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文韬武略，智勇兼备，素有“儒将”之称。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作为最佳“参座”，屡出奇计，巧于用兵，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此之谓邪？
1926年7月，广东民政府开始北伐。叶剑英随军由湖南来到江西。
北伐军攻占南昌后，敌人迅速组织优势兵力进行反扑，北伐军被迫退出南昌。这时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将军建议，停止进攻两周，观察一下形势再打。但是第一军总指挥王柏龄不听加仑的劝告，为争夺攻占南昌的头功赶到前线，急于攻城。
叶剑英分析当时的敌我态势，认为孙传芳部据守的人数比中路军多；地形条件也于我不利，故力主不打。他向王柏龄建议：
“南昌三面环，如果敌人断了我们的退路，进去了也出不来；我军刚退，城内局势不稳，暂不进去为好。”
王柏龄拒不采纳他的意见，孤军突进，结果孙传芳来了个两边包围，部队损失惨重，仓皇撤出，王柏龄自己也只身逃跑，险些当了俘虏。
在最后攻占南昌战役中，叶剑英和一师师长王俊援助李宗仁的第七军攻打江西武宁县昆仑山下的王家铺。
叶剑英随师到达，观察战场，看到孙传芳部下陈调元的三个师据守铺南一列高地，顽强抵抗。第七军全线向各山仰攻，很是吃力。这时，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战斗已近尾声。
叶剑英看后便向代师长王俊说：
“他们已经打了三天三夜了，我们稍加点砝码，敌人就退。”
他建议将部队主力迂回到敌人侧后去，用一小部队佯攻，命炮兵上山开炮，迫使敌人退却，在运动中歼灭之，战果必大。
王俊不听，说：
“那不行，我不能分兵！”结果将部队全部拉到山上去，刚打几枪，敌人就逃跑了。
王俊得意地喊道：
“敌人退了，我们追吧！”
看到这个不讲战略战术的打法，叶剑英气坏了，他强忍着愤怒说：
“还追个屁！等你下了山，人家已经跑到几十里路外了，什么也缴不到。”
王俊不听叶剑英的意见，在江西已打过一次败仗，这次又打了个消耗战，只缴到一个破炮筒。参战的官兵都气炸了肺。大家埋怨王俊的指挥无能，越发钦佩叶剑英的军事才干。
后来，蒋介石听到王柏龄逃跑和王俊作战无能的事，立即将王俊、叶剑英和团长薛岳叫了去，大发雷霆，骂王柏龄不是带兵人才，并要撤王俊的职。蒋介石对叶剑英的才能很欣赏，想要拉拢他为自己效力，只可惜打错了如意算盘。
叶剑英不但是一位卓有远见的政治家、战略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理论家、教育家。从黄埔军校时起，他就开始了军事理论的研究和对军事人才的培训。
1932年秋，叶剑英接替刘伯承担任驻瑞金的中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那时，他还担任军委总参谋长、瑞金卫戍司令兼政委等要职，工作繁忙，但他仍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抓学校的建设。
叶剑英对当时的形势分析后认为：“轮训干部，培养人才，是加强红军建设、保卫胜利果实的一项战略措施，是头等大事。我们红军学校重任在肩，一定要竭力为革命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
他坚持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他自编写教材，给学员讲课，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教学方法，提倡直观教学，少讲多做，组织模拟实战的野外演习等。他强调用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学以致用、平时养成的教学方法组织教学。
在叶剑英精心组织领导下，红军学校出现纪律严明、刻苦学习，团结活泼的景象。第三、四期共为部队培养输送了三千多名优秀的连以上干部，为红军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大作用。
1939，叶剑英奉中央命令参加举办民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并任副主任（后改任副教育长），主任为汤恩伯（后任教育长，主任由蒋介石兼任）。
为团结抗战，叶剑英采用我的传统办校经验来教育训练民军队的军官，使游干班与当时民其他军校相比，具有很多长，如：较广泛地实行民主；教授法部分采用了启发式；实行“教”、“学”、“做”合一；教职员与学员生活打成一片；提倡自觉纪律；坚持做民众工作等等。
叶剑英除担任领导工作外，也从事部分教学工作。他讲解游击战和时事政治等课程，深入浅出，谈笑风生，颇受学员的欢迎。
第一期学员毕业前，叶剑英组织全人员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由于准备充分，组织严密，动作逼真，近似实战，获得成功，学员们敬佩不已。就连民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学员程兆熊在对游干班的“视察报告书”中，也不得不承认：
“学员曾向余言及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形，谓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
叶剑英为动员群众抗日，工作非常深入。在南岳期间曾动员衡山佛门弟子参加抗日。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同时他还利用多种机会作报告，进行演讲，传播革命火种、当时的《云南日报》曾称他具备着“我们理想中一个青年革命将领应有的农民般的诚朴，书生般的冷静和英雄般的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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