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站起来说！”
“没有，老爷。”“哑吧”茫然的站立起来，打了个噎气。“爷说庄稼人一辈子不进学屋门儿，不登客房台儿，用不着大名儿。”
“有绰号没有？”
“差，差，老爷，‘差半车麦秸’。”
“嗯？”队长的黑毛又动了几动。“差什么？”
“‘差半车麦秸’，老爷。”
“谁差你半车麦秸？”
“人们都这样叫我。”“哑吧”的脸红了起来。“这是吹糖人的王二麻子给我起的外号。他一口咬死说我不够数儿……”
“嗡！”同志们都笑了起来。
队长不笑。队长一步追一步的问他的家乡居住和当汉的原因。
“俺是王庄人，”“哑吧”说，“是大王庄不是小王庄。北军来啦，看见屋里人就糟蹋，看见外厢人就打呀，砍呀，枪毙呀。小狗子娘说，‘小狗子爹呀，庄里人跑空啦，咱也跑吧。他出去，唉，一天喝一碗凉也是安生的！’俺带着俺的屋里人跟俺的小狗子跑出来啦。小狗子娘已经两天两夜米没打牙，肚子两片塌一片。小狗子要吃，小狗子娘的瘪啦。小狗子吸不出来，就吱咩咩的哭着……”
被绑着的农人把头垂下去，有两行眼泪从他的鼻凹滚落到嘴角。我们的队长用低声命令说：
“说简单一点吧。你说你为什么拿着小太阳旗？”
“老爷，小狗子娘……
[续差半车麦秸上一小节]说，‘小狗子爹呀，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儿，咱们死啦没要紧，可是能眼巴巴的看着小孩子饿死吗？’是的，老爷，小孩子没做过一件亏心事，凭啥饿死呢？小狗子娘说，‘你回去吧，’她说我，‘你回去到庄子边把咱地里的红薯挖几根拿来度度命，全当是为着救救小孩子！’大清早我回去了一趟，可是高庄子还有二里远，有几个戴铜盆帽子的北军就开枪向我打起来，我又跑回来啦。回来听着小狗子在他怀里吱咩咩，吱咩咩……”他开始哽咽起来，不能够再说下去了。
“不要哭！”队长低声又命令说。“因此你就当汉了，是不是？”
“鬼孙才是汉呐！我要是做了汉，看，老爷，上有青天，日头落——我也落！”差半车麦秸耸了耸肩膀，兴奋的继续说下去：“别人告我说，要拿一个太阳旗北军就不管啦。小狗子娘自己做了个小旗交给我，她说，‘小狗子爹，快走吧，快去快回来！’我说，‘混帐旗子多象膏葯呐，南军看见了不碍事么？’她说，‘怕啥呢，我们跟南军都是中人呐，你这二百五！’老爷，你想，我是中人还会当汉吗？小狗子娘真坏事，她叫我拿他的倒楣的太阳旗！”他一边哽咽着，一边愤怒的咬着牙齿，一边又用恐惧的眼光看着队长。
队长又详详细细的盘问了一忽儿，渐渐松开了脸皮，不再象一尊铁人了。其实我早就想对队长说：“得啦，这家伙是个有趣的大好人，还有什么可疑呢？再盘问下去连同志们都不耐烦了。”队长终于吩咐我们把差半车麦秸手上的绳子解开。一解开绳子，差半车麦秸就擤了一把鼻涕，一弯腰抹在鞋尖上。这时我才发现他穿着一双半新的黑布鞋，鞋尖和鞋后跟涂抹着厚厚的鼻涕，干的地方微微的发亮。
“以后别再把鬼子兵叫做‘北军’了，”队长和善的告他说。十分热，渐渐的胆壮起来。他吃得又快又多，碗里边舐得干干净净的。吃毕饭，他又擤了一把鼻涕抹在鞋尖上，打了一个饱嗝，用右手食指指甲往牙上一刮，刮下来一片葱叶，又一弹，葱叶同牙花子从一个同志的头上飞了过去。
隔了一天，刚吃过午饭以后，我又看见差半车麦秸在我们的院里出现。队长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加入我们的队伍了。我们大家高兴得疯狂的叫着，跳着，高唱着我们的游击队歌。可是差半车麦秸一直老老实实的站立着，茫然的微笑着，嘴里噙着一只小烟袋。
晚上我同差半车麦秸睡在一块儿，我问他：
“你为什么要加入我们的游击队？”
“我为啥不加入呢？”他说，“你们都是好人呵。”
停一停，他大大的抽了一口烟，又加上这么一句：
“鬼子不打走，庄稼做不成！”
我忽然笑着问：“你的小太阳旗子哩？”
“给小狗子做尿布了，”他仿佛毫不在意的回答说。
差半车麦秸同我悄声的谈着家常。从谈话中我知道他为着要安生的做庄稼而热烈的期望着把鬼子早日打跑，并且知道他已经决定叫他的女人和孩子在最近随着难民车逃到后方。他同我谈话的时候，眼光不断的向墙角的油灯飘着，似乎有一种什么感触使他难以安下心去。我装着睡熟的样子偷偷的观察着他的举动。我看见他噙着小烟袋，默默的坐了半天，不时的向灯光瞟一眼，神情越发的不安起来。最后他偷偷的站起来向灯光走去，但只走了两步就折回头走出屋子，在院里洒了一泡尿，故意的咳了一声，又回到我的身边。于是他又看了我一眼，磕去烟灰，把小烟袋放到枕头的东西下面，倒下去睡了。
“这是多么一个古怪的人物，”我心里说，“而且还粗中有细哩！”
在我们游击队住下的时候，只要我们能找到灯火，我们总是要点着灯火睡觉。从差半车麦秸入伍的第二天起，连着有两夜都发生了令人很不痛快的事情。第一夜，灯火在半夜熄灭了，一个同志起来洒尿时踏破了别人的鼻子。第二夜，哨兵的枪走了火，把大家从梦中惊起来，以为是敌人来了，在黑暗中乱碰着，乱摸着，一两只手电是不济事的，有的误模走了别人的枪支，有的摸到枪支却找不到刀子。等惊慌平息之后，大家都愤怒得象老虎似的，谩骂并追究熄灯的人。队长把同志们一个一个的问了一遍，却没有一个人承认。我心里有一点约摸，便向差半车麦秸偷看了一眼。差半车麦秸的脸苍白得怕人，两条轻轻的打战。队长向他的面前走去，一切愤怒的眼光也都跟随着集中在他的身上。“糟糕，”我心里说，“他要挨骂了！”他的战栗得越发厉害，几乎又要跪下去。可是队长忽然笑起来，温和的问他说：
“这样的生活你能过不能过？”
“能的，队长！”差半车麦秸从腰里抽出来他的小烟袋，送到队长的前：“你老抽袋烟吧？”
同志们全笑了，有的笑得捧着肚子蹲了下去。队长也笑得连连的打着喷嚏。可是差半麦秸自己却不笑。他搔了搔头皮，顺便用手往脖子里一摸，摸出来一个虱子，又用指头捻了一下，送到嘴里“格崩”一声咬死了。
第二天，我把差半车麦秸拖到没人的地方，悄悄的问他为什么每夜要把灯亮熄掉。他的脸红了起来，一边微笑着，一边吞吞吐吐的咕哝说：
“香油贵得要命呐，比往年……”他忽然搔了一下脖子，“点着灯我睡不惯。呵，你抽袋烟吧？”
可是集团生活对于他渐渐的习惯了。他开始胆壮起来，对同志们的生活也会提出来不满的见解。他懂得很多北方土匪的黑话，比如他把路叫做“条子”，把河叫做“带子”，把叫做“尖嘴子”，而把月亮叫做“炉子”。他批评同志们说：
“有许多话说出口来不吉利，你可不能不忌讳。你们在做铁路工人的时候马虎一点不要紧，现在是在玩枪呐，于这道生活可不能不小心！”
同志们有时也故意的说几句黑话，大部分的时候却同他抬杠，向他解释着我们是革命的游击队，既不迷信，又不是土匪，所以不能说土匪的黑话。差半车麦秸虽然心里不完全同意，却也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带着讽刺的口气说：“俺是庄稼人，俺不懂新规矩呐！”于是他就沉思起来。
“喂，”有一次我对他说，“你应该称别人做‘同志’呐！”
他微笑着，摇摇头，擤了一把鼻涕抹在鞋尖上，喃喃的争辩说：
“二哥，咱山东人叫‘二哥’是尊称呐。”
“可是咱们是革命队伍呐！”我说，“革命军人都应该按着革命的称呼才是的。”
“唏，又是新规矩！”他不满意的加了一句，“我不懂……”
“同志就是‘大家一条心’的意思。”我给他解释说，“你想，咱们同生死，共患难，齐心齐力的打鬼子……
[续差半车麦秸上一小节]，不是‘同志’是甚么？”
“对啦，二哥，”他快活的叫道，“咱们就怕心不齐！”
在晚上出发的时候，差半车麦秸在我的肩膀上轻轻的拍了一下，用非常低的声音叫道：“同志！”随即又羞涩的，象小孩子似的笑了起来。
“同志，”一忽儿他又用膀子尖把我碰一下，“我们要去摸鬼子吗？”
我点点头：“你怕么？”
“不，”他说，“俺打过土匪……”
我同他膀靠膀的走着，听见他的心口跳得非常厉害，便忍不住吃吃的笑了起来。
“喂，你撒谎！”我小声叫道：“我听见你的心跳啦！”
他露出来慌窘的样子，把小烟袋滴溜溜的轮转着，喃喃的说：
“我一点也不怕，怕死不算好汉！以前打土匪也是这样子，才出发时总是心跳呀，战呀，可是走着走着就好啦。二哥，乡下人就怕官呐……”
约摸离敌人住的村庄有三四里远的光景，我们在一座小坟园里停下了。队长征求两个同志自告奋勇走在前边探路，其余的大部分跟在后面，一小部分绕到村子后面埋伏。出乎我意外的，差半车麦秸忽然从队长面前站了起来，抢着说：
“队长，我‘条子’熟，让我先进村子去！”
片刻间，全队的同志都茫然了。队长愣征了一忽儿，左颊上的黑毛动了几动，怀疑的问道：
“你是说要做探子吗？”
“是的。以前我常摸土匪呐。”
有人在队长的背后咕哝道：“他不行，别让他坏事吧！”可是队长立刻不再迟疑的对差半车麦秸说：
“好吧，可是你得特别小心！”他又扭过脸来命令我说：“你得跟他一道去，千万不要大意了！”
差半车麦秸拖着我象猴子似的跳出坟园，在我们背后留下了一些悄声的埋怨。我听见是队长的声音说道：
“不碍事的，他粗中有细。”
我们走到离敌人的村子有一箭远近，便爬在地上，凭着星光向前边仔细的察看一忽儿，又侧着耳朵仔细的听一听。村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差半车麦秸附着我的耳朵说：
“鬼子们全睡着了。你等着我……”
他把鞋子从脚上掉，在腰里，弯着腰向村里走去。我非常替他担心，往前爬了十来步，伏在一株柳树的下面，把停机钮弄开，注意着周围的动静。约模有二十分钟光景，还不见差半车麦秸出来，我心里非常的焦急，一直向前边爬去。在一座车棚前边，我发现了一个晃动的黑影子，并且有一种东西拉在地上的微声。我的心口象马蹄般的狂跳起来。我把枪口瞄准了黑影子，用一种低而严厉的调子喝问：
“谁？”
“是我呀，同志！”是差半车麦秸的声音回答。“鬼子们早就跑光啦，咱们是白来一趟！”
一个箭步跳到他的眼前去，我不放心的问：
“全村子都看过了？”
“家家里都看过啦，连一根人毛也找不到。”
“你为甚么不早咳嗽一声呢？”
“我，我……”差半车麦秸用膀子尖诌媚的贴着我的膀子尖，吞吞吐吐的说，“俺家里还少一根牛绳哩，拿回去一根碍事么？俺以前打土匪的时候拿老百姓一点东西都不算事的。”随即他把牛绳头举到我的眼前，嘻嘻的笑了起来。
“放下！”我命令说：“队长看见要枪毙作了！”
差半车麦秸眼光失望的看看我，迟疑着把围在腰里的牛绳解下来。我大声的咳嗽三声，村周围立刻有几道电光划破了黑暗，同志们从四下里跑进村来。
“二哥，”差半车麦秸用一种恐怖的，将要哭泣的低声说，“你看，我把牛绳放下啦！……”
在回去的路上，差半车麦秸一步不离的跟着我，非常沉默，非常胆怯，象一个打破茶盅等待着母责罚的孩子似的。我知道差半车麦秸的不安，就悄声的告他说我决不向队长报告。他轻轻的叹息一声，把小烟袋塞到我的手里。我一边抽卷烟，一边问他：
“你知道我们为甚么不能拿着百姓的东西？”
“我们是革命的队伍呐，”他含糊的回答说。
又沉默一忽儿，差半车麦秸忽然擤了一把鼻涕，用一种感慨的声调问我：
“同志，干革命就得不到一点好么？”
“革命是为着自己也为着大家的，”我向他解释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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