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正象四川口音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未变一样，朱德非凡的精神内核一直隐藏在一种朴素的装束之下，没有华丽的盛装，没有刻意的雕琢，猛一看，仿佛内容压倒了形式。我们百思不解的是：这种“不修边幅”的装束是某种习惯的自然流露，还是朱德本人的刻意追求？如果是后者这其中又暗示着怎样一种心态呢？
西德友好人士王安娜在访问了延安之后，在《中——我的第二故乡》中，写道：“初次和朱德见面时，我想他实际上还不到五十岁。但看起来却显得苍老。……这个‘匪首’，怎么看也不象英雄，不象一个有力量的人。他的外表平平无奇，要是在人群中，恐怕一点也不引人注目。在延安，仍有不少人叫朱德的外号‘伙夫头’。……可是，平平无奇的外表，纯朴的态度，毫不矫揉造作的谦逊，这些都不能证明朱德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是连外的专家们也深信不疑的。他的这种才能，在他作为红军最高指挥员的漫长生涯中，已得到证明。他对战士们象父般慈爱。朱德为人非常洒，即使别人在说自己，也含笑以对。他从不因为自己高位和荣誉而自视特殊”。谈起毛泽东与朱德的不同之，她以女的直觉感受到：“毛泽东并不象他的老战友朱德那样，朱德混在人堆里是不引人注目的。一般说来，毛泽东不拘形式、不讲究繁文缛节，他穿的制服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满是皱折。可是，他有一种难以言状的风度，显示出威严，使人感到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有时甚至会给人有难以接近的印象。
从井冈山会师到1934年的几年中，朱总司令率领中央红军打了大大小小几百次仗。在辽阔的中土地上，朱德成了劳苦大众心目中的一颗明星。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朱德这位率领多少万大军南征北战，打得反动派“汪汪”乱叫的红军总司令，一定是一个威武庄严、凡人不好接近的大人物。
在瑞金的时候，一次，朱德在路上休息时，帮着一个老贫农打了一阵谷场，边打边和老人拉家常，那老汉只觉得这位红军会干庄稼活，说话随和，也没想到问他尊姓大名。后来开大会时，老汉发现台上讲话的人好面熟；“啊！那不是给我打过禾谷的那个人吗？”他开始还半信半疑，心想这样大的一个“官”，能给我们老百姓干活吗？揉着眼睛双细瞅了一阵，越看越象，“不错，是他！””这时他问旁边的人：“台上讲话的是谁？”“你还不知道，他是朱军长呀！”老汉一听，愣了：
“他就是朱军长！我得去谢谢他。”
又一次，井冈山地区的遂川县开“穷人翻身大会”，朱德在会上把没收土豪的财物、服等分给县城附近的贫苦农民。
大会开完后，他在路上遇到一个晚到的贫农老汉。这位老汉穿着一件破烂的军，由于天冷，浑身打哆嗦。当时东西已经分完了，朱德就下自己的棉给老头披上，说：“大伯，这件棉袄就算分给你了吧！”老头见他身上只剩了两件贴身军，说什么也不肯要，朱德就哄他说：“你就穿上吧，我家里还有一件呢！”老汉推不，就含着感激的热泪把棉袄穿上的。
过了几天，红军又在城里开斗争土豪劣绅的大会。那个老头穿着朱德同志送给他的灰棉袄赶来了。他抬头一看，见台上讲话的那位中年红军好象是前几天送棉袄给他的同志，他激动地挤上前去，踮起脚尖，往台上看了看，说了几声：“是，是！”接着又往前挤去，朝台上看了看，又说了几声：“是，是！”
站在他身旁的一个赤卫队员奇怪地问他：“大伯，你口口声声说‘是！是！’——‘是’什么呀？”老头高兴地说：“是台上讲话的红军送给我棉袄的。”那赤卫队员瞅瞅他穿的灰棉袄，又笑着问：“大伯，你知道台上讲话的红军是谁呀？”这一问，可把老头问住了，怪自己前几天忘了问他的姓名，焦急地说：
“你快说，台上讲话的是谁？”那赤卫队员翘起大拇指，自豪地说：“他就是咱们红四军军长朱德。”老头子听了又惊又喜，连忙伸出两个大拇指，激动地说：“呵！原来他就是朱军长，怪不得这样温和，这样贴旁人！”
1929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朱德率领一部分红四军战士，在瑞金与长汀两县交界的古城宿营，他住在一栋土墙矮屋里。
矮屋里住着一位白发苍苍、满面皱纹的聋婆婆（她本姓龙，因为一家人被白匪残杀，耳朵气聋了，村里人便叫她聋婆婆）和一个八、九岁的孙女桂香。朱军长和她们说了一会儿话，走进厨房见两口缸里一点也没有，便悄悄地到后面小溪边挑了两担，倒在缸里，最后又挑了放在厨房里。然后回到隔壁小屋，在油灯下写东西。聋婆婆去做饭时，见厨房缸、桶都装满了，盆盆罐罐也收拾得井井有条，真是又感激又高兴。她回身取出几个蛋，用红布包上，带着孙女，要去感谢那位给挑的红军。可是，那位红军叫什么名字呢？
不知道。聋婆婆看到的红军都是青年小伙子，数刚才到她家给挑的那人年岁大，说话又和气，又贴人，心想他大概是个“伙夫”吧！于是就来到红军的厨房里，问一个年轻的炊事员：“小同志，你们那个老伙夫在这里吗？”小炊事员莫名其妙地说：“我们这里都是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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