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黄郛说：“由驻北平日本武官方面得到的消息，如果中国方面肯派军使向关东军要求停战，便可停止对北平的进攻，用外交的方式结束此次战事，并希望在夜里两点钟给他们答复。否则关东军即向北平进攻。”黄郛、李择一自不必说，张群的意见是同黄、李一致的，但他不说话。王伦则主张守北平，并且要立刻调炮兵到天安门、中华门，向东交民巷轰击，先肃清城内的日本驻军，不管他日本人也好，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一概把他轰完，横竖也不过丢了一个北平，使英、美旁观者吃一些亏，然后他们对日本有所责难，谁叫他们同日本人住在一起呢？他这些激愤的话，大家都不赞成。何应钦没有主意，仍然想撤退。我说：“调兵增援肯定不可能，前方部队正在溃退，未必就能调来北平，从容布防，而我得到的消息已经有人从事伪组织，运动某些部队参加。如果我们军分会一撤退，伪组织可能就立刻出现，敌人就利用伪组织作为对手与它签订协定，作为这次战事的收场；将关东军撤回关外，并不占领平、津，而平、津已成为一个特殊化的第二‘满洲国’。这样河北就非我国所有了，损失岂不是更大？因此我主张一面布置北平的城防，一面派军使去商量停战，万一停战不可能，然后把北平交由徐军长作背城一战。我们那时候仍有从容退出的时间，现在又何必这样急呢？”大家都以我的说法为然，但何应钦仍以未曾得到蒋介石的指示为顾虑，因为事情太重大了。那时北平和牯岭长途电话还不通，打电报去请示万万来不及。我说：“委员长要我们来主持这方面的事，我们要为他负一些责任。古人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且现在是君命来不及的时候呀，我们应该把责任负起来吧。如果以后委员长不同意，我们愿共同受国家法律的处分就是了。”我说完这番话，张群支持我的意见，何应钦才决定派军使去与关东军商量停战，由黄郛、李择一去答复北平日本武官。王伦见这样决定，遂愤愤地上楼睡去了。后来王伦在中南海骑马，堕马触树，触破身死。他在那时算是北平军分会参谋人员中主张抗日最激烈的分子。
5月24晚上的秘密会议开到1点钟以后，才决定派军使到顺义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与西义一师团长商量暂时停战办法，其实就是战败了作城下之盟。派什么人当军使呢？这是一个忍辱负重的差使，既要有相当的官阶，又要有相当的仪表，最主要的还要会讲日本话。于是选派军分会作战处处长徐祖诒（燕谋）去充这个角色。他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精通日语，相貌魁伟的少将，是很适合上述要求的。他当初不肯去，恐怕到那里受凌辱及以后还要受全国人民的责难，经我们多方的劝勉才答应了。他同北平日本使馆武官于25日上午5点钟乘汽车由东直门出城，抵达顺义某一个村子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同师团长西义一商量停战办法。路程不过50多里，个把钟头就到了。我们就好像热锅里的蚂蚁一样，静待他的回音。我们的行李已经捆好，不再打开，我只好到北京饭店去睡觉休息。早晨我又回到居仁堂，当我跨出饭店大门的时候，听到后面一个人很惊讶地说：“他们为什么还不走呀！”由他的口气里可以想到当时北平某些人已知道我们已经准备火车要走了。他那句话到底是希望我们留在北平，还是希望我们早些离开北平呢？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大约12点钟的时候，徐祖诒回来了，他报告了与日军交涉的经过。他说：在顺义某个村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里作了接待军使仪式，并签订请求停战的“觉书”后，西义一师团长就提出了暂时停战的办法，内容概要是：一、华军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以北、通州、香河、宝坻、林亭、芦台以南一带，以表示华军停战的决心，请日军不再前进；二、于5日内日方（指关东军）派遣代表与华方军事当局（指军分会）讨论停战条款；三、正式谈判地点须在日军占领地内。这个结果的下一步文章就更多了，首先是派谁当正式谈判代表，他的地位要比徐祖诒高一些，又要懂得日本话。我们再三商量，决定派参谋部厅长熊斌充当，另加上一个军分会总参谋的名义。熊斌也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过去同日本人有过一些往来。熊斌当时也不愿意充当首席代表，经我们勉励他做马关条约的李鸿章，何应钦并许了交换条件才答应的。其次是要派人到庐山向蒋介石作报告，因电报是不能弄得很详细，于是推我于25日下午4时专车回南京转庐山（当时报载黄绍竑28日回南京是错误的）。
我在25日午后6点多钟到了天津，在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处匆匆吃了一顿晚饭，我把前方情形及临时停战的办法告诉了他。他自然是同意的。随即专车南下，事先约好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济南车站见面，半夜里车到了济南，韩复榘已经候在那里；我们在车上谈了20多分钟，无非是把情形告诉他，他更是赞成停战。济南以后一直都没有停过车，那条路上就是我那个专车行走，其他的车都停了。第二日3点多钟到达浦口，走了22个钟头，据说是那时候津浦路最快的火车了。本想即乘飞机到南昌，但时候已经晚了。27日上午9时乘军用飞机到南昌，在行营参谋长贺国光家里吃了一顿午饭，随即乘火车于下午3点多钟到了牯岭。事先蒋介石已经把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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