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时到院子里的小道上，下雨天在厚重的窗帘后……每天他都那样坐五六个小时，上午三个，下午少则两个，多则三个，只有在无风的黄昏，他才到院子里走一会，光线强烈时绝对不行，即使睡觉，在梦中，他也不会停止思考，他有时突然从上爬起来，叫秘书记录梦中思考的结果，这些结果和白天形成的文字往往丝毫不差，为了防止过错，他立下规矩：所有他批阅的电报和文件，一律押三个小时后再发。
在神圣的大会堂里，他这样静默。在幽静的别墅里，他这样静默。在毛家湾他的家里，也是这样用沉默打发日月，毛家湾的院子里有几棵高大的皂角树，螺旋状的大皂角在树上吊着，当皂角摇晃但互相不能碰撞时，当夕阳的光辉不能清楚显示物的边缘时，那风和光的度数就是他可以忍受的这时是他出来散步的机会。
一旦那些皂角能互相碰撞并且发出声音，环境就已经不适合了，这是一个标志。
没有皂角的时候，就看烟囱里冒出来的烟。
毛家湾四周都是是高墙。东边是一家医院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向来安静。北边是地安门西大街，但平常车子少，噪音不大。毛家湾北部并不临街，它的邻居是解放军出版社，即平安里三号。当时有人曾要设立一一五路电车，终点站就在毛家湾和平安里三号之间，但没有得到毛家湾的同意，原因是声……
[续林彪的最后岁月上一小节]音，毛家湾的西边是一些民房，要有好远才达到西四北大街。那些民房通常是非常安静的，连吵架的都很少，毛家湾的南边更安静，如果不是茅屋胡同那里有个解放军文艺社，来往的人更少，在毛家湾和大红罗厂大街之间，有一家小工厂，工厂里有个烟囱，一天到晚都冒着懒洋洋的半黑半白的烟，当那里的烟够向正上方升三四米时，是林彪可以散步的机会。但他对这种美好的室外散步并非十分在乎。如果室外不行，他就在室内散步，而且好像那是他更喜欢的形式。
一句话，他的整个生活就是静默和思索，绞尽脑汁，搜肠刮肚，他并不奇怪，几乎所有的高级首脑都是这样决策，他们不相信别的制，即使死在那种形式里也在所不惜。每天的生活就是琢磨怎么对付人，怎么搞到和保持这个权力，一直到死。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喜欢的事情神圣化，就一定会相信，那个形式能拯救一切，他不厌其烦地那样重复着看来极其枯燥极其乏味的生活内容，唯一与外界联系的是那些不断传来传去的文件。他从那里发现政治的冷暖晴，在那里比赛地位的高低和精明的程度。每一条批示里都能寻找到权力变化的蛛丝马迹，每一个园圈中都有远近疏，那是真正的贵族游戏，非常严峻，非常复杂，稍微掉以轻心就会掉进人为的陷井和魔鬼的圈套，这是最残酷、最难控制的战争，所以他和他们都需要尽可能的安静。
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别人突然打乱他的思路。突然的干扰能使他产生一种情绪反射。他一生最不能控制的就是这种情绪，连他的妻子叶群都是说不清那种情绪是什么。这种情绪不经常发生，但是一旦发生，就会显示两端个非同寻常的症状：一是心悸流汗，二是大小便失禁。这时，战争之神什么都是不能做，不仅不能看书、叫汇报，连吃饭都是有困难。只能卧休息，绝对的卧休息。轻微的流汗只需要躺下休息一会儿，重时要休息四五天，一切恢复以后，他才能继续那种生活。他没黑无白地考虑他的问题，在暗的屋子里制定大大小小的军事和政治方案。他介入政治生活的方式，通常是听秘书讲文件并由秘书代他在文件上画圈，他表示同意时，就抡起胳膊在面前划一个圈子，秘书就在文件上划一个同样的记号。如果有话要说，就由秘书记录。他不同意时，就说「不予答复」，或者做一个压下去的手势。
这就是林彪的生活。如果你还要知道别的，那么只有一点可以补充：他很喜欢孩子。无论是女儿林立衡还是儿子林立果，他都喜欢。林彪解放后到苏联养病，就是带着六岁的林立衡去的。他给女儿的名字——豆豆——也是来自她（似乎应该是“他”—输入者注）喜欢嚼黄豆的缘故。与之相关和另一个秘密就是：这两个孩子和母——林办主任叶群——的关系都不好。林立衡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叶群生的，派人专门调查过。林立衡一直查到自己的出生证，上面赫然写着她的叶群的名字，她才不情愿地承认那个可悲的事实。
这就是林彪，他的生活内容非常简单，他活得非常慎重。
可是，他突然死了。他的死亡对那时的中来说，就像晴天的霹雳，把千千万万的中人都是震懵了。二十年过去了，人们从官方的路标小心地绕过去，发现了大不相同的真相。
二、死得不明不白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是个震惊世界的日子，那几天，中（应该说是中大陆－－栓柱注）天空没有一架飞机，官方几乎停止了一切外事活动，从华盛顿到巴黎，从东京到台北，都猜测大陆发生了重大的事变。
最初开始传说林彪死讯的中人小心得无以复加，简直是胆战心惊。有些传播小道消息的人被人报告到公安局，大约有八千人因此而被动捕，罪名是「用死来诅咒林副统帅」，「反对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
后来的官方说明是：「林彪急于抢班夺权，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英明果断，敬爱的周总理坚决斗争，林彪及其死叛投敌，匆忙中准备不足，飞机坠毁于蒙古的温都尔汗，落得个折戟沉沙，暴尸荒野，死有余辜，全共诛之，全共讨之……」
但是，整个事件的官方解释总是给人临时拼凑的感觉，它过分了草，在人们的震惊过去后，陆续有人提出问题，渴望探求林彪的死因。
这些至今仍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的问题是：
一、毛泽东是怎么事先发现林彪的反革命计划的？是不是有人事先向毛泽东报告了呢？如果有，那么这个人或者这些人对毛和周都是很大的功臣，无论当时还是后来，都要极力表彰的。用那样的好例子描述林彪事件，也省得用那些皮毛的材料。在有关九·一三事件的所有证据中，最重要的就是林立衡的电话，但林立衡当时只不过是问周「我父为什么晚上要旅行」，其它比如所谓暗杀毛等事情，林立衡在告密时根本没有涉及。
二、九·一三事件是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合谋的一次政变？是否他们安排了置林彪于死地的攻击措施？而林彪逃跑和反抗只是为了避难求生，保护自己？
有一篇文章说：七○年十二月北戴河华北会议结束后，毛将北京军区换上了铁杆保皇派许世友的军队，即三野力量，又在七一年一月实行了对北京军区的改组（即当时所说的掺砂子），林彪很不高兴。林对毛泽东十分不满，所以「五一节」在天安门一闪即失。这个举动使毛警惕林彪的造反。可是，如果林彪有谋的话，还会对毛那样表示直接的不恭敬不理睬吗？他是那样喜怒于形的人吗？
整个事件看起来就像周、毛谁也没做什么，静看着一个大将军坐上一架劣等玩具似的飞机，飞了一会儿就掉下来摔死了。毛和周在林彪死前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他们是那种「人犯我，我也不犯人」的善良的弱者？
三、即使相信林彪是乘坐三叉戟出逃的，可是为什么三叉戟会坠毁？事实上，它的油足够到达伊尔库茨克的。它完全没有必要在那个开阔地上冒险降落，飞机机翼上那个圆形的大洞，到底是被武器击中的呢，还是提早在飞机起飞前安放了定时炸弹？
俄公布的检验结果是：该飞机上的尸均致枪伤，尸上有枪弹葯孔。苏联和蒙古的医学专家分别对尸进行了细致的检验，结果都是：死者年龄在二十五岁到五十之间，死者中唯一的女，是一位没有生育过的中年妇女，当时林彪是六十四年，叶群是五十岁，而叶群生有一女儿（栓柱注：那林立果就不是叶群生的了？），飞机上那九具尸中到底有没有林彪和叶群？
如果苏联的调查结果不对，为什么中官方不发表中使馆的验尸证明？
一位蒙古……
[续林彪的最后岁月上一小节]共和外交部副部长曾经临飞机失事现场并了解尸检验结果，在他访问日本时，日本方面有关林彪事件的研究者特别招待他，在醇酒和女人的无拘束气氛中，这个蒙古官员证明说：「飞机上的人没有女的，也没有一个超过五十岁。」他在说「没有女的」时，还幽默地用手托了托自己的部。
飞机失事当天，驻蒙古人民共和的中使馆在发给北京的第一份材料中也曾说：「飞机上的遇难者，在二十五到五十岁之间。」周恩来命令将这个报告封存到中央保卫局－－那是汪东兴的地方，这是为什么？
四、一九九○年四月十八日，英＜金融时报＞刊登蒙古人民共和副政委安巴亚尔的证言说：那架中飞机上的遇难者，没有林彪和他的妻子，他认为，按照际惯例，中应当将尸弄回去的。无论为了保存还是检验，就地掩埋是非常暗的行为，既然说尸中有林彪、叶群等重要人物，为什么不把尸按照际惯例运回中，偏偏就地埋葬呢？
五、林彪不是个急躁做事了草的人，为什么历来指挥若定的大将失去了行动章法，甚至显得无能、畏缩、懦弱和呆滞？林彪杀毛的计划为什么愚蠢地选择了许世友——一个反对林彪的将军——的地盘？
林彪是名将，如果他知道政变计划和杀害毛的布置，就要有一整套应变计划，怎样嫁祸于人，怎样控制形势，怎样宣传造势，甚至要安排好失败后的避难，他似乎不应当将北戴河作为指挥中心，那里交通不便，对方耳目太多，不利于行动，是不是他本来就没有逃跑的企图，更没有暗杀毛的计划？
整个事件几乎就是叶群和儿子在忙碌，林彪就像一个被搬来搬去的木偶，一个指挥千军万马，从东北到海南岛横扫千万军如卷席的林彪会将这样的滑稽了草的计划付诸实行？那样清醒缜密、那样独断专行的林彪，会在这样事关生命定义的严峻大事上被一个愚蠢的女人和臭未干的孩子左右？而且，林彪是善于指挥集团军作战的战略将领，为什么只使用空军？
六、香港＜镜报＞一九九一年有连载文章——＜相见时难别亦难＞——描述叶群当年选美为林立果所挑的对象张宁访问林立衡的过程和感想，在那篇文章里，张宁肯定地说：「其实，当年关于林彪的定定案，以及所谓五十七号文件，是四人帮一伙盗用林立衡的名义，欺骗了世界舆论。」
该文还指出另一个疑点：有关部门到现在还不归还林立衡和林家的财产，藉口是那些东西「被别人占用了尚未归还」。汽车、家具可以占用，难道那些私人笔记，照片和物也被人占用了吗？是不是怕露出与官方描述不一致的证据？「四人帮」已经完蛋了，那么现在是谁在控制呢？难道那些证据对现在掌权的人有什么危害？或者可能构成对那些已作定论的「正人君子」的否定？
七、＜北京，最寒冷的冬天＞一书作者夏之炎先生对林彪的死亡时间提出质疑：他说：林彪谋杀毛泽东到底是哪一天？官方是说法前后矛盾，七一年的一号文件说是九月十日，但在两年后，林彪专案组的报告和周恩来在「十大」报告中都说是九月八日，后者是经过调查后作出的，如果是八日，可是到十二日傍晚林彪还在听音乐会？这和林彪一贯的认真细致的作风不太符合。
林彪的那个所谓「手令」到底是一件别是事情还是指的行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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