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我很想知道这个‘产’怎么‘共’法？它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有什么不同？中也有共产了。不过，我想，不管怎么‘共’，要有产才‘共’得成。穷人反正是不会吃亏的。”
三天后，刘达五带着贺龙给他的一封大洋（一百元）作盘费，踏上了去广东的路途。
然而，广东的情况令人失望。刘达五到广东，本打算重返滇军，不久他发现滇军中真正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力量比较弱，只好取道海防，回转贵州，寻找从四川失败后返往铜仁的贺龙。
1924年10月初的一个晚上，细雨霏霏。在刘达五的住，贺龙不停地吸着烟斗，在房子里踱来踱去。
“你认为我走的路子对吗？”
“你常常说，你要为天下的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条路子不对呢？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一个天下来，你还在摸夜路啊！”
“你说对了，清王朝倒了，袁世凯死了，全仍然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我们这几千人又能怎么样？我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
不久，在中共产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民。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召开了民第一次全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续追随共产党之谜上一小节]的三大政策。共产人林祖涵（林伯渠）、谭平山、毛泽东等参加了民并成为中央一些部的领导人。孙中山在中共产和苏联的援助下，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共产人周恩来担任了政治部主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共合作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人在黄埔军校的活动，对贺龙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年秋天，黄埔军校一些贺龙的同乡和铜仁籍的周逸群给贺龙寄来了许多书刊和关于广东时局以及黄埔军校开办情况的材料，还寄来了《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章》和《宣言》。
贺龙读后十分欣喜，他高兴地说：“如果在政治上确实按照《简章》和《宣言》中所说的去做，那在政治上就确实找到了出路。”
“只有找到共产，革命才有办法，部队在共产领导下才能发挥作用。”贺龙决定立即动身去广东找共产。
贺龙把自己的旅长一职交给一团团长谷青云担任，将自己的想法报告给了总司令熊克武。熊克武以部队有任务为由，没有同意贺龙的请求。贺龙从这件事上开始对熊克武的革命诚意和领导能力产生了怀疑。
尽管广东之行未能如愿，但他还是派了刘达五去广东谒见孙中山（刘达五去广东后，孙中山不久即逝世，因此，刘达五并未见到孙中山）。随后，贺龙与湖南共产有了初步接触。
1926年7月，在中共产的影响和推动下，广东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号召推翻帝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的统治，争取革命在全范围的胜利。贺龙组织响应，率部由黔入湘，任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
八月，部队改编，贺龙在常德就任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旅长、团长没有变动。师参谋长仍然是陈图南，秘书长也仍然是原来的向劲秋。新的变化是成立了两个过去没有的机构：一个是训练，由刘达五任长，另一个则是师政治部，主任是周逸群。
周逸群，贵州铜仁人氏。受中华革命委托，带二十余人的宣传队来到贺龙的部队，贺龙与其一见如故。
周逸群真实身份是共产员。对于贺龙当时的部队，“共产”是很新鲜的，他的到来，自然就引起全师官兵分外的注意，互相在打听他的各种情况。由于他出身于高门大户，到过日本留学，又是黄埔学校学生，这一切使得部队中那些行伍出身的军官在思想上自然地与他有一些距离。
贺龙、向劲秋与周逸群接触较多。当有人向贺龙问起对周逸群的看法时，贺龙出乎意料地回答：“是个很有头脑的人！”
秘书长向劲秋的评价是：“博才多学，不愧为书香门第！”
贺龙在全师具有很高的威信，向秘书长又是全师的头号笔杆子，经他们两人这一品评，年轻的周逸群在官兵心目中的分量一下子加重了，也由于他本人各方面的出类拔萃，很快就成了全师官兵欢迎的人物。
但是，也有对他始终持有偏见的，和人们谈起时，总说周逸群是“卖狗皮膏葯的”。此人就是参谋长陈图南。
当贺龙弄清了共产就是他寻找多年的“际”时，在周逸群来后的第三天，开门见山地提出要参加共产。周逸群听后自然很高兴，但显然时机不成熟，于是对贺龙说：“共产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一定会有人主动来找你。”
贺龙从周逸群的话中受到很大鼓舞，对周逸群更加信任了。他向周逸群提出：一要帮助改造部队；二要建立政治部。
周逸群直言不讳地指出：“部队是得改造，但不要指望广东派人来。应该立足自身，招一部队学生来，也可选拔部分青年军官，开办一个青年军官政治讲习所”。
贺龙非常同意周逸群的主张，决定在原随营军官学校的基础上，开办“民革命军九军一师政治讲习所”，由周逸群带来的大部分宣传队员担任教官，周逸群本人则担任讲习所第一任所长。
开办讲习所，是贺龙方面欢迎左翼宣传队来帮助改造部队的重大决定，也是贺龙和他的部队接受中共产领导的开端。
政治讲习所公开招生。不久，报名应试的青年就超过了八百人。
贺龙又辗转找到中共湖南省委，请求援助。1926年9月8日中共《湖南军事报告》中记有：“贺龙近又要我替他在常德办政治讲习所，我们以政治关系想阻其实现未果。现已派（陈昌甫）去主持其事。”还说贺龙派了与省方有旧交的独立旅长唐秉渊专程到湖南省部“找军事、政治人才替他训练军队，态度颇为诚恳。”
由此可见，当时贺龙不仅热情地留下了周逸群和大部分宣传队员，还早与湖南的中央组织有重要的联系。
随着贺龙倾向共产的态度日益明显，特别是他坚持开办政治讲习所的决然行动，使中共湘西省委对贺龙日益重视。
当年九月二十日中共《湘西政治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载：
“川黔军在湘西……其首领袁（祖铭）、王（天培）、彭（汉章）、贺（龙）各不相下，入湘部队实力以王、贺较大……
我们的政策：一、促其出湘入鄂；二、在军事上扶贺制王。第一点有三个理由：1．军事上有必要；2．湘政局上有必要；3．离湘是他们的去路。第二点有两个理由：1．我们对他们不能消极，必须拉一个有力者，于袁、王、贺中择一；2．袁在历史上绝无希望，王为保定系，贺比较与我们有联系，且对民众亦较好。”
从这个报告可以看出，中共湘西省委对贺龙与他的部队的看法还于初期，态度比较谨慎。这个政治报告当时虽未引起上面的充分重视，但中共湘西省委对贺龙的基本看法是正确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当时的贺龙不仅“比王天培较左”，而且贺龙从思想到行动上是越来越倾向于共产的，并由倾向逐渐靠拢，由靠拢转而拥护，直至最终加入共产。
自贺龙与周逸群结识以来，他们朝夕相，结下了很深的情谊。周逸群能从政治上影响贺龙，甚至在关键展开批评，贺龙也能欣然接受，不存芥蒂。贺龙从军事上鼓励周逸群，有时训斥几句，周逸群也并不介意。一军一政，两人相得益彰，互为诤友。
然而，随着贺龙对共产的日益信赖，部队内部新与老、左与右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政治情况越来越不平静。这主要反映在周逸群和陈图南两人之间。
论出身，论门弟，论才学，陈图南与周逸群可以说是旗鼓相当。但是，在贺龙部队里，两人的作派截然不同。陈图南自视甚高，喜欢空谈理论，敏感，且气量狭窄。由于他是贺龙的同乡，且资深位高，在第一师中下级军官中拥有一批信，因而……
[续追随共产党之谜上一小节]是一个颇有势力的人物。人们最初以为，由于周逸群到来，很快得到贺龙的信任，使他相形见绌了，他对周的轻蔑可能出于嫉妒。可是后来的许多事实表明，这只是部分原因，更深刻的根源是：周是共产，而陈是民中的顽固派。
一次在上不上政治课的问题上，陈图南与周逸群的矛盾公开化了。周逸群坚持政治课非上不可，他平心静气地申诉了许多理由，陈图南却面无表情地说：“我不听你那一套。”
贺龙则完全支持了周逸群每天上一堂政治课的部队整训计划。
还有一次，贺龙与陈图南、刘达五等人在武汉流览市容，当看到武汉三镇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时，贺龙深有感触地赞赏共产发动民众很有办法，陈图南这时提醒贺龙：
“云卿，你的思想越来越‘左’了。”
事实上，陈图南早就看出贺龙心向共产，因此加紧了拉帮结派的活动。在军官中，如果分为左、右两派，那么以陈图南为首的一派就是右派。这一派的骨干分子有团长柏文忠，营长陈黑、张松如、陈策勋，副营长赵福生、刘九同等。
陈图南整日与这些人沆瀣一气，并暗中勾结蒋介石，进行密谋活动。
1927年4月，贺龙奉命第二次北伐，开赴河南前线。出发前，陈图南利用汪精卫集团不给发饷，士兵不满的机会，唆使少数人闹事，谋刺贺龙。然未遂，贺龙果断理，交武汉公安局枪决了陈图南，迅速平息了騒乱。
闹饷事件，当年在武汉曾是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虽使贺龙历经风险，但确实增长了政治斗争的经验，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更显示出他与民右派的彻底决裂和在政治上历经严酷考验后的进一步成熟。
这一切是与优秀共产员、贺龙的良师益友周逸群分不开的。他的宣传教育在贺龙思想转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贺龙自己也说过，周逸群对他的影响，是对他思想上的第三次推动，也使他真正地接近了共产。
贺龙率领民革命军第十五师于1927年5月11日进驻河南驻马店。6月15日，贺龙所在部队进攻北洋军阀系的奉系，消灭大量敌军。这时的贺龙已是北伐中的一员左派名将，部队也被扩编为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周逸群仍为政治部主任。六月二十六日，贺龙奉命率二十军回到武汉。
六月底，武汉形势开始恶化，汪精卫集团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对共产人和工农群众的大规模血腥屠杀即将开始。
汉口、汉阳正酝酿着又一次“马日事变”。在腥风血雨中，几十个民革命军的大部分投靠了蒋介石；依然无所畏惧、毫不动摇地率领全军和共产患难与共的，只剩下贺龙一人。
这时的贺龙还不是共产员。
六月二十七日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通宵达旦地讨论应变措施。然而，共产际驻中代表罗易和陈独秀等领导人对汪精卫集团采取无原则的妥协让步，竟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调往武昌加入张发奎部。不料，由于理不当导致混乱，纠察队中不少人弃枪逃之夭夭，剩下的被迫缴了枪，且无安身，贺龙毫不犹豫地收留了他们。
此外，大批从别的部队逃出来或被“遣散”出来的共产员、进步青年以及和工人纠察队一起被解散了的农民自卫军骨干等先后编入了贺龙的部队。贺龙一如既往地全力保护着二十军里的一千多名共产员和共青团员。
此时，贺龙对汪精卫、唐生智之流的假左派已逐渐认识，并与其决裂。这以前，蒋介石为了拉拔贺龙，曾派参谋长朱绍良利用黔军关系，秘密来武汉，向贺龙封官许愿，说什么只要拥蒋，就委为中央委员，当江西省主席，赠送一幢地南京的大洋楼，条件是要注意周逸群……然而贺龙对此断然拒绝。
与此相反，贺龙对中共产和周逸群的信任有增无减。
据当年随军苏联顾问库曼宁回忆：
“贺龙决定把从蒋介石部队里赶出来的共产员欢迎到自己部队里来，但进行得十分秘密，因为当时在武汉还没有张发奎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这一决定如公开执行，必然过早地暴露中共产的计划，万一张发奎发觉了贺龙和叶挺部队里增加了共产员，可想而知，他从武昌出发之前就要全部解除第二十军及第二十四军的武装。”
贺龙为了避开蒋介石方面的说客，经周逸群安排，于六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由英租界搬到了俄租界，住在苏联公使馆内。在这里，贺龙结识了不少中共中央的负责同志。也就是在这里，他对共产员从思想上、政治上接近，进而发展到组织上的一致了。
七月一日，贺龙的新寓所里迎来了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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