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了，纵有匿名的“批评家”以先在期刊上横横直直发表而后来集印成书为罪状，也没有法子。确是全部登完了的只有两种：一是《叛逆者》，一是《文艺政策》。
《叛逆者》本文三篇，是有岛武郎最精心结撰的短论文，一对于雕刻，二对于诗，三对于画；附录一篇，是译者所作；插画二十种，则是编者加上去的，原本中并没有。《文艺政策》原译本是这样完结了，但又见过另外几篇关于文艺政策的文章，倘再译了出来，一切大约就可以知道得更清楚。此刻正在想：再来添一个附录，如何呢？但一时还没有怎样的决定。
《文艺政策》另有画室先生的译本，去年就出版了。听说照例的创造社革命文学诸公又在“批判”，有的说鲁迅译这书是不甘“落伍”，有的说画室居然捷足先登。其实我译这书，倒并非救“落”，也不在争先，倘若译一部书便免于“落伍”，那么，先驱倒也是轻松的玩意。我的翻译这书不过是使大家看看各种议论，可以和中国的新的批评家的批评和主张相比较。与翻刻王羲之真迹，给人们可以和自称王派的草书来比一比，免得胡里胡涂的意思，是相仿佛的，借此也到“修善寺”温泉去洗澡，实非所望也。
又其次，是原想每期按二十日出版，没有迟误的，但竟延误了一个月。近时得到几位爱读者的来信，责以迟延，勉以努力。我们也何尝不想这样办；不过一者其中有三回增刊，共加添二百页，即等于十个月内，出了十一本的平常刊；二者这十个月中，是印刷局的两次停工和举国同珍的一回“夏历”岁首，对于这些大事，几个《奔流》同人除跳黄浦江之外，是什么办法也没有的。譬如要办上海居民所最爱看的“大出丧”，本来算不得乌托邦的空想，但若脚色都回家拜岁去了，就必然底地出不出来。所以，据去年一年所积的经验，是觉得“凡例”上所说的“倘无意外障碍，定于每月中旬出版”的上一句的分量，实在着重起来了。
孙用先生寄来译诗之后，又寄一篇作者《Lermontov小记》来。可惜那时第九本已经印好，不及添上了，现在补录在这里——
“密哈尔·古列维支·莱芒托夫（Mikhail Gurievitch Ler-montov）在一八一四年十月十五日生于莫斯科，死于一八四一年七月廿七日。是一个俄国的诗人及小说家，被称为‘高加索的诗人’的，他曾有两次被流放于高加索（1837，1840），也在那儿因决斗而死。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小说《我们的时代的英雄》和诗歌《俄皇伊凡·华西里维支之歌》，《Ismail-Bey》及《魔鬼》等。”
韦素园先生有一封信，有几处是关于Gorky的《托尔斯泰回忆杂记》的，也摘录于下——
“读《奔流》七号上达夫先生译文，所记有两个疑点，现从城里要来一本原文的Gorky回忆托尔斯泰，解答如下：
1. 《托尔斯泰回忆记》第十一节Nekassov确为Nek-rassov之误。涅克拉梭夫是俄国十九世纪有名的国民诗人。
2. ‘Volga宣教者’的Volga是河名，中国地理书上通译为涡瓦河，在俄国农民多呼之为‘亲爱的母亲’，有人译为‘卑汙的说教者’，当系错误。不过此处，据Gorky《回忆杂记》第三十二节原文似应译为‘涡瓦河流域’方合，因为这里并不只Volga一个字，却在前面有一前置词（za）故也。
以上系根据彼得堡一九一九年格尔热宾出版部所印行的本子作答的，当不致有大误。不过我看信比杂记写得还要好。”
说到那一封信，我的运动达夫先生一并译出，实在也不只一次了。有几回，是诱以甘言，说快点译出来，可以好好的合印一本书，上加好看的图像；有一回，是特地将读者称赞译文的来信寄去，给看看读书界的期望是怎样地热心。见面时候谈起来，倒也并不如那跋文所说，暂且不译了，但至今似乎也终于没有动手，这真是无可如何。现在索性将这情形公表出来，算是又一回猛烈的“恶毒”的催逼。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十
E. Dowden的关于法国的文学批评的简明扼要的论文，在这一本里已经终结了，我相信于读者会有许多用处，并且连类来看英国的批评家对于批评的批评。
这回译了一篇野口米次郎的《爱尔兰文学之回顾》，以译文而论，自然简直是续貂。但也很简明扼要，于爱尔兰文学运动的来因去果，是说得了了分明的；中国前几年，于Yeats，Synge等人的事情和作品，曾经屡有绍介了，现在有这一篇，也许更可以帮助一点理解罢。
但作者是诗人，所以那文中有许多诗底的辞句，是无须赘说的。只有一端，当翻译完毕时，还想添几句话。那就是作者的“无论那一国的文学，都必须知道古代的文化和天才，和近代的时代精神有怎样的关系，而从这处所，来培养真生命的”的主张。这自然也并非作者一人的话，在最近，虽是最革命底国度里，也有搬出古典文章来之势，编印托尔斯泰全集还是小事，如Trotsky，且明说可以读Dante和Pushkin，Lunacharski则以为古代一民族兴起时代的文艺，胜于近来十九世纪末的文艺。但我想，这是并非中国复古的两派——遗老的神往唐虞，遗少的归心元代——所能引为口实的——那两派的思想，虽然和Trotsky等截然不同，但觉得于自己有利时，我可以保证他们也要引为口实。现在的幻想中的唐虞，那无为而治之世，不能回去的乌托邦，那确实性，比到“阴间”去还稀少；至于元，那时东取中国，西侵欧洲，武力自然是雄大的，但他是蒙古人，倘以这为中国的光荣，则现在也可以归降英国，而自以为本国的国旗——但不是五色的——“遍于日所出入处”了。
要之，倘若先前并无可以师法的东西，就只好自己来开创。拉旧来帮新，结果往往只差一个名目，拖《红楼梦》来附会十九世纪式的恋爱，所造成的还是宝玉，不过他的姓名是“少年威德”，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因风而起者便不免是涂面剪径的假李逵——但他的雅号也许却叫作“突变”。
卷末的一篇虽然不过是对于Douglas Percy Bliss的《A History of Wood-Engraving》的批评，但因为可以知道那一本书——欧洲木刻经过的大略，所以特地登载了。本卷第一，二两册上，还附有木刻的插图，作为参考；以后也许还要附载，以见各派的作风。我的私见，以为在印刷术未曾发达的中国，美术家倘能兼作木刻，是颇为切要的，因为容易印刷而不至于很失真，因此流布也能较广远，可以不再如巨幅或长卷，固定一处，仅供几个人的鉴赏了。又，如果刻印章的人，以铁笔兼刻绘画，大概总也能够开一新生面的。
但虽是翻印木刻，中国现在的制版术和印刷术，也还是不行，偶而看看，倒也罢了，如要认真研究起来，则几张翻印的插图，真是贫窭到不足靠，归根结蒂，又只好说到去看别国的书了。Bliss的书，探究历史是好的，倘看作品，却不合宜，因为其中较少近代的作品。为有志于木刻的人们起见，另举两种较为相宜的书在下面——
《The Modern Woodcut》 by Herbert Furst，published by John Lane，London. 42s. 1924.
《The Woodcut of To-day at Home and Abroad》，commentary by M. C. Talaman，published by The Studio Ltd.，London.7s. 6d. 1927.
上一种太贵；下一种原是较为便宜，可惜今年已经卖完，旧本增价到21s. 了。但倘若随时留心着欧美书籍广告，大概总有时可以遇见新出的相宜的本子。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日。）
十一
A Mickiewicz（1798—1855）是波兰在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在二三十年前，是很足以招致中国青年的共鸣的。我曾在《摩罗诗力说》里，讲过他的生涯和著作，后来收在论文集《坟》中；记得《小说月报》很注意于被压迫民族的文学的时候，也曾有所论述，但我手头没有旧报，说不出在那一卷那一期了。最近，则在《奔流》本卷第一本上，登过他的两篇诗。但这回绍介的主意，倒在巴黎新成的雕像；《青春的赞颂》一篇，也是从法文重译的。
I. Matsa是匈牙利的出亡在外的革命者，现在以科学底社会主义的手法，来解剖西欧现代的艺术，著成一部有名的书，曰《现代欧洲的艺术》。这《艺术及文学的诸流派》便是其中的一篇，将各国的文艺，在综合底把握之内，加以检查。篇页也并不多，本应该一期登毕，但因为后半篇有一幅图表，一时来不及制版，所以只好分为两期了。
这篇里所举的新流派，在欧洲虽然多已成为陈迹，但在中国，有的却不过徒闻其名，有的则连名目也未经介绍。在这里登载这一篇评论，似乎颇有太早，或过时之嫌。但我以为是极有意义的。这是一种豫先的消毒，可以“打发”掉只偷一些新名目，以自夸耀，而其实毫无实际的“文豪”。因为其中所举的各主义，倘不用科学之光照破，则可借以藏拙者还是不少的。
Lunacharski说过，文艺上的各种古怪主义，是发生于楼顶房上的文艺家，而旺盛于贩卖商人和好奇的富翁的。那些创作者，说得好，是自信很强的不遇的才人，说得坏，是骗子。但此说嵌在中国，却只能合得一半，因为我们能听到某人在提倡某主义——如成仿吾之大谈表现主义，高长虹之以未来派自居之类——而从未见某主义的一篇作品，大吹大擂地挂起招牌来，孪生了开张和倒闭，所以欧洲的文艺史潮，在中国毫未开演，而又像已经一一演过了。
得到汉口来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着的：
“昨天接到北新寄来的《奔流》二卷二期，我于匆匆流览了三幅插画之后，便去读《编辑后记》——这是我的老脾气。在这里面有一句话使我很为奋兴，那便是：‘……又，如果刻印章的人，以铁笔兼刻绘画，大概总也能够开一新生面的。’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和离校后的失业时期颇曾学学过刻印，虽然现在已有大半年不亲此道了。其间因偶然尝试，曾刻过几颗绘画的印子，但是后来觉得于绘画没有修养，很少成功之望，便不曾继续努力。不过所刻的这几颗印子，却很想找机会在什么地方发表一下。因此曾寄去给编《美育》的李金髪先生，然而没有回音。第二期《美育》又增了价，要二元一本，不知里面有否刊登。此外亦曾寄到要出画报的汉口某日报去，但是画报没有出，自然更是石沉大海了。倒是有一家小报很承他们赞赏，然而据说所刻的人物大半是‘俄国人’，不妥，劝我刻几个党国要人的面像；可恨我根本就不曾想要刻要人们的尊容。碰了三次壁，我只好把这几枚印子塞到箱子底里去了。现在见到了你这句话，怎不令我奋兴呢？兹特冒盛暑在蒸笼般的卧室中找出这颗印子钤奉一阅。如不笑其拙劣，能在《奔流》刊登，则不胜大欢喜也。
（谨上 七月十八日。）
从远远的汉口来了这样的一个响应，对于寂寞的我们，自然也给以很可感谢的兴奋的。《美育》第二期我只在日报上见过目录，不记得有这一项。至于憾不刻要人的小报，则大约误以版画家为照相店了，只有照相店是专挂要人的放大像片的，现在隐然有取以相比之意，所以也恐怕并非真赏。不过这次可还要碰第四次的壁的罢。《奔流》版心太大而图版小，所以还是不相宜，或者就寄到《朝花旬刊》去。但希望刻者告诉我一个易于认识的名字。
还有，《子见南子》在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排演，引起了一场“圣裔”控告，名人震怒的风潮。曾经搜集了一些公文之类，想作一个附录来发表，但这回为了页数的限制，已经不能排入，只好等别的机会或别的处所了。这或者就寄到《语丝》去。
读者诸君，再见罢。
（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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