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说：“前方没有什么激烈战事吧！”杨杰说：“我刚才由前方回来，难道还不清楚？”何应钦就叫：“王厅长（伦）你立刻打电话去问问徐军长（庭瑶）前方的情形怎样？”王伦打电话问徐庭瑶，回话说前方很平静。弄得杨杰当场下不了台，满面通红，一言不发。不久杨杰的总指挥也撤销了，由徐庭瑶代理。杨杰从此就反对蒋介石。不过日军增加确是事实，正在部署尚未攻击，原来是第八师团，后又增加了第六师团一个旅和一个骑兵旅团，是由多伦方面转移过来的。
蒋介石作了最后指示，肯定地说，要以现有兵力竭力抵抗，不能希望再增加援军。会后随往西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衣冠冢，并同何应钦、杨永泰和我在香山饭店吃了一顿不饱的晚饭，他就经保定转回南昌去了。蒋还交下一些问题，留杨永泰在北平与各方商量处理。当晚我即邀杨永泰到北平著名交际花杨惜惜家里去玩，顺便同各方的代表商量处理问题。到有东北军方面的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山西方面的徐永昌，宋哲元，驻平代表萧振瀛。杨惜惜是以前平汉铁路局会计科王科长的小老婆，王某贪污了十几万元，死后这些钱都归了杨惜惜。她有自己的漂亮汽车，华丽的公馆（缎库胡同五号）。那里有酒、有色、有财，经常有些“要人”出入。我们这些人在那里真是乌烟瘴气，蒋介石交下来的所谓军国要事，就是在那里商量处理的。
长城战事日益紧迫，北平也不能不有些军事布置。我们调了一些部队布置城防，主要是东城和北城。驻军在驻守地区，入夜是戒严的。在东城区苏州胡同一带素来是外侨尤其日侨活动的地方，他们不守驻军的戒严令东窜西窜。驻军哨兵要他们站住加以盘问，也是很平常的事。日本武官酒井隆也受到了哨兵的盘问。次日酒井隆就带了两个全副武装的日本步兵要到居仁堂见何应钦当面抗议。新华门守门的宪兵要武装的日兵停在门外，请酒井隆单独进去。酒井不答应，大闹起来。宪兵请示，何应钦也只好让他带着武装士兵到居仁堂。会见的时候，两个武装日本兵就站在跟前。何应钦抗议他这种无礼貌的举动，他的回答是因为在北平他的生命没有保障，因此不能不带武装进行自卫。何应钦问他缘故，酒井就说昨天晚上被哨兵盘问，并诳言哨兵要他跪下，拿大刀想杀他，因此他要带武装保护前来抗议。还说他与何应钦是旧相识，是同学，才来当面抗议，否则就会自由行动起来了。何应钦除一面向他解释道歉之外，还下令驻城部队以后对外国人要客气、要礼貌。
尽管长城战事如何紧张，何应钦和我还摆出好整以暇的姿态。有时去玩玩高尔夫球，有时去打打猎。有一天，他同我去游颐和园，那时泮水初解，浮冰绿水之间，有成百上千的野天鹅浮游。我们问管园的可不可以打，他说从来没人打过，所以它们才敢年年到这里来快乐地游玩，一过春天，它们就飞去，一到冬天，它们又回来，是颐和园的天然美景。也就是说虽然没有禁令，可是从来没有人打过，以免破坏这天然的美景。他说话的用意，无非是想阻止我们去打。但我们猎兴大发，莫说没有禁令，就是有，我们一个是军政部部长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一个是内政部部长兼北平军分会参谋长，莫说是要打几只野天鹅来玩玩，就是要打三贝子花园里（即现在的动物园）养的老虎和狮子又有谁敢来阻止呢？于是我们居然开枪打了。后来听说天鹅从此就不来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冯玉祥这时在张家口开始酝酿组织抗日同盟军。我同冯是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在徐州第一次见的面。九一八事变后，他一度到南京，又见了一次面。3月28日我以私人名义，同高参陶钧到张家口去访问他，并看看情形。他请我吃一顿粗劣的晚饭，席间他说明了他抗日的宗旨，并力诋张学良、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的误国卖国。我心里想：现在长城不是正在抗战吗？何必另立旗帜？但我又想到抗战人人有责，多一方面的号召，壮壮声势总是有益的。那时他还是一个光杆儿，让他搞去吧，横竖搞不出什么名堂。因此我没有同他辩论什么，也没有劝他到南京去，我就回北平向何应钦汇报。但何却对冯十分重视，他说：“冯这个家伙野心很大，抗战不过是用来掩护的名词，以后如何发展，如何收拾，很成问题。”长城战事正在吃紧，只好暂时不管。
4月下旬，方振武的部队响应冯玉祥的号召，由山西介休县开到了河北邯郸。北平军分会要他在邯郸候命，不拨火车给他北上，他就步行到了定县。我与方振武以前也有一面之交，何应钦要我去定县，同方商量，改编后参加抗日，拟改编为两个旅，以鲍刚、张人杰为旅长。他不同意，继续步行北上，到达徐水、满城附近。后方军队这样自由行动，何应钦大起恐慌，于是借口统一军令，饬将所有在察哈尔及河北两省的抗日救国军及义勇军等名目一律取消，其有人马充足的部队准改编为正规军参加抗战。这个命令的用意是想破坏冯玉祥抗日同盟军的计划，但不发生什么作用。方振武、鲍刚等的部队仍继续徒步向张家口集中从事抗日，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北宁线方面自何柱国军退守滦河西岸，日军即进占抚宁、昌黎、卢龙等地，与我军隔河对峙。喜峰口方面因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防御相当坚固，敌人避免正面攻击的牺牲，找到冷口方面的弱点。那里原是东北军缪澂流师担任，后来商震部的黄光华师增加上去，虽然努力抵抗，但经不起日军的攻击，冷口遂告失陷。日军占领冷口后，分兵占领滦河上游的迁安，威胁滦河西岸阵地的侧背，主力则绕到喜峰口的后面，向防守喜峰口的第二十九军形成前后夹击的姿态。因此防守喜峰口的宋哲元军不能不撤退。北平军分会乃令何柱国、王以哲、万福麟等军撤至宁河、宝坻之线，宋哲元军撤至三河、平谷以东地区。敌人继续前进，先后占领遵化、玉田、丰润，向我军压迫。我为了布置津东防御去天津走了一趟。我在天津还去拜访了亲日分子张志潭（已由南京任为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我在言语之中表示要他顾全大局，听候中央处置，不可单独行动。他表示这个仗打不下去了，首先军队纪律太坏，人心恐慌，甚至有些人宁愿欢迎日军到来。他的话可说是代表了他自己，也代表了某些人。我在天津想与前方联络，但联络不上。因为那条线（即宁河宝坻之线）并不是预先构筑好的阵地，而是临时征些民工挖了一些土壕，更未架设通信网。前方情形十分混乱，眼见那线也守不住。我转回北平把情形报告何应钦。
古北口方面是敌人进攻的主力。自古北口失守，我军就坚守南天门。南天门地形险要，不能使用很大的兵力。日军以全力进攻，战事很剧烈，进展甚慢。徐庭瑶的三个师，起初是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在第一线，被打残了，黄杰的第二师顶上去，换下第二十五师，第二师又被打残了，刘戡的第八十三师又顶上去，换下第二师。由南天门而石匣镇而密云，节节抵抗，节节撤退，就是这样挨了两个多月，是长城抗战作战时间最长、战事最激烈的地方。3月间，因喜峰口第二十九军大刀队一次的胜利，上海妇女界组织妇女慰劳队到喜峰口慰劳第二十九军，对古北口方面则没有去。我对她们的代表王孝英、沈慧莲说，古北口方面的战事比喜峰口方面激烈得多，她们都不相信。可见当时报纸把大刀队捧得天那样高，把对日抗战最激烈的部队都忘了。东北军方面更没有人理睬。
徐庭瑶军退到密云附近，既无险要的地形，部队又已残破，不能作有效的抵抗。北平军分会事先把傅作义的部队调到昌平附近向怀柔、顺义出击，但经日军的攻击，作战不利，退守顺义、怀柔以北山地。日军进至顺义附近，距北平仅50多里。而京东方面的日军既占领三河进迫通州，宝坻日军进迫香河，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这是5月24日的情形。当日军迫近顺义的时候，日军飞机九架飞过北平上空，飞得很低。机上的太阳敌徽及驾驶员的面目都看得清楚。那时既没有防空警报，也没有防空洞设备。我和何应钦听到了机声，才跑出居仁堂到假山下去躲避。我们的高射炮队也咯咯放了几响。但敌机并未投弹就飞回去了。事后，英、美外交人员深不以我们的高射炮的射击为然。他们说：“日机不是来轰炸的，向他们射击，就会引起他们的轰炸或扫射。”但敌机不轰炸、不扫射，只有天晓得，也许他们外交人员事先知道吧。
这期间，德国总顾问费而采，也在北平参加我们作战计划的制定。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总参谋长鲁登道夫的作战处长。他每天都到居仁堂听听情报，看看地图，或同我们谈谈。但我觉得他只有一般的战略见解，尤其对中国部队的情形根本就不清楚。东北军自滦西撤到宁河、三河之线，又被敌人突破。他问我，那方面既不是敌人的主力，东北军的番号又那样多，为什么守不住？这个很容易答复的问题，弄得我很难答复，只好耸耸肩膀。5月24日，上午他仍然到居仁堂，见办公室的作战计划地图都揭下来了，就大惊失色。我们把情况告诉了他，请他回南京以保安全，随后就调回国去了。蒋介石后来又聘请德国鼎鼎大名的塞克特将军当总顾问，他在德国当了很久的国防部部长，是凡尔赛条约后第二德国陆军的保育者。我曾参加他与蒋介石的座谈，蒋介石问他对日国防的意见。他说：“最危险的是这条扬子江，必须沿江建设要塞，并沿江构筑游动炮兵阵地，沿江布置游动炮兵。否则一旦开战，日本舰队就可直捣汉口，把中国分为两下。”我觉得他的意见也很平常，难道这种平常道理我们也不懂得，要请教外国顾问吗？不过在蒋介石统治的时候，德国顾问是很吃香的。
南京政府抱定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除了军事抵抗之外，交涉的活动也是积极的。外交部部长罗文干、财政部部长宋子文2月底来北平就是做这个活动的。罗、宋回南京后，又派外交部次长刘崇杰来继续进行。他们希望通过英国驻华大使蓝浦森、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由英、美出面调停，把上海停战协定重演。但英、美在华北的利益关系并不大，不似上海那样积极，蓝浦森只是向日方要求维持《辛丑条约》，秦皇岛附近不发生战事。
南京政府不但在外交方面对英、美进行活动，做交涉的准备，同时也在内政方面调整华北的人事，为以后的妥协做准备。蒋介石曾要我兼任北平市市长，我没有同意；又叫我征求地质学家丁文江的意见，要他当北平市市长应付日本人，丁文江也不同意。5月3日，南京行政院设立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黄郛、黄绍竑、李煜瀛、张继、韩复榘、于学忠、徐永昌、宋哲元、王伯群、王揖唐、王树翰、傅作义、周作民、恩克巴图、蒋梦麟、张志潭、王克敏、张伯苓、刘哲、张厉生、汤尔和、丁文江、鲁荡平为委员，并指定黄郛为委员长。从这个委员会名单来看，包括有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华北地方各方面的人物，也就是想用这个委员会作为第一步“华北特殊化”，与日本进行直接交涉。黄郛是亲日派的头子，用他来当委员长，很显然是对日本表示妥协。黄郛被任命后，并不即时就职，而是在上海和北平与日本人秘密接洽，等待时机的到来。
军事上，到了5月24日，日军迫近顺义、通州、香河，北平成了三面被包围的形势，日机复在上空飞翔。前方的部队正在溃退，无法收容整理；后方又肯定没有增援的部队，即使蒋介石肯调援兵，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北平只有刘多荃东北军的几个团和蒋孝先的中央宪兵第三团。白天我到城内各地去看看城防的布置，到晚上八点多钟才回到居仁堂，看见办公室里已经不像往日的样子，我的铺盖也已经捆好了。我问何应钦怎么一回事，他说：“前方情形你是知道的，军分会现在决定撤到长辛店以南，打算11点钟上火车，火车已经预备好，在西便门外跑马厂小车站上车。你回来得正好，我们等你作最后的商量。”在那里有黄郛、张群、李择一、王伦，连我一共六个人。我问撤退有没有请示得到蒋的许可，何说：“时机太紧急，来不及请示。”我说：“北平呢？”何说：“交给徐庭瑶防守，他的司令部设在西便门外的白云观。”我说：“敌人已占领顺义以南地区，还来得及由前方调回来布防吗？”何说：“这就很难说了，只好尽力地做去。”
黄郛自被任命为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之后，就在上海、北平与日方进行秘密接洽，他什么时候到北平我不知道，这次何应钦邀他来参加会议，自然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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