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
武汉撤退后，我方主力部队都退往西南山区，抗战乃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不过，敌人因深入我内地，战区扩大，补给线延长，兵力不敷分配，也有陷入泥淖之势，故无力对我作全面进攻，只有对各战区不时作间歇性的战斗，但每次作战时间亦不能超过一月以上，真所谓势穷力竭，捉襟见肘了。
民国27年11月间，我偕五战区长官部退至枣阳时，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已先抵该处，与我会商防务。李部所辖的第八十四军在应城一带突破敌人包围圈，到达随县，刘汝明的六十八军也自左翼退下，同时到达。我便命令两军在随县布防，以待敌军来袭，我长官部则暂设于樊城。因按军令部于武汉失守后的新规划，本战区现辖防地，计包括自沙市至巴东一段长江的江防。北面包括豫西的舞阳、方城、南阳、镇平、内乡数县。东向则敌后的大别山和皖北、皖西、鄂东各县也在本战区防地之内。故樊城实为指挥本战区内战事的最适中地点。
长官部到樊城后，我遂将在武汉保卫战中打残了的部队10余万，加以整顿，重新部署，准备向武汉反攻。这一时期，我五战区的战略是死守桐柏山、大洪山两据点，以便随时向武汉外围出击。同时与平汉路东大别山区内的廖磊集团军相呼应，威胁平汉路的交通，使敌人疲于奔命，发挥机动战与游击战的最高效能。
敌人固亦深知我方战略的重心所在，敌视我桐柏山、大洪山两据点为眼中钉。无奈武汉四周我军的游击队实力强大，日军四面受敌，暂时无足够兵力来扫荡我第五战区。我们因而有充分时间来重新部署，而（民国）27年岁暮，我们在樊城也能从容过年，未受敌军骚扰。
孰知正当敌人陷入泥淖，攻势日弱之时，我方阵营的悲观论者，却出人意料地背叛抗战，开始作投降的活动。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汪精卫突然秘密离渝飞滇，转往越南的河内，并发表反对抗战，诬蔑抗战将士的文告。
汪精卫的叛国虽出我意外，但是他的反对抗战，我实早已亲自领教过。我在上年10月抵京的翌日，便专程去拜望汪氏，见汪的态度很是消极。他一再问我：“你看这个仗能够打下去吗？”说时摇头叹息。
我说：“汪先生，不打又怎么办呢？不是我们自动的要打呀！是日本人逼我们抗战呀！我们不打，难道等着亡国吗？”汪氏遂未多言，也许他已认定我是好战分子，不可以理喻吧！？那时汪派反抗战人士已组织一个“低调俱乐部”。当前方抗战最紧张、后方民气最沸腾时，这批悲观分子却唱着“低调”，在后方泄气，实是可恨！直至武汉失守，全国精华地区全部沦陷，他们悲观到了绝望的程度，乃索性不顾一切，掉头投敌，当起汉奸来了。
汪氏投敌后，五战区中袍泽虽亦纷纷议论，然究以敌忾同仇之心甚切，士气未受丝毫影响。
民国28年初，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军军长徐源泉忽率所部三师，自平汉路东大别山区潜至路西。原来在武汉保卫战初期，在安徽太湖、潜山一带作战的，为徐部和川军杨森部的第二十七集团军以及川军王缵绪部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武汉吃紧时，杨、王两部奉命撤入江南。徐部奉命入大别山，协同廖磊部在该山区作游击战。
徐源泉为张宗昌的旧部，后经何成浚的居间，在天津一带向革命军投降的。嗣后何氏即引徐部为自己人，徐也仗何在中央为渠周旋。此次徐源泉不奉命令擅自从大别山潜来路西，实犯军法，无奈何成浚在中央为其缓颊，遂不了了之。
再者，此次武胜关失守，亦由于第一军军长胡宗南不听调遣所致。我抵樊城后，便呈报中央，要求严惩胡宗南。孰知此电报竟如石沉大海，永无反响。于是，武胜关一带失守的责任问题，亦不了了之。
民国28年4月，敌人经缜密计划与充分补给之后，乃思扫荡我第五战区的主力，以巩固其武汉外围。4月下旬，敌方乃集结其华中派遣军的精锐第三、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等师团和第四骑兵旅团，约十余万人，挟轻、重炮200余门，战车百辆，循襄花（襄阳至花园）及京钟（京山至钟祥）两公路西犯。其初步战略，想扫荡我大洪山、桐柏山两据点内的部队，以占领随县、枣阳。其第二步目标，似在占领我襄阳、樊城与南阳。敌方如能完成此两项战果，则武汉可以安如磐石，而我军对平汉路的威胁，也可解除了。为针对敌方此项战略部署，我亦决定死守桐柏山、大洪山两据点，以与敌长期周旋。
我判断敌军此次西犯，其主力必沿襄花公路西进，作中央突破，直捣襄、樊。所以我方的部署，即以主力第八十四军和第六十八军守正面随、枣一线。以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担任大洪山的南麓、京钟公路和襄河两岸的防务，而以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和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守桐柏山北麓南阳、唐河至桐柏一线。长江沿岸和襄河以西防务，则由江防司令郭忏所部两个军担任。
部署既定，樊城长官部内的情报科收到我方谍报人员何益之自上海拍来密电，详述敌军此次扫荡第五战区的战略及兵力分配，一切果不出我所料。
前已言之，何益之君（化名夏文运）原为日方的译员，嗣经我亲自接洽而担任我方的敌后情报员。抗战爆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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