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朋友走了许多外国书的书店，终竟寻不到一部横文的他的传记。关于他的著作，在中国是如此的。说到行为，那是更不相干了。我们有开书店造洋房的革命文豪，没有分田给农夫的地主——因为这也是“浅薄的人道主义”；有软求“出版自由”的“著作家”兼店主，没有写信直斥皇帝的胡涂虫——因为这是没有用的，倒也并非怕危险。至于“无抵抗”呢，事实是有的，但并非由于主义，因事不同，因人不同，或打人的嘴巴，或将嘴巴给人打，倘以为会有俄国的许多“灵魂的战士”（Doukhobor）似的，宁死不当兵卒，那实在是一种“杞忧”。
所以这回是意在介绍几篇外国人——真看过托尔斯泰的作品，明白那历史底背景的外国人——的文字，可以看看先前和现在，中国和外国，对于托尔斯泰的评价是怎样的不同。但自然只能从几个译者所见到的书报中取材，并非说惟这几篇是现在世间的定论。
首先当然要推Gorky的《回忆杂记》，用极简洁的叙述，将托尔斯泰的真诚底和粉饰的两面，都活画出来，仿佛在我们面前站着。而作者Gorky的面目，亦复跃如。一面可以见文人之观察文人，一面可以见劳动出身者和农民思想者的隔膜之处。达夫先生曾经提出一个小疑问，是第十一节里有Nekassov这字，也许是错的，美国版的英书，往往有错误。我因为常见俄国文学史上有Nekrassov，便于付印时候改了，一面则寻访这书的英国印本，来资印证，但待到三校已完，而英国本终于得不到，所以只得暂时存疑，如果所添的“r”是不对的，那完全是编者的责任。
第一篇通论托尔斯泰的一生和著作的，是我所见的一切中最简洁明了的文章，从日本井田孝平的译本《最新露西亚文学研究》重译；书名的英译是《Sketches for the History of Recent Russian Literature》，但不知全书可有译本。原本在一九二三年出版；著者先前是一个社会民主党员，屡被拘囚，终遭放逐，研究文学便是在狱中时的工作。一九○九年回国，渐和政治离开，专做文笔劳动和文学讲义的事了。这书以Marxism为依据，但侧重文艺方面，所以对于托尔斯泰的思想，只说了“反对这极端底无抵抗主义而起的，是Korolienko和Gorki，以及革命底俄国”这几句话。
从思想方面批评托尔斯泰，可以补前篇之不足的，是A. Lunacharski的讲演。作者在现代批评界地位之重要，已可以无须多说了。这一篇虽讲在五年之前，其目的多在和政敌“少数党”战斗，但在那里面，于非有产阶级底唯物主义（Marxism）和非有产阶级底精神主义（Tolstoism）的不同和相碍，以及Tolstoism的缺陷及何以有害于革命之点，说得非常分明，这才可以照见托尔斯泰，而且也照见那以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者”的中国创造社旧旗下的“文化批判”者。
Lvov-Rogachevski以托尔斯泰比卢梭，Lunacharski的演说里也这样。近来看见Plekhanov的一篇论文《Karl Marx和Leo Tolstoi》的附记里，却有云，“现今开始以托尔斯泰来比卢梭了，然而这样的比较，不过得到否定底的结论。卢梭是辩证论者（十八世纪少数的辩证论者之一人），而托尔斯泰则到死为止，是道地的形而上学者（十九世纪的典型底形而上学者的一人）。敢于将托尔斯泰和卢梭并列者，是没有读过那有名的《人类不平等起原论》或读而不懂的人所做的事。在俄国文献里，卢梭的辩证法底特质，在十二年前，已由札思律支弄明白了。”三位都是马克斯学者的批评家，我则不但“根本不懂唯物史观”，且未曾研究过卢梭和托尔斯泰的书，所以无从知道那一说对，但能附载于此，以供读者的参考罢了。
小泉八云在中国已经很有人知道，无须绍介了。他的三篇讲义，为日本学生而讲，所以在我们看去，也觉得很了然。其中含有一个很够研究的问题，是句子为一般人所不懂，是否可以算作好文学。倘使为大众所不懂而仍然算好，那么这文学也就决不是大众的东西了。托尔斯泰所论及的这一层，确是一种卓识。但是住在都市里的小资产阶级，实行是极难的，先要“到民间去”，用过一番苦功。否则便会像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家一样，成仿吾刚大叫到劳动大众间去安慰指导他们（见本年《创造月刊》），而“诗人王独清教授”又来减价，只向“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说话（见《我们》一号）。但过了半年，居然已经悟出，修善寺温泉浴场和半租界洋房中并无“劳动大众”，这是万分可“喜”的。
Maiski的讲演也是说给外国人听的，所以从历史说起，直到托尔斯泰作品的特征，非常明了。日本人的办事真敏捷，前月底已有一本《马克斯主义者之所见的托尔斯泰》出版，计言论九篇，但大抵是说他的哲学有妨革命，而技术却可推崇。这一篇的主意也一样，我想，自然也是依照“苏维埃艺术局”的纲领书的，所以做法纵使万殊，归趣却是一致。奖其技术，贬其思想，是一种从新估价运动，也是廓清运动。虽然似乎因此可以引出一个问题，是照此推论起来，技术的生命，长于内容，“为艺术的艺术”，于此得到苏甦的消息。然而这还不过是托尔斯泰诞生一百年后的托尔斯泰论。在这样的世界上，他本国竟以记念观念相反的托尔斯泰的盛典普示世界，以他的优良之点讲给外人，其实是十分寂寞的事。到了将来，自然还会有不同的言论的。
托尔斯泰晚年的出奔，原因很复杂，其中的一部，是家庭的纠纷。我们不必看别的记录，只要看《托尔斯泰自己的事情》一篇，便知道他的长子L. L. Tolstoi便是一个不满于父亲的亲母派。《回忆杂记》第二十七节说托尔斯泰喜欢盘问人家，如“你想我的儿子莱阿，是有才能的么？”的莱阿，便是他。末尾所记的To the doctor he would say：“All my arrangements must be destroyed.”尤为奇特，且不易解。托尔斯泰死掉之前，他的夫人没有进屋里去，作者又没有说这是医生所传述，所以令人觉得很可疑怪的。
末一篇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不过可以知道一点前年的Iasnaia Poliana的情形。
这回的插图，除卷面的一幅是他本国的印本，卷头的一幅从J. Drinkwater编的《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他和夫人的一幅从《Sphere》取来的之外，其余七幅，都是出于德人Julius Hart的《托尔斯泰论》和日本译的《托尔斯泰全集》里的。这全集共六十本，每本一图，倘使挑选起来，该可以得到很适宜的插画，可惜我只有六本，因此其中便不免有所迁就了。卷面的像上可以看见Gorky看得很以为奇的手；耕作的图是Riepin于一八九二年所作，颇为有名，本期的Lvov-Rogachevski和藏原惟人的文章里，就都提起它，还有一幅坐像，也是Riepin之作，也许将来可以补印。那一张谑画（Caricature），不知作者，我也看不大懂，大约是以为俄国的和平，维持只靠兵警，而托尔斯泰却在拆掉这局面罢。一张原稿，是可以印证他怎样有闲，怎样细致，和Dostoievski的请女速记者做小说怎样两路的：一张稿子上，改了一回，删了两回，临末只剩了八行半了。
至于记念日的情形，在他本国的，中国已有记事登在《无轨列车》上。日本是由日露艺术协会电贺全苏维埃对外文化联络协会；一面在东京读卖新闻社讲堂上开托尔斯泰记念讲演会，有Maiski的演说，有Napron女士的Esenin诗的朗吟。同时又有一个记念会，大约是意见和前者相反的人们所办的，仅看见《日露艺术》上有对于这会的攻击，不知其详。
欧洲的事情，仅有赵景深先生写给我一点消息——
“顷阅《伦敦麦考莱》十一月号，有这样几句话：‘托尔斯泰研究会安排了各种百年纪念的庆祝。十月末《黑暗的势力》和《教育之果》在艺术剧院上演。Anna Stannard将《Anna Karenina》改编剧本，亦将于十一月六日下午三时在皇家剧院上演。同日下午八时P. E. N. 会将为庆祝托尔斯泰聚餐，Galsworthy亦在席云。’
“又阅《纽约时报》十月七号的《书报评论》，有法国纪念托尔斯泰的消息。大意说，托尔斯泰游历欧洲时，不大到法国去，因为他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所以不大欢喜法国的文学。他在法国文学中最佩服三个人，就是Stendhal，Balzac和Flaubert。对于他们的后辈Maupassant，Mirbeau等，也还称赞。法国认识托尔斯泰是很早的，一八八四年即有《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一八八五年又有《Anna Karenina》和《忏悔》的法译本。M. Bienstock曾译过他的全集，可惜没有完。自从Eugène Melchior de Vogüe在一八八六年作了一部有名的《俄国小说论》，法国便普遍的知道托尔斯泰了。今年各杂志上更大大的著论介绍，其中有M. Rappoport很反对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说他是个梦想的社会主义者。但大致说来，对于他还都是很崇敬的，罗曼罗兰对他依旧很是忠心，与以前做《托尔斯泰传》时一样。”
在中国，有《文学周报》和《文化战线》，都曾为托尔斯泰出了记念号；十二月的《小说月报》上，有关于他的图画八幅和译著三篇。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八
这一本校完之后，自己觉得并没有什么话非说不可。
单是，忽然想起，在中国的外人，译经书，子书的是有的，但很少有认真地将现在的文化生活——无论高低，总还是文化生活——绍介给世界。有些学者，还要在载籍里竭力寻出食人风俗的证据来。这一层，日本比中国幸福得多了，他们常有外客将日本的好的东西宣扬出去，一面又将外国的好的东西，循循善诱地输运进来。在英文学方面，小泉八云便是其一，他的讲义，是多么简要清楚，为学生们设想。中国的研究英文，并不比日本迟，所接触的，是英文书籍多，学校里的外国语，又十之八九是英语，然而关于英文学的这样讲义，却至今没有出现。现在登载它几篇，对于看看英文，而未曾留心到史底关系的青年，大约是很有意义的。
先前的北京大学里，教授俄，法文学的伊发尔（Ivanov）和铁捷克（Tretiakov）两位先生，我觉得却是善于诱掖的人，我们之有《苏俄的文艺论战》和《十二个》的直接译本而且是译得可靠的，就出于他们的指点之赐。现在是，不但俄文学系早被“正人君子”们所击散，连译书的青年也不知所往了。
大约是四五年前罢，伊发尔先生向我说过，“你们还在谈Sologub之类，以为新鲜，可是这些名字，从我们的耳朵听起来，好像已经是一百来年以前的名字了。”我深信这是真的，在变动，进展的地方，十年的确可以抵得我们的一世纪或者还要多。然而虽然对于这些旧作家，我们也还是不过“谈谈”，他的作品的译本，终于只有几篇短篇，那比较长些的有名的《小鬼》，至今并没有出版。
这有名的《小鬼》的作者梭罗古勃，就于去年在列宁格勒去世了，活了六十五岁。十月革命时，许多文人都往外国跑，他却并不走，但也没有著作，那自然，他是出名的“死的赞美者”，在那样的时代和环境里，当然做不出东西来的，做了也无从发表。这回译载了他的一篇短篇——也许先前有人译过的——并非说这是他的代表作，不过借此作一点记念。那所描写，我想，凡是不知道集团主义的饥饿者，恐怕多数是这样的心情。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
九
这算是第一卷的末一本了，此后便是第二卷的开头。别的期刊不敢妄揣，但在《奔流》，却不过是印了十本，并无社会上所珍重的“夏历”过年一样，有必须大放爆竹的神秘的玄机。惟使内容有一点小小的结束，以便读者购阅的或停或续的意思，却是有的。然而现在还有《炸弹和征鸟》未曾完结，不过这是在重要的时代，涉及广大的地域，描写多种状况的长篇，登在期刊上需要一年半载，也正是必然之势，况且每期所登也必有两三章，大概在大度的读者是一定很能够谅解的罢。
其次，最初的计画，是想，倘若登载将来要印成单行本的译作，便须全部在这里发表，免得读者再去买一本一部份曾经看过的书籍。但因为译作者的生活关系，这计画恐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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