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象父，弟弟却很贪玩，象母。贪玩的弟弟在农业银行信贷，挪用了公款，与一帮子哥们成天花天酒地。后来事发东窗，原是要送交警方，后来顾及到杨主任的面子，便通融了一下，决定如若能赔出挪用的款，即可内部理。回家杨东一说，差点让杨主任背过气去，当时就发了脾气，声称要打电话，请农行交司法机关理。杨东的母拦住了怒不可遏的杨主任，立即打电话告知女儿，女儿问挪用了多少，母问杨东，说是一百多万，女儿电话那头吸了一口凉气，但又马上说，先别让父动作，给她三天时间，她去想办法。三天后，提着不知从哪搞来的一百万交到了农行，农行便以一纸辞退书了结此事。
没了工作的杨东只好呆在家里，母又怕他出去鬼混，就狠心地控制了他的钱。所以有时杨东身上摸遍了也摸不出五分钱。他在外面花钱花惯了，现在这种情形真让他有心去死。恰巧这时深圳的人找到了他。
深圳的人说是想在重庆设立分公司，请杨东出任副总经理。杨东问，我能做什么呢？深圳的人说，其实你也不用做什么。杨东说，那我去当什么副总经理呀？深圳的人明说，你爸爸不是建委主任吗？建委系统的计算机配置业务随便弄一个过来，就够你忙几个月的。杨东说那行，不过我得回家说一声。没有想到第二天杨东变卦了，说是不想当什么副总，但是可以作为重庆一方与深圳合作销售。深圳人一听，就猜到杨东背后有一位高手给他出了点子。但也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就同意了。过了几天，杨东说他自己搞了一家公司，自己出任总经理，主要业务是电脑及电脑配置，如果深圳方愿意合作的话，就约个时间谈谈合作细节。
深圳的人去了杨东的公司，也查验了经营执照，虽则是渝兴公司下属的分公司，但竟也是独立法人公司，注册资金也有一百万。深圳人便没有任何疑虑地与杨东商讨合作的细节，杨东拿出一份清单，上面全是建委系统电脑配置的规划的指标，其中最让深圳方感兴趣的就是重庆建筑设计院的订单。杨东说要是深圳……
[续珠宝链上一小节]出面去做这笔订单，十有八九拿不到手，但如果由他的公司出面，那易如反掌，因为这笔订单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建委拨款。深圳人心领神会，于是就商定把货物调到杨东的公司，销售以后按比例分成。杨东说，如果不放心，他可以马上预付五十万，并且可以让深圳留下一个人监察货物到后的出入情况。深圳的人拿到五十万预付款，而且又可派专人看护货物，既然如此，何乐而不为呢。
谁也没有想到会出事。
深圳发到重庆的货柜是8月25日到的重庆东站，杨东偕同深圳常驻的人一起提货，又一起将货盘进了杨东的库房。什么都弄好了，这时已经下午6点多钟了。杨东说应该庆祝一下，于是由他作东，请深圳的人实实在在玩了一晚上。第二天下午深圳的人到杨东的公司，却看到的是人去楼空。问及物业管理部门，说是前几天杨东的租期就到了，昨天晚上来了一帮子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深圳的人顿感大事不好，迅即到库房一看，果然也是空空如也，问库房管理人，人家说不知道，杨东租的库房，也是昨晚把货物拉走了。再找到渝兴公司，公司的总经理说，杨东是挂靠在渝兴的，属自付盈亏的承包关系，且是独立法人，债权债务与渝兴无关。深圳方找不到杨东，也不知道货物的下落，只好求助于警方。
文静没有怎么费力就找到了杨东，但杨东说自己也是受害者。文静不相信，从已掌握的情况看，这件事从一开始就布好了套子让深圳人钻，而如果没有杨东，深圳人怎么会那么容易就上当了呢？杨东却说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
杨东今年二十八岁，个子挺高，长得也有几分帅气，但就是脸上老是摆出一副对什么都无所谓，对什么都不再乎的神态。文静说，合同是你签的，你又是法人，从法律的角度上讲，你就应该对这批货物负责，至于你是不是受害者，当然是另当别论。文静的话中意思很清楚了，尽管你说你也是受害者，但法律责任还是要由你来负的。杨东也听明白了这个意思，于是似乎象是初出道的样子问，那我能做些什么？文静感到不可思议，这么严重的事怎么到了杨东的嘴里就变成了一件搞糟了的游戏？他是真不清楚问题的严重呢，还是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于是又问，你知道你要为此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吗？杨东说，知道，知道，我就当是欠了他们货物行不行，我都承认了，难道还要把我抓起来不成？文静说，你不是欠了别人的货，你是骗了别人的货，是诈骗，懂吗？而且骗得不是小数目，这是犯罪，犯了诈骗罪，你已经犯了罪，不抓你又要抓谁呀？杨东一听吓坏了，好象想都没有想，便向文静提了一个古怪的要求，说能不能让他来一趟，文静问，让你来做什么，杨东说，我见了我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办啦。
文静一想，看样子，杨东也是别人利用的工具，如果杨东能积极配合警方的查证，或许结果更好一些。所以就同意让杨东给他打电话。文静在一旁听着，杨东打电话时几乎快要哭出声来了，也不知道电话里他说了些什么，杨东这才又回复到对什么都无所谓的神态。文静心想也够奇的，看来杨东在家里被宠环了，宠得一无所能，宠得不象个男子汉了。从这一现象分析，杨东可能也是象他自己所说，也是受害者。但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不要求见父母，而单单要求见他的呢？
杨东的没有来，而是深圳的人来了，是来要求撤消对杨东的指控。文静觉得很奇怪，但深圳的人说他们已经找到那批货的下落，并且已经追回。完全是一场误会。误会？那怎么解释杨东的人去楼空呢？又怎么解释库房连夜提走了货物呢？又怎么解释杨东事后避而不见呢？深圳的人说半天也没有说出个让人信服的解释。但事主已然找回了货物，又明确认定错不在杨东，文静也觉得有些骑虎难下。恰在这时，局领导也找到文静，说是这个案件可以到此为止了，文静说如此而为，是不是过于草率了？尽管事主提出了撤控，但其中许多隐情并没有进一步得到澄清，如果就这样了结了，那会不会有什么预想不到后果？局领导说，出了问题自有领导承担责任。
文静决定非要查个落石出不可。
文静结案之前，又仔细询问了一次杨东。
杨东得知深圳的人让他去任分公司的副总经理，尽管待遇相当优厚，但他还是把不准划不划算，所以提出回家问问。但他并没有问家里的人，而是找到了渝兴公司的薛总经理，他与薛很熟，过去就有一些交往，特别是他在农行工作的时候，也帮过薛的不少的忙，到现在还有一笔贷款薛没有归还。杨东问到薛总，薛总说，深圳的人狡猾得要命，名义上是让你去当什么副总，实际上是想利用你父的权力，到最后大头让他们拿走了，你不过是拿点小钱。与其如此，还不如你自己做，跟他们对半分成，再者说了，你自己做，别的厂家也会自动找上门来。杨东为难地说，我自己怎么做呢？薛总说，那好办，听我的没有错。
其后几天里，薛总替杨东办好了一切，先是将原本就有的分公司的法人改成杨东，然后再替他租了一间写字间，挂出公司的牌子，又为他的帐上划去了五十万的流动资金。这一切做好以后，薛总让杨东出面约深圳的人到分公司面谈。到货物进入库房后，薛总又让杨东出面去应酬深圳的常驻代表。再后来杨东就一无所知了。第二天下午他也是到公司去以后才发现什么都没有了。他跑去找薛总，薛总说当时事情紧迫，分公司法人的易名没有通过工商局，也不知道是谁向工商局举报了，没有办法只好接受工商局的罚，分公司的执照被注销了，还罚了一笔款。杨东问那批货怎么办？薛总说你就不用管了，后面的事情他会理好的。并且强调，这段时间里杨东最好呆在家里，不要与任何人联系。等事情理好以后，薛会告诉杨东的。杨东听后就回家了，果然没有跟任何人联系，也没有跟家里讲。
假如杨东所言为真，那薛总经理就是一手设计的这个圈套。但这时候去接触薛，显然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尤其是深圳方面撤控的情况下。文静去找深圳的人，一方面是想核实一下杨东的话有几分真实，另外也极想弄明白撤控的原因。但出乎文静预料是，深圳的人是找到了，但却什么也不愿意说。这让文静很失望，但也不能强迫别人说。文静感觉到深圳人有一种难言之隐，但究竟是什么，好象无从而知。文静正准备走的时候，无意中瞥见一份材料，抬头上赫然印着“重庆市建筑设计院”的大字，她心里一动，原来如此，怪不得深圳的人要撤回对杨东的诈骗指控，也怪……
[续珠宝链上一小节]不得事后深圳人对此讳莫如深呢，显然与什么人做了一笔交易。
杨东确是充当了薛总经理的工具，但薛总其人为什么连杨东也骗了进去，目前尚不得知，而确切无疑的是薛利用杨东骗到了深圳厂家的一批货。深圳方报案后，渝兴公司不是合同签订方，而独立法人的杨东当然难逃其责。杨东的家里人知道后，认定杨东当了一回冤大头，但又明知无法追究渝兴公司的薛总。那么若要让杨东免于警方的追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深圳方撤回对杨东的指控，而这样做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与深圳做一次交易，杨东家里，特别是杨东的父，手里有交易的筹码，身为建委主任，把深圳想要的业务拿出来应该是很简单的事。于是杨主任用某种方式找到了深圳的人，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交换。在这样的情形下，深圳方经过权衡，当然会接受杨主任的交换。于是撤控，于是讳莫如深，于是杨东也就没事了。
要证实这一推断，文静认为很简单，只需跑一趟建筑设计院就清楚了。她果然去了，果然也证实了这一推断主思路的正确。而仍要做的就是落实其中尚不完全清楚的细节。但有一点文静心里很自信。那就是可以重新立案侦察渝兴公司的诈骗案。但向局领导汇报后，局领导说研究一下再说。二天以后，领导对文静说，这个诈骗案交给别人去查，你交接后立即到珠宝抢劫专案组报到，说是那边遇到难题了，局里决定调一些业务骨干去充实专案组的力量，以期尽快查出结果出来。文静心里兴奋不已，她确确实实早就想介入那宗专案了。
文静到了专案组，照例是从卷宗开始。
从卷宗上反映出案件的侦办进展看，警方并没有取得实质上的突破。一方面尽管警方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做了全面而又细致的查寻，但没有获得令人振奋的线索，文静还是坚持当初案情分析会上她自己的反证：也许根本就不是惯犯所为。
其实从文静自己的办案经验看，是不是惯犯所为，大都与残忍没有必然的联系，在相当多的案例中，许多惯犯作案手段反而不如初犯凶狠，这主要因为惯犯对实施犯罪的结果比较注重，在持枪震摄住现场对自己有所阻碍的人员后，一般情形之下是不愿意再去杀人的，惯犯真正绞尽脑汁的是得手不被逮到的结果，假如可以不杀人却杀了人，那就意味着被逮住的可能增大，越是老谋深算的惯犯越是不愿意做这种自己与自己过不去的事情。劫犯杀死保安，纯粹是一种另有含义的举动，好象不单单是残忍。从现场情况看，劫犯一进店已经向保安开了一枪，打断了右上的动脉，出血不止，他站都站不起来，也就无从谈起阻止劫犯了。那为什么还要开第二枪呢？文静琢磨着现场目击者提供的细节。不止一个人说那名女劫犯拿到珠宝箱后，不是马上离开现场，而是又一次把枪筒顶向了坐在地上的保安的头部，也正是因为复又顶着头部，刚从楼梯上下来的清洁工才会吓得失声叫起来，至使惊动了劫犯，甩手一枪打死了清洁工。为什么，为什么呢？
文静怎么想都想不出个答案出来。
把枪顶在头部，是想再威吓一次，岂不是多余？况且在那种情势下，案犯竟然会如此从容不迫？是想说些什么？对了，后来在打死清洁工后，她不是说了一句“你活着有什么用”？可不可以说，假如清洁工不出现，案犯就可能先说这句让人不明所以的话，然后？然后开枪打死保安。那么也就是说，不管清洁工出不出现，保安是在劫难逃，非死不可的？这到底是为什么？那为什么一开始不打死保安，而要在抢劫得逞之后，而且还要说一句周围的人都听得见，却又听不明白的话？好象是这时保安该死了。可是保安该不该死究竟与案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从案犯的口音上可以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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