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长，恐怕将来要误事。还请委座（指蒋）另行考虑吧。”其实我心里对参加抗战是愿意的，但我以内政部部长的地位去当张学良的参谋长，心里总有些不愿意。蒋明白我的意思，他说：“北平军分会仍然是我的名义，你就是我的参谋长；而且敬之（何应钦号）同去，他以后要在那里主持，你不但要在军事上帮帮敬之的忙，尤其在政治上要帮帮他。”我知道他已决心要张学良下野，由何应钦来代替；我和何应钦还合得来，就答应了。
接着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部长黄绍竑、参谋部次长杨杰、军政部厅长王伦、参谋部厅长熊斌，还有宋子文的朋友银行家胡六（胡筠庄）的老婆胡六嫂，一行人浩浩荡荡专车北上。表面上看，好似南京国民党中央很重视长城抗战，全力支持张学良，内心却各有各的想法。宋子文表面上似乎是作财政上的支援，其实是用来对张学良说私话，并为他出国作布置；此外还走一些英美外交路线，不久就回去了。何应钦表面上似乎是作军政上的支援，其实是要取张学良而代之。罗文干则是要与北平各国外交团打交道，看看风色，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方针摸摸底，不久也回去了，由次长刘崇杰代替。我虽然是参谋长，但主要是供以后各方面政治上的奔走，因为蒋认为我还有些“肆应”之才，可以做“安内”的工作。专车到了徐州，不敢经天津到达北平，恐怕天津的日本兵知道了出来为难。其实日本人对这些人去北平，是欢迎的。专车由徐州转陇海路经郑州，再转平汉路北段到北平西站下车。大约是2月28日的早晨，张学良并没有到站迎接，因为他还在黑甜乡里起不来，派人招待。我同何应钦住在中南海的居仁堂，宋子文另有他的秘密住所。
当日下午两点多钟，我同何应钦去阜成门内原清朝顺承王府（现为全国政协机关）拜访张学良，听取前方的情况。他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他把热河及山海关方面的情况告诉我们，那时听他的口气，对战局好像还有把握。座谈久了，他就要到里面去打吗啡针。这是我第一次和这位“少帅”见面的情形。我们每日下午都得到那里商谈，我心里想：这样的情况怎能长久相处下去。闲了没事，也和一些北平上层人士接触，都为这位“少帅”的精神体力和指挥威望担忧，恐怕要误了国家大事。
日军于2月23日向热河进攻，先后占领了开鲁、凌南以东各地，继续向赤峰、建平、凌源等地进攻。热河主席汤玉麟闻赤峰、建平、凌源等地失守消息，即在承德做撤退准备：先把所有的汽车装载他私人的财产，向古北口撤退，因而影响了前方的士气。号称险要的平泉以北承德以东的黄土梁子主要阵地也自动放弃不守。日军占领黄土梁子后，即分兵两路：以一部南向平泉攻喜峰口，以主力西向承德攻古北口。日军于3月4日占领承德，汤玉麟已于早一日退逃滦平。张学良闻讯大为震惊，当即下令通缉汤玉麟。张学良那时对我们曾作出要亲率王以哲等军去恢复热河、与侵华日军拼到底的豪语，但迫于舆论，不得不向南京政府引咎辞职。
驻在南昌专心致志进行“围剿”红军的蒋介石，知道热河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即于3月6日乘飞机到汉口，改乘火车到石家庄，宋子文也同来。何应钦和我接到电报后，就先到石家庄去迎候，同行的还有山西阎锡山的代表徐永昌。蒋介石在车上召见了我们，听我们把情况报告之后，问我们对于张学良辞职的意见。蒋介石在南京早已决定要何应钦来取张学良而代之的，现在为什么还要问呢？因为对于东北军的底子还没有摸清楚，还有些顾虑。我们说：第一，如果还让张学良干下去，不但全国舆论不满，而且北方军队如山西阎锡山的军队、西北军宋哲元的部队，以及商震、孙殿英等部队都会不服。我们以后就指望这些军队继续抗战，中央军是不能多调出来的。第二，张学良虽有亲率未曾作战的东北军去收复热河与日军拼到底的表示，但以他的精神体力是做不到的，而且拼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第三，即使准张学良辞职下野，东北军也不会有什么顾虑。蒋介石根据我们的报告，就决心准张学良辞职下野，由何应钦来接替。
张学良知道蒋介石来石家庄，也打电报去，想和何应钦等一同去石家庄迎候。但蒋介石还没有得到何应钦和我的报告，主意没有打定之前，不便就与他见面，就复电说：“前方军事吃紧，调度需人，不必就来，有必要时再约地见面。”蒋介石同我们见面商量的次日，就约张学良到保定见面。张学良先到车站迎候，蒋介石后到，在蒋介石的专车上见面，仅有宋子文一人在座。何应钦和我在另一专车上，没有参加，怎样谈的，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会谈仅仅个把钟头，张学良就很颓丧地辞了出来。蒋介石走后，我们和张学良各乘各的专车回北平。次日张学良就发出辞职下野的通电。不日离开北平到上海去了。
何应钦继张学良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负华北军事的责任；我当了参谋长，都在居仁堂办公。参谋团设在府右街南口右侧的大楼，除由南京带来几个高参——侯成、陶钧、徐祖诒、徐佛观等外，其余都是东北军的原班人马。何委东北军参谋长鲍文樾为军分会办公厅主任。原任张学良参谋处处长的金元铮（前清贵胄，陆军小学、保定军校三期毕业）是满族人，恐怕他靠不住，就加设了一个作战处，由徐祖诒任处长，也在居仁堂办公。何应钦和我秉承南京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倚靠两千多年来秦始皇遗留下来的万里长城作为防御的唯一工事，想守住长城各口——独石口、古北口、喜峰口、冷口，阻止日军进入关内。独石口方面的防务调傅作义部队担任，傅作义本人进驻张家口；古北口方面把溃下来的东北军王以哲等部撤下整理，而以由南方调来的中央军徐庭瑶的第十七军（辖第二师黄杰、第二十五师关麟征、第八十三师刘戡）担任；喜峰口方面的防务以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担任；冷口方面的防务以商震所部第三十二军担任。由长城撤下来的东北军整理后，调北宁线天津以东及冷口以东担任防御，同时令孙殿英部坚守多伦以东地区，作敌后的威胁，使日军不能不有一些后顾。这是完全防御性的到处挨打的作战计划，根本谈不到进攻和收复热河、收复失地。
日本关东军既占领了黄土梁子，即分兵一部（大约一个旅团）南下占领平泉，向喜峰口进攻。东北军万福麟所部直溃口内，日军先头于3月9日占领喜峰口。调往该方面增防的原西北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所部主力方到达遵化，先头冯治安师黄昏后到达喜峰口。冯部乘敌人不备进行逆袭，黑夜里不用火器射击，而用大刀砍杀，用刺刀混战，杀死杀伤敌人不少，也有所虏获，把喜峰口夺回。这是长城抗战唯一的胜利。捷报传来，振奋全国的人心；大刀队的威名几乎把现代的精良火器都掩盖了。日军遭此意外的挫折，重新部署进攻，一时形成对峙的状态。
日军主力（约一个师团以上）占领承德后，即向古北口进攻。东北军王以哲部节节败退，企图固守古北口，等待徐庭瑶部的增援。徐庭瑶军先头关麟征第二十五师，于3月9日夜到达古北口城，而王以哲部已被日军击败，急于退走，11日就把古北口关口丢了。关麟征亲率所部增援，企图夺回古北口，不幸中弹受伤，不能达到目的，乃据守南天门阵地。黄杰的第二师到达增防后，该方面也成了对峙的状态。刘戡的第八十三师也调到该方面，由参谋次长杨杰任总指挥。
这时我们觉得榆关方面防守石门寨的何柱国军过于突出，不能不顾到冷口万一被敌人突破，敌人就可以占领迁安下滦州；喜峰口万一被敌人突破，则敌人可以占领丰润下唐山，截断榆关方面何柱国的归路。为了缩短战线，把何柱国军调驻滦河西岸，破坏滦河铁桥，依靠滦河作为防御。同时增强冷口方面的防御兵力。我们于3月20日给何柱国撤退的命令，平津日本报纸次晨就清清楚楚地刊登了出来。这当然是由于汉奸或电报密码泄露出来的，可见我们作战的一切计划敌人是清清楚楚的。国内报纸则攻击这次的撤退是受日本的要求。因此何应钦不得不向记者声明：“我军此次对于滦东的军事调动完全是为了战略上的关系，绝无政治上的关系。”
孙殿英所部有三万余人，在3月以前即进达赤峰、围场地带，支援那方面的东北义勇军。日军进攻热河，同时以骑兵一个旅团附飞机坦克向孙部进攻，孙部溃退多伦以东地区。何应钦原要孙固守多伦以东的山岳地带，以减轻日军对长城进攻的压力。但孙经不起日军的压迫，于4月下旬放弃多伦，继续向沽源溃退。孙部军纪极坏，沿途骚扰不堪，外间并有谣言，说孙已接受伪满的委任，并没有与日军接触，就向后撤退。何应钦大为惊疑，因而对他的军饷、给养扣而不发，他的驻平办事处处长找我诉说经过，我想这样总不是办法，于是自告奋勇，到沽源、多伦前方去视察以明真相，好作处理。我乘火车到张家口，会同傅作义坐汽车向沽源前进，路经张北县与傅部的将领们见面。在沽源以北的平地脑保（蒙语泉水的意思）碰到了孙殿英。他向我叙述经过说：“多伦在地图上虽是个大地方，但人烟稀少，给养困难，而且四面都是荒漠平沙。虽有些山，但是与南边的山完全两样，寸草不生，山势平延，很难阻止敌人坦克车的冲击和飞机的轰炸。即使没有敌人到来，我这三万多人也不能久驻那里，既没有兵站补给，又没有积储，一切都要就地想办法，所以军纪太坏，事实就是这样，我是承认的。至于说我不见敌人就溃退，请部长你去看看，我那些伤兵是哪里来的呢？又有人造谣说我受了‘满洲国’的委任，部长你知道，全国都知道，我孙殿英挖了小溥仪的祖坟，即使我去投他，他肯容我吗？岂不是把我这麻子脑袋往刀上送？我孙殿英虽然是土匪出身，混了几十年，也还知道一些民族大义，即使至愚也知道自己与小溥仪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那些造谣的人无非是想栽我，请部长转报何部长，并且妥为处理。我一定服从命令，绝无二心。”我心里想他后面这段话，倒是实情，他所以不投伪满的关键就在这里。于是我答应即发欠款40万元和面粉4万袋，并指定他在沽源、独石口、镇岭口一带向东面北面布防，好抽出傅作义部队作为机动使用。
在这期间，北平的古物正在南运。古物在北平的有两部分：一是属故宫博物院的，一是属于内政部古物陈列所的。当本年1月山海关失陷时，南京政府行政院决议设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并以榆关陷落平津危险，决将古物南运保存。北平各团体反对政府迁移古物，1月23日，北平各界组织保护古物协会，通电反对南运，谓政府须全力守北平，若虑古物资敌，则华北数千万方里数千万人民应先保护，不应只顾古物等语。这个义正词严的通电，南京政府不加理睬和反省，仍然用军警保护运出，直到4月间尚未运完。我到北平的时候，内政部押运人员向我请示，那时我正忙于军事，就说：“整个河北和北平正处在危险状态，守护之不暇，还有工夫顾那些东西吗？你尽量地运，运出多少算多少吧。”有一天，我到古物陈列所去看看，那位所长问我：“部长要不要一两件东西？”我听了很惊异地说：“所里陈列的古物，可以任由长官来要的吗？可以由你送人的吗？”他听见我的话有责备的意思，就转口说：“并不是所里已经陈列的东西，那都是顶好的编了号的。库里还有许多次等的东西，没有编号，没有登账的，拿一两件也不要紧。”其实这个弊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在那些所谓“古物保管专家”的手里，即使已经编号登记的珍品，他们也可以用假的换了出来。后来故宫盗宝案的发生，不就是这样的吗？可惜我那时候对字画古董不感兴趣，不然的话，尽可以大大捞他一把。
大约是三月二十三四日，前方比较平静，蒋介石曾秘密来到北平。当时虽说是秘密，后来报纸也知道了。蒋来北平是听取各方的报告并作指示，在居仁堂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各方面的高级将领都出席作了报告。古北口方面总指挥杨杰在席上大谈其后退配备的战略，他要把南天门阵地（古北口以南的阵地）向后撤退到密云县以东地区，引敌人深入，而在两侧配备两个军同时出击，一举就可以歼灭敌人的主力，长城战事就可以转移为攻势，不致坐着挨打。他并且报告前方敌人不断增加，战事如何激烈，要求增援。何应钦素与杨杰不睦，素来都把杨杰叫作杨大炮，听了很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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