题，是在战斗一生之后，才能发生，也才能解答。不幸Ibsen将后一问解答了，他于是尝到“胜者的悲哀”。
世间大约该还有从集团主义的观点，来批评Ibsen的论文罢，无奈我们现在手头没有这些，所以无从绍介。这种工作，以待“革命的智识阶级”及其“指导者”罢。
此外，还想将校正《文艺政策》时所想到的说几句：
托罗兹基是博学的，又以雄辩著名，所以他的演说，恰如狂涛，声势浩大，喷沫四飞。但那结末的豫想，其实是太过于理想底的——据我个人的意见。因为那问题的成立，几乎是并非提出而是袭来，不在将来而在当面。文艺应否受党的严紧的指导的问题，我们且不问；我觉得耐人寻味的，是在“那巴斯图”派因怕主义变质而主严，托罗兹基因文艺不能孤生而主宽的问题。许多言辞，其实不过是装饰的枝叶。这问题看去虽然简单，但倘以文艺为政治斗争的一翼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解决的。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一日。）
四
有岛武郎是学农学的，但一面研究文艺，后来就专心从事文艺了。他的《著作集》，在生前便陆续辑印，《叛逆者》是第四辑，内收关于三个文艺家的研究；译印在这里的是第一篇。
以为中世纪在文化上，不能算黑暗和停滞，以为罗丹的出现，是再兴戈谛克的精神：都可以见作者的史识。当这第四辑初出时候，自己也曾翻译过，后来渐觉得作者的文体，移译颇难，又念中国留心艺术史的人还很少，印出来也无用，于是没有完工，放下了。这回金君却勇决地完成了这工作，是很不易得的事，就决计先在《奔流》上发表，顺次完成一本书。但因为对于许多难译的文句，先前也曾用过心，所以遇有自觉较妥的，便参酌了几处，出版期迫，不及商量，这是希望译者加以原宥的。
要讲罗丹的艺术，必须看罗丹的作品，——至少，是作品的影片。然而中国并没有这一种书。所知道的外国文书，图画尚多，定价较廉，在中国又容易入手的，有下列的二种——
《Th e Art of Rodin. 》64 Reproductions. Introduction by Louis Weinberg. 《Modern Library》第41本。95 cents net. 美国纽约Boni and Liveright，Inc. 出版。
《Ro din. 》高村光太郎著。《Ars美术丛书》第二十五编。特制本一圆八十钱，普及版一圆。日本东京Ars社出版。
罗丹的雕刻，虽曾震动了一时，但和中国却并不发生什么关系地过去了。后起的有Ivan Mestrovic（1883年生），称为塞尔维亚的罗丹，则更进，而以太古底情热和酷烈的人间苦为特色的，曾见英国和日本，都有了影印的他的雕刻集。最近，更有Konenkov，称为俄罗斯的罗丹，但与罗丹所代表是西欧的有产者不同，而是东欧的劳动者。可惜在中国也不易得到资料，我只在昇曙梦编辑的《新露西亚美术大观》里见过一种木刻，是装饰全俄农工博览会内染织馆的《女工》。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五夜。）
五
本月中因为有印刷局的罢工，这一本的印成，大约至少要比前四本迟十天了。
《她的故乡》是从北京寄来的，并一封信，其中有云：
“这篇小文是我在二年前，从《World's Classics》之‘Selected Modern English Essays’里无意中译出的，译后即搁在书堆下；前日在北海图书馆看到W. H. Hudson的集子十多大本，觉得很惊异。然而他的大著我仍然没有细读过，虽然知道他的著作有四种很著名。……
“作者的事情，想必已知？我是不知道，只能从那选本的名下，知他生于一八四一，死于一九二二而已。
“末了，还有一极其微小的事要问：《大旱之消失》的作者，《编校后记》上说是一九○二年死的，然而我看《World's Classics》关于他的生死之注，是：1831—1913，这不知究竟怎样？”
W. H. Hudson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新近得到一本G. Sampson增补的S. A. Brooke所编《Primer of English Literature》，查起来，在第九章里，有下文那样的语句——
“Hudson在《Far Away and Long Ago》中，讲了在南美洲的他的青年时代事，但于描写英国的鸟兽研究，以及和自然界最为亲近的农夫等，他也一样地精工。仿佛从丰饶的心中，直接溢出似的他的美妙而平易的文章，在同类中，最为杰出。《Green Mansions》，《The Naturalist in La Plata》，《The Purple Land》，《A Shepherd's Life》等，是在英文学中，各占其地位的。”
再查《蔷薇》的作者P. Smith，没有见；White却有的，在同章中的“后期维多利亚朝的小说家”条下，但只有这几句，就是——
“‘Mark Rutherford’（即Wm. Hale White）的描写非国教主义者生活的阴郁的小说，是有古典之趣的文章，表露着英国人心的一面的。”
至于生卒之年，那是《World's Classics》上的对，我写后记时，所据的原也是这一本书，不知怎地却弄错了。
近来时或收到并不连接的期刊之类，其中往往有关于我个人或和我有关的刊物的文章，但说到《奔流》者很少。只看见两次。一，是说译著以个人的趣味为重，所以不行。这是真的。《奔流》决定底地没有这力量，会每月选定全世界上有世界的意义的文章，汇成一本，或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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