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深深懂得“教育普及首在广造师资”。为了同其他军阀抗衡,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创办了一所当时山西第一流的学校——山西省立民师范学校。他计划这所学校每年招生20个班,两年结业就可得毕业生1200人,20年下来,山西105个县的小学教师就不至于缺乏,普及教育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了。这样,在山西推行他的“军主义”和“用民政治”就有了基础。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醉心于军主义。他羡慕日本人说的“武装和平”,称赞德人主张的“铁血主义”,他的政治野心,就是要在中实现军主义,为此,专门编写了《军主义谭》一书。这是他创办师范学校的一个宗旨。这所师学校不仅设有军事课,而且学生生活半军事化。阎锡山非常重视这所学校,经常到学校听课、训话,还选派自己部队中的营级以上优秀军官担任学校军事课的教员。
不论阎锡山办学初衷如何,他创办这样一所官费学校,却给因家境贫困而被迫缀学做书店学徒的徐向前创造了一个摆命运束缚的契机。
1918年底徐向前考入山西省省立民师范学校速成班,成为第一期学员。一入校,学校就发了军、皮鞋、绑等一些军用品,徐向前和其他学生一样完全是军人装束,还学习军事基本知识,进行军事训练。
两年的正规教育,使徐向前拓展了知识,终生受益。特别是入校不久爆发的“五·四”运动,对他的政治生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旗帜和席卷全的巨大声势,激动着每个爱青年的心。由阎锡山控制的这所准军事学校,也沸腾起来,并自然成了学生运动中心。许多学生走出校门,上街去游行示威、宣传演讲。徐向前不爱说不爱道,就跟着别人走街串巷,贴贴标语,听听演讲。“五四”运动的发生对徐向前思想的冲击是巨大的,逼着他想一些问题:“民众何以贫穷”,?“家何以危亡”?“中的出路何在”?闲暇时间,他不再象从前那样,热衷于读小说了,而是注意……
[续徐帅崛起之谜上一小节]一些与政治有关的书刊。他在师第一次知道了苏联的“十月革命”,在报纸上看到了“里宁(列宁)”和“劳农政府”的概念,对社会主义开始有了一个朦胧的认识。
阎锡山创办这所学校煞费苦心,想培养武文兼备的人才,以加强自己的力量。但是事与愿违,许多学生毕业后成了共产的骨干。除徐向前外,薄一波、程子华、王世英、张友渔、郭洪涛、郑季翘、李逸三等都曾在师学习,从事革命活动。阎锡山这时怎么也不曾料到,在他创办的这所学校里,有一个不太起眼又安分守己的学生,几年之后,跃然变成了威震中的著名军事将领,成了共产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他统帅下的红军,在大别山、川陕地区,把民军队几万几万地消灭,后来,成了新中战功赫赫的元帅。然而正是阎锡山培养武文兼备人才的办学宗旨,开掘了徐向前潜在的军事才能,为徐向前后来走向黄埔,成为优秀的革命家、军事家做了必要的思想、知识和力储备。比如当时学校开设武术课,教些各路拳术,太极拳是其中一种,后来成了徐向前一直延用的健身方法。从那时开始,他一直坚持了六十多年,成为他长寿的秘决之一。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他带病坚持到太行前线,自将一支地方武装训练成为主力兵团,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创造了以少胜多,屡克顽城的奇迹,降伏“卧牛”、横扫晋中、攻克太原,将阎锡山赶出了老家,解放了山西,成为阎锡山的掘墓人。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时期,徐向前接受了毛泽东的委派,和周恩来去太原,利用同乡的关系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阎锡山很赞赏徐向前的军事指挥才能,对他的部下说:徐向前缺粮少弹,蒋介石剿了他几年,都没剿垮,你们要多加留意。
阎锡山很想借共和作之机,把徐向前拉过去,甚至说出了“政治上依靠薄一波,军事上依靠徐向前”的话。
其实,如果不是阎锡山在山西反动、腐败的统治,逼得徐向前无法安身立命,他也许会过另一种安贫乐道的平淡生活,他在学校所受的军事思想启蒙教育将会消失在萌芽状态,历史也将会是另一种写法。因为当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学校毕业之时,从没有想过要去做一名军人,而是满怀“教育救”的热情投入到小学教育当中。可在短短的三年教学生涯中,他却两次被辞退。这对于一个热爱教育,并准备献身于教育事业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从谋生的角度来说,一个学徒工,考入师范,又做了教师,是不容易的;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理想和报负。‘五四’运动以后,在先进思想影响下,我心里也逐渐萌发起改造黑暗社会的念头。当上教师我就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从小就理解这一点,长成有用的人才,担负救救民的重任。我不能走我父以教书谋生的老路,要与他同行不同路。没想到,学校断了我的路。”
当他因向学生讲述太平天、义和团运动、八联军进京、辛亥革命、巴黎和会等事件,遭到校长的干涉,并被阎锡山创办的河边村川至中学小学部辞退后,父母为他的前途焦急,要他托托人情,再找个教书的地方。求告友挣个教书匠,徐向前不做了,愤而离家,跑到太原想另谋生路。
正当他踯躅街头,谋生无路,报无门之时,得到了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张榜招收学生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他串连了几个同乡,凑了一点路费,由阎锡山部队中一位姓郭的军官介绍,乘火车南下到上海参加初试,并最终考取黄埔军校。徐向前第一次踏出山西省界,把他的眼光转向全中。他无法预见自己的前途。既然教育救的想法碰了壁,此路不通,只好投笔从戎,走用枪杆子救的路,在黑暗中探出一条光明的路来。
山西省偏僻而落后的生活,从反面刺激了徐向前的求知慾望。被阎锡山黑暗统治逼向黄埔军校的徐向前,迈出了踏向革命征程的第一步。此后,他从黄博军校出发,一步步走向元帅之路。
第一次共合作时期,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很多共产人加入了民,被称之为“跨人士”。这时,有人劝徐向前跨,加入cp(共产),徐向前却斩钉截铁地说:“我决不做跨分子”。他的这一言行令很多进步同学感到困惑不解。是徐向前对共产的策略抱有偏见,还是他不愿随波逐流,抑或有什么别的原因?
1924年,徐向前来到黄埔军校后,上的第一节课是填表,集加入民。徐向前毫无思想准备,想不到加入民的手续这么简单,一堂课下来,他和同学们都成了青一的员了。后来他和一些人说起来,都当是笑话。尽管当时徐向前加入民不是自觉自愿的,但因为在考入黄埔军校前后,他曾多次聆听过孙中山的讲演,被“孙中山”这个响亮的名字所吸引,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逐渐有所了解,并对孙中山产生了钦佩之情,也就欣然接受了这个组织。徐向前是不愿盲目崇拜一个人,更不肯盲目去做一件事的,总要搞清是什么、为什么,再决定做什么。他一旦接受了三民主义,就要全心全意地去实行。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见他积极拥护共产人的主张,积极参加共产人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就劝他参加共产。实际上,一方面他接受共产主义教育是无意识的,主要还是出于对孙中山“联俄联共”主张的拥护和支持,本身对共产主义缺乏深刻的认识:
另一方面他单纯地认为一个人只能有一种信仰,不能“脚踏两只船”,而不知道共产员加入民是共合作的需要,并非放弃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严辞拒绝了同学的建议。
后来陈炯明叛变革命,徐向前做为学生兵参加东征,进行讨伐,并在东征的路上升为排长。在东征回师广州的路上,徐向前和同学们得到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的恶耗,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徐向前心中默念着开学典礼时孙中山的一句话,“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救民的事业”,并用这句话勉励自己,告诫同事。这时,徐向前真心实意拥护三民主义,原为实现三民主义奋斗。他没有想到,从此之后,三民主义逐渐成了民反动派骗人的一个口号。
徐向前在黄埔军校一年,从一个普通的入伍生,成为一名军官。黄埔军校的教育,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对他是宝贵的,使他开始懂得了许多救救民的道理,学得了一些军事知识。在校期间,跟随孙中山镇压广州商团武装叛乱和讨伐陈炯明,……
[续徐帅崛起之谜上一小节]培养了他的实战精神,锻炼了他的革命意志。海伦在她的访问记中说:“黄埔军校的传统在红军中就表现在徐向前身上。对此他自己也是有所认识的。在我们的会谈行将结束的时候,他总结红军之所以战无不胜的原因,说:‘红军真正发扬了中革命的传统精神,保持了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红中内幕》)黄埔军校的生活给徐向前留下了永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1990年徐向前去世后得到了高度评价,被称誉为是杰出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这一评价是中肯的,也是举世公认的。那么,不肯做“跨分子”的徐向前,是如何从一个忠实的民员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呢?
1926年,徐向前辗转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准备参加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他先到武汉军校(全称“中央军校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南湖学兵团当指导员,后到分校一队任少校队长。武汉分校号称“第二黄埔”,校址在两湖书院。它是黄埔军校四个分校中,最享有盛名的一所培训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许多共产员和民左派分子,在这里担负领导工作或任教。武汉生气勃勃的革命形势和两湖书院的政治气氛,使徐向前又有了读书和思考的机会。这时,又有人劝他加入共产。这时的徐向前,经过一年多的颠沛流离,耳闻目睹军阀混战、民腐政、人民遭殃等现象,变得更加深沉。在形势逼迫下,他不得不思考究竟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他还抽空阅读了列宁的《二月革命》、《远方来信》、《中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李季的《通俗资本论》等共产主义书籍。
读书是进步的阶梯,思考是前进的动力。要真正迈开步子走,还要有人引导。徐向前任队长后,薪较高,又孑然一身,经济上算是“大户”了。一些黄埔同学或山西老乡常常“敲”他的竹杠,让他请客聚餐。几乎每星期一次,大家戏称为“星期日聚餐”。说是聚餐,其实并非吃喝玩乐,而是借此研讨革命,谈论主义。聚到一起就开展辩论,从辛亥革命谈到三民主义,从《共产宣言》,谈到《资本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徐向前在交谈和争论中,思想认识不断变化,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的一些模糊认识,逐步得到了澄清,思想认识产生了飞跃。他终于认识到“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民不如共产”。(《历史的回顾》)
1927年3月,在共合作面临分裂的严重时刻,徐向前选定了自己的奋斗方向,由樊柄星、杨得魁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共产。
1955年在毛泽东自授衔授勋的十大元帅中,徐向前是唯一的北方人。然而这位令北方人感到骄傲的元帅,同样是在南方成熟成长起来的。
徐向前从小生长在山西,在他23岁投考黄埔军校以前从未离开过这里。他熟悉家乡的一草一木,也熟悉北方的风土人情。在黄埔军校毕业留校后,他因为过不惯南方的生活,也思念家乡的人,很想回北方图谋发展。适值1924年10月直奉战争爆发后,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回师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并与段祺瑞、张作霖组成由段祺瑞执政的“临时政府”,电邀孙中山大总统北上,共商统一大计。孙中山接受中共产的建议,发表《入京宣言》,然后北上。一时之间,“统一”在望,形势喜人。于是,徐向前和几个山西老乡商量,想回北方去冯玉祥部工作。恰好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正想手民二军,“改造”冯玉祥部,就批准了他们的要求,还自召见了他们。
冯玉祥是民将领中的一位有识之士。徐向前到民二军后被分配在河南安阳的第六混成旅,先任教导营教官,后任参谋、第二团团副等职。这对初出茅庐,又没有什么靠山的徐向前来说,可算仕途风顺、出人头地了。加之军阀混战,他又很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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