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要自己受点子苦，打下了江山，大家享福呐。我们要能把鬼子打跑，几千万人都能够过安生日子，咱们不也一样能得到好吗？”
“自然呐，千千万万人能过好日子，咱们也……”
“到那时咱们也就有好日子过了。以后咱们的孩子，孙子，子子孙孙都能够伸直腰儿走路的了。”
“我说呢，革命同志不敬神……不敬神也能当菩萨呐！”于是他又快活的笑了起来。
从此他越发的活泼起来，工作得非常紧张，为挂念女人和孩子而苦闷的时候也不多了。他开始跟着我学习认字，每天认会一个字。不幸刚认会了三十个字，他就受了沉重的枪伤了。
一个月苍茫的夜晚，我们二十个游击队员奉派去破坏铁道。敌人驻扎在高铁道只有三里远的村子里。我们并没有带地雷，也没有带新的武器，只凭着我们的力气去打算把铁轨掘毁两三根，然后出其不意的袭击敌人的兵车。我们尽可能小心的进行工作，谁知终于没法使铁轨不“钢朗”的响了起来。这响声在午夜的原野上清脆的向远飞去，立刻引回来几响比这更清脆，更尖锐的枪声，从我们的头上急速的掠过，惊得月突然的暗了下来。
“卧倒！”
分队长的口令刚刚发出，敌人的机关枪就哒哒的响了起来。枪弹有时落在我们的背后，有时在我们的前面划了一道弧线，沿弧线飞腾着尘土的烟雾。机关枪响了十来分钟便忽然止住。铁轨微微的战抖着，敌人的一辆铁甲车开来了……
分队长原是胶济路工程工人，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家伙。他连二赶三的把五六个炸弹绑在一块儿，放到铁轨下面去，跟着发了一道命令：“快跑！”我们象飞一般地离开了铁道，躲到一座小坟园里，静静的伏在地上。差半车麦秸若无其事的拿出来他的小烟袋，预备往嘴里塞去，给分队长用枪托照他屁上敲了一下，便又把小烟袋进腰里了。他带着不满意的口气向我咕哝说：
“枪子儿有眼睛的。只要不做亏心事，怕啥呢？”
猛的象打了个霹雷似的，铁轨下的炸弹爆裂了。敌人的铁甲车带着一些灰尘，弹烟，破片，从地上狂跳起来，倒进路旁的矮树丛里……
“好！”二十个人的声音重新把原野震得一跳。
跟着，片刻间，一切寂静。
跟着寂静而来的是同志们的欢乐的谩骂，和迅速的，简短的，几乎不为同志们注意的，从分队长嘴里发出来的命令。在这些纷乱的声音中，有一道低哑而悲凉的歌声：
“有寡人出京来……”
我们跳出了小坟园，向铁道跑去。就在这时候，敌人的机关枪比先前更凶猛的响了起来。差半车麦秸在我的面前正跑着，叫了声“不好！”便倒了下去。但我们并不去管他，只顾拚命的前进。我们还没有达到铁道线，敌人的马蹄声已经分明的从左右临近了。于是我们只好开始退却……
我跑过差半车麦秸的身边，看见他拚命的向着马蹄响射击。我说，“挂彩了么？能跑不能跑？”“上呐，”他说。“我留下换他们几个吧……”我不管他的反抗挣扎，把他背起来就跑，有时跌了一跤，有时滚下沟里……枪声，马蹄声，背上的负担，仿佛对于我全不相干，我只知道拚命的跑，而且是非跑不可……
回到队里，才发现差半车麦秸的背上中途又中了一弹，他已经昏迷不醒啦。我们把他救醒过来，知道枪弹并没有射进致命的地方，便决定把他送到后方医院去医治。当把他抬上担架的时候，他的热度高得怕人，嘴里不住的说着胡话：
“嗒嗒！咧咧！黄牛呀……嗒嗒……”
一九三八年四月初写于武汉旅次
提示
姚雪垠（1910－），原名姚冠三，河南省邓县姚营村人。30年代开始文学生涯，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人的恢复》，中长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戎马恋》（《金千里》）、《长夜》、《李自成》等。
《差半车麦秸》写于1938年4月，同年5月发表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第1卷第3期。小说描写了一个名叫王哑吧，外号叫“差半车麦秸”的落后农民，参加游击队后成长为一名出的游击队员的过程。参加游击队前，他憨厚、质朴、善良，但愚昧落后，懵懂无知，有着小生产者的狭隘、自私观念和习气。参加游击队后，在集斗争生活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使他从昏睡中觉醒并奋起抗争，成为一名勇敢干练的革命战士。王哑吧这个形象的塑造，包含着深刻而丰富的历史内涵。这个形象表现了我广大农民对乡土的热恋，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展示了蕴藏在“老中儿女”子孙们身上的无穷无尽的反抗侵略者的强大的潜力。说明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他们能够也一定能够同祖一起彻底告别昨天，走向新生。
作者思想敏锐，及时捕捉萌芽状态中的民族新格，成功地塑造了王哑吧这个形象，这在新文学创作上是个可贵的开拓和贡献。作品采用传统叙述方式，结构严谨缜密；描写细致生动，风趣幽默，善用群众口语，具有浓郁乡土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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