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讨生活之理？）。这部书是他的政治理想。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像平平无奇，但三百多年前-卢梭《民约论》出世前之数十年（卢梭《民约论》于1762年出版，时当清乾隆二十七年。作者谓《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康熙元、二年，即1662～63年，如此则早于《民约论》一百年或九十九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其开卷第一篇《原君》，从社会起原说起，先论君主之职务，次说道：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诸子孙，受享无穷。......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以为汤、武不当诛之。......岂天下之大，于兆民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姓乎！......
其《原法》篇云：
......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其《学校》篇说：
......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像这类话，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虽然很幼稚-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此外书中各篇，-如《田制》、《兵制》、《财计》等，虽多半对当时立论，但亦有许多警拨之说。如主张迁都南京，主张变通推广"卫所屯田"之法，使民能耕而皆有田可耕，主张废止金银货币。此类议论，虽在今日或将来，依然有相当的价值。
梨洲学问影响后来最大者，在他的史学。万季野之史学，实传自梨洲。梨洲替季野作《历代史表序》，其末段云：
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辞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草野之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南雷文约》卷四）
前明遗献，大率皆拳拳于国史。梨洲这段活，足见其感慨之睬。他虽不应明史馆之聘，然馆员都是他的后学，每有疑难问题，都咨询他取决。《历志》则求他审正后才算定稿。《地理志》则大半采用他所著《今水经》原文。其余史料经他鉴别的甚多（全谢山作《神道碑铭》，缕举多条）。
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梨洲之著学案始。《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梨洲一手著成。《宋元学案》，则梨洲发凡起例，仅成十七卷而卒，经他的儿子耒史（名百家）及全谢山两次补续而成。所以欲知梨洲面目，当从《明儒学案》求之。
著学术史有四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僧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挚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梨洲的《明儒学案》，总算具备这四个条件。那书卷首有"发凡"八条，说：
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他这书以阳明学派为中坚。因为当时时代精神焦点所在，应该如此。但他对于阳明以外各学派，各还他相当位置，并不抹杀，正合第一条件。他又说：
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人门处。......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每见抄先儒语录者，荟撮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
我们读《明儒学案》，每读完一案，便觉得这个人的面目活现纸上。梨洲自己说皆从各人全集纂要钩玄，可见他用功甚苦。但我们所尤佩服者，在他有眼光能纂钩得出、这是合第二个条件。梨洲之前，有位周海门曾著《圣学宗传》一书（1547-1629，名汝登，号海门，字继元，明嵊sheng人，为泰州学派名家罗汝芳的弟子，辑撰《理学宗传》十八卷，主要辑录宋明间理学家援禅入儒的言论），他的范围形式都和《明儒学案》差不多。梨洲批评他道："是海门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梨洲这部书，虽有许多地方自下批评，但他仅在批评里头表示梨洲自己意见，至于正文的叙述却极忠实，从不肯拿别人的话作自己注脚，这是合第三个条件。他在每案之前，各做一篇极翔实伽小传，把这个人的时代、经历、师友渊源详细说明，令读者能把这个人的人格捉摸到手，这是合第四个条件。所以《明儒学案》这部书，历来被学术界公认为是极有价值的创作，将来做哲学史、科学史、文学史的人，对于他的组织虽有许多应改良之处，对于他的方法和精神是永远应采用的。
唐鉴著《国朝学案小识》訾议梨洲，谓其以陈（白沙）、王（阳明）与薛、胡（薛，薛瑄，号敬轩；胡，胡居仁，人称敬斋先生；均为恪守朱学的明代理学名儒，从祀孔庙，被道学家目为"道统"传人）平列，为不识道统，可谓偏狭已极。无论道统之说我们根本不能承认，试思明代学术，舍陈、王外更有何物？梨洲尊陈、王而不废薛、胡，还算公道，岂有专取薛、胡而弃陈、王之理！
他关于史学的著述，有重修《宋史》，未成书，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卷，已佚；有《行朝录》八种： 一、《隆武纪年》，二、《赣州失事记》，三、《绍武争立纪》，四、《鲁纪年》，五、《舟山兴废》，六、《日本乞师纪》，七、《四明山寨纪》，八、《永历纪年》。其余如《赐姓本末》（记郑成功事）、《海外恸哭记》、《思旧录》等，今尚存，都是南明极重要史料。而其在学术上千古不磨的功绩，尤在两部学案。
此外梨州之重要著作，如《易学象数论》六卷，力辩河洛、方位图说（朱熹著《易本义》，据北宋陈抟、邵雍的说法，谓《河图》、《洛书》为天地自然之易，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次序方位为伏羲之易，都只有图画而无文字，故首列图说，以黑白点子代表阴阳，画图表示河洛图形，井释其方位预示之先天消息，此书为宋元明理学家说《易》所本。）之非，为后来胡朏fei明（渭）《易图明辨》的先导；如《授书随笔》一卷，则阎百诗（若璩）问《尚书》而作此告之，实百诗《古文尚书疏证》的先导。这两部书都于清代经学极有关系。他又最喜历算之学，著有《授时历注》、《大统历推法》、《故授时历假如》、《西历假如》、《回回历假如》、《句股图说》、《开方命算》、《割圜八线解》、《测圜要义》等书，皆在梅定九（文鼎）以前，多所发明。其遗文则有《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又自删定为《南雷文约》四卷；又尝辑明代三百年之文为《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又续辑《宋文鉴》、《元文钞》，皆未成。
○惠栋
惠栋（1697-1758），字定宇，一字松崖，半家次子，学者称为小红豆先生。
初为吴江县学生，改归元和籍。自幼笃志向学，家多藏书；日夜讲诵。于经史、诸子、稗官、野乘及七经毖纬之学，靡不津逮。小学本《尔雅》，六书本《说文》，馀及《急就章》《经典释文》、汉魏碑碣，自《玉篇》、《广韵》而下勿论也。乾隆十五年，诏举经明行修之士，陕甘总督尹继善、两江总督黄廷桂交章论荐，会大学士九卿索所著书，未及呈进，罢归。卒干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五月，年六十有二。
先生于诸经熟洽贯串，谓诂训古字古音，非经师不能辨，作《九经古义》二十二卷。尤邃于《易》，其撰《易汉学》乃追考汉儒易学，掇拾绪论，使学者得窥其门径。凡《孟喜易》二卷，《虞翻易》一卷，《京房易》二卷，干宝附焉。又《郑康成易》一卷，《荀爽易》一卷。其末一卷，则先生发明汉《易》之理，以辨正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学。其撰《易例》二卷，乃镕铸旧说，以发明《易》之本例，随手题识，笔之于册，以储作论之材。其撰《周易述》二十三卷，以荀爽、虞翻为主，而参以郑康成、宋咸、干宝之说；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书垂成而疾革，遂阙"革"至"未济"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两传。虽为未完之书，然汉学之绝者干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撰《明堂大道录》八卷。《褅说》二卷，谓褅行于明堂，明堂法本于《易》。《古文尚书考》二卷，辨郑康成所传之二十四篇为孔壁真古文，东晋晚出之二十五篇为伪。又撰《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王士祯精华录训纂》二十四卷，《九曜斋笔记》、《松崖笔记》、《松崖文抄》及《诸史荟最》、《竹南漫录》请书。钱大昕称："惠氏世守古学，而栋所得尤精；拟诸前儒，当在何休、服虔之间，马融、赵岐辈不及也。"
但一味推崇汉儒旧说，不论是非，墨守信从，厚古薄今，
○惠士奇
惠士奇（1671-1741），字天牧，一字仲孺，晚号半农居士，人称红豆先生。江苏吴县人。周惕子。生时，父梦杨文贞公投刺来谒，遂以文贞名名之。
弱冠为诸生，不就省试。或问之，则曰："胸中无书，焉用试为？"于是奋志读书，不久遂博通六艺。凡《九经》《四史》《国语》《国策》《楚辞》之文，皆能默诵，尝对座客诵《史记?封禅书》，终篇不失一字。康熙戊子，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选庶言士，授编修。癸巳乙未会试，两充同考官。己亥，充祭告炎帝陵、舜陵使臣。庚子，主湖广乡试，督学广东。雍正元年癸卯，留任三年。尝谓；"汉时蜀郡僻陋，文翁守蜀，选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宽等东受七经，还以教授；其后司马相如、王褒、严遵、扬雄相继而起，文章冠天下。汉之蜀，今之粤也。"于是毅然以经学倡。三年之后，通经者多，文体为之一变。又谓："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于古今，通达国体。今校官无博土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访造舆论，得海阳进士翁廷资，即具疏题补韶州教授。部议学臣向无题补属吏例，特旨许之。在任迁右中允，超擢侍讲学士，转侍读学士。任满还京，送行者如堵墙。既去，粤人尸视之，设木主，配食先贤，广州于三贤祠，潮州于昌黎祠，惠州干东坡祠。每元旦及生辰，诸生皆肃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丁未五月，奉旨修镇江城，以产尽停工罢官。乾隆初，入京以讲读用，所欠修城银得宽免。丁巳六月，补侍读。时已垂老，耳渐聋。己未春，以病告归。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
先生盛年兼治经史，晚年尤邃于经学。撰《易说》六卷、《礼说》十四卷、《春秋说》十五卷。其论《易》曰："《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备于孔子，而其说犹存于汉。不明孔子之《易》，不足与言文王；不明文正之《易》，不足与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远问庖牺，吾不知之矣。汉儒言《易》：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适变，荀爽以升降，郑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纳甲。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今所传之《易》，出自费直。费氏本古文，王弼尽改为俗书，又创为虚象之说，遂举汉《易》而空之，而古学亡矣。易者，象也。圣人观象而系辞，君子观象而玩辞，六十四卦皆实象，安得虚哉？"其论《春秋》曰："《春秋》三位，事其详于《左氏》，论莫正于《穀梁》。韩宣子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然则《春秋》本《周礼》以记事也。左氏褒贬，皆春秋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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