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年轻的聂荣臻看不清军阀混战的本质，找不出解决的办法，感到对这些现象实在无能为力。他当时把希望寄托在出学本事，回来办好工业，使富民强，他相信“工业救论”，虽然在中学时期也知道了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看到《新青年》上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各有各的主张，众说纷纭，聂荣臻的年轻心灵对这些理论感到新奇，但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还是弄不大清楚。不过，他相信，中社会要变，只有变才有出路。
1919年暑假期间，聂荣臻怀着工业救的信念，决心去法勤工俭学。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各地逐步兴起，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法正缺劳力，留法手续很简单，只要通过领事馆签个证就行了。聂荣臻在家里是独生子，起初父母不同意他出，担心会出意外。聂荣臻就反复向他们说明留在家里没有出路。因为烧日货，可能还有被捕的危险。父母爱子心切，希望儿子能有点出息，最后还是同意他去法。在几个戚的帮助下，筹措了三百块银元，聂荣臻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办好签证之后，聂荣臻和其他同学们从重庆乘船出发了。
轮船离开重庆，顺流而下。长江两岸层层叠叠……
[续辗转求学之谜上一小节]，矗立着雄伟的山。近岸的山峦上，布满红叶，成熟的橙桔掩映在苍松翠竹中间，两岸美景使他们心旷神怡。然而，聂荣臻的心中喜忧参半。一方面对未来生活充满着憧憬和希望，另一方面又忧虑留在江津的同学，他们未能出走，反动当局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因而生死未卜。加上这次出走，归期未定，对父母和人，也难免有留恋和惜别之情，此情此景，汇集在心头，也沉甸甸的。
穿过三峡，江面渐趋宽阔，轮船在平静的江面上缓缓行驶。轮船停靠在宜昌之后，初出四川的聂荣臻外对面的世界感到新鲜，就上岸游览宜昌市容，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英租界，被红头阿三喝住盘问。结果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回到船上，他气恼之余，感慨万千。一个中人，在自己的土上活动，居然要受外人管辖，真是岂有此理。这件事更加激发了聂荣臻的爱之心。
船到上海后，聂荣臻对中这个半殖民地社会的感受，比起在偏僻四川的所见所闻，要触目惊心得多。那时的上海，被称为“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外滩附近，有数不尽的赌场、舞厅、夜总会和鸦片烟馆，外佬和有钱人在这里寻欢作乐，花天酒地，为所慾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数贫苦人和乞丐流落街头，在死亡线上挣扎。聂荣臻为家被糟踏成这个样子感到痛心，更加坚定了出求学的信念。
12月7日，聂荣臻参加了中寰球学生会为赴法学生举行的欢送会。寰球学生会是中学生出求学的促进组织，对每期赴法学生，他们都组织欢送。这次欢送会由寰球学生会总干事朱少屏担任主席，并致了欢送词。曾经到外留过学的周缉庵学士作了演讲，湖南学生江泽楷致了答词，会后还合影留念。这次欢送，对聂荣臻和即将出的学生都是一个鼓舞。
12月9日上午，聂荣臻花一百银元买了一张由上海到马赛港的船票，乘法“司芬克司号”（即“凤凰号”）邮轮从上海杨树浦码头启程，开始了远涉重洋的旅程。
轮船从上海启程不久，有些学生就开始晕船了，吐得厉害，吃不下东西，后来在海上又遇到风，船颠得很凶，晕船的人也就更多了。12日早晨到达香港九龙码头时，几个晕船实在厉害的学生想下船不走了。15日，船泊在越南海防港，后来到西贡，又有几个不能坚持的学生想取陆路回。奇怪的是，聂荣臻始终没有晕船，每到吃饭时间，他按时到餐厅吃饭，毫不在乎。船到新加坡时，聂荣臻见华侨们在新年临近时在门上贴上“皇恩春浩荡，文字日光华”来表达一种思乡爱之情，在异看到这番景象，使聂荣臻感受到了一种共鸣和欣慰。
旅途中最惊险的场面，是过地中海。在那里，邮轮遇上了大风暴，两天两夜，“司芬克司号”一直在巨中荡来荡去，一会儿被抛上尖，一会儿又跌进谷，海呼啸着从甲板上掠过，乘客只能蹲在船舱里，每个人都背上了救生圈。这时，又听手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地中海布下的雷，还未彻底清除，人们精神上的压力更大了。万幸的是，风暴终于过去了，也没有遇上雷。1920年1月14日，“司芬克司号”抵达马赛港，在海上整整行驶了35天。
来到法以后，聂荣臻先是被分配进蒙塔尔纪中学，后来又转到法北方厄尔——卢瓦省的省会德洛，进德洛中学补习法文。在法中学里补习法文，虽然课程比内留法预备学校要深得多，但是一天到晚生活在法人和法学生群里，环境的逼迫，学起来要快得多。积蓄快用完的时候，聂荣臻就赶快找工厂做工，等手头有钱，又进学校，这样反反复复，成为勤工俭学生活的特点。
在法，聂荣臻不仅经历了求学和做工的艰苦，在思想上，也在进一步探索着家和个人的出路问题。1921年10月，聂荣臻来到比利时，进了费用比较低廉的沙洛瓦劳动大学。此时的他，思想上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他越来越不能平静地坐在课堂里专心致志地学习了。他开始感到，出勤工俭学时所抱的那种“实业救”的愿望实在是不现实的。中的经济命脉和工业系统几乎都被帝主义及其走狗控制着，加上内民族资产阶段十分软弱，要发展民族工业，不改变军阀统治的政权，只能是一种幻想。聂荣臻翻来复去地想：中是这样一个现实，你的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便是成为工程师，回以后又有什么用？聂荣臻的思想充满矛盾，遇到的事情很多，觉得一切都和原来的设想不一样。正在这时，他接触马列主义的机会也又多起来，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在法和比利时的影响很大，此外，他还能经常看到内办的一些革命报刊，如《向导》周报，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聂荣臻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922年8月，由同在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的刘伯坚和熊味耕两人介绍，聂荣臻加入了旅欧中少年共产，为了保密，他使用了化名“向上”。1923年初，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他又参加了中共产。入以后，聂荣臻放弃了在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学习，于这年暑假回到了巴黎。从此以后，他和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办杂志，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形形反马克思主义思进行斗争，还在旅欧华人中积极从事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在旅欧团的组织中，聂荣臻先后担任过两个职务：旅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团的训练部副主任。从1920年1月到1924年9月，聂荣臻在法和比利时勤工俭学四年零九个月，这是他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
1924年9月22日，聂荣臻取道莫斯科，准备适应内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急需大批干部的要求，辗转归。10月，聂荣臻进入东方大学学习。东大的课程包括十月革命史、世界革命史、工人运动史、政治经济学等。1925年2月，根据共产际的通知，聂荣臻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抽到苏联红军学校中班学习。当时，共产际，包括斯大林，以及中共产的有识之士，开始看到：在中革命中，我们必须掌握武装的重要，提出不仅要为中革命培养一般工作干部，还要注意培养军事斗争干部。同时，在内，孙中山先生接受苏联顾问鲍罗庭的建议，在黄埔办起了军官学校，需要一批懂军事的同志去帮助办好这所学校。聂荣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抽调学习军事的。这个中班对外保密，与东大没有什么联系，已纳入红军编制系统，同红军同穿同吃同住，只是生活待遇特别优厚，这实际上是一个为中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训练班。历史就这样带着某种偏爱似地选择了聂荣臻，这是他由一个普通农家子弟成长为共和元帅道路上的重大契机之一。
当年第一批进红军学校学习的，除了聂荣臻以外，还有叶挺、熊雄、范易、颜昌颐等二三十个人，这批人几乎都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聂帅是最后辞世的一个。
军事学校设在莫斯科城里，很注意保密，要求严格，训练紧张，经常在野外进行军事演习，学习战术、技术，有时也打靶，白天晚上还轮流站岗放哨。学校教官全部是从红军各单位抽调出来的，几乎都是相当于将军级别的红军高级指挥官，他们有内战时期的实战经验，讲得内容很实际，深入浅出，加上理论学习与实际训练互相穿，近半年的学习，使聂荣臻在军事理论方面获益匪浅。这一段学习为他今后的将帅生涯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1925年8月，聂荣臻和王一飞、叶挺、熊雄、范易、李林等同志一起离开莫斯科，先乘火车到海参崴，然后坐轮船从海参崴到上海。由于这批人是学军事的共产人，苏联方面特别强调保密，到海参崴以后，他们住在苏联远东海军司令的家里，不准上街。乘船去上海时，大家都化装成学生的模样。不过，尽管他们在船上谨小慎微，还是被日本特务发觉了，当船到长崎暂停时，当地报纸就登出消息，说有一批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中学生最近回。聂荣臻和大家都非常紧张，纷纷准备好了口供，准备到上海登岸遇到危险时好应付。那时的上海，正是张作霖奉系军阀统治着，他忙于“窝里斗”，无暇顾及其他。出乎意料的是，这批学生通过海关时，只是被查验了护照，简单翻了一下行李就放行了，这的确是一场虚惊。
到上海以后，他们首先见了陈独秀。陈独秀当时是中央的总书记兼组织部长，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只见他手里拿了一张纸，是已经定好的分配名单。他首先宣布了各个人的分配去向，以后简单地问了一下每个人的情况，表示欢迎回，接着就讲了一通内革命形势和任务。大意是，你们回来好啊，一部分人到南方，一部分到北方。到南方主要是去加强黄埔军校的工作，到北方主要是去加强冯玉祥西北军里的工作。分配结果，聂荣臻、叶挺、熊雄等十二人到南方；李林、范易等到北方；王一飞、颜昌颐被留在中央做军委工作。
1925年9月中旬，聂荣臻到黄埔任政治部秘书，协助主任、副主任，直接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和宣传两个科的工作。当时，政治部负责安排学校的政治教育，政治课在学生课程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聂荣臻就兼任政治教官，还被任命为《军事政治月刊》社的政治编辑主任。黄埔是一个出军事人才的地方，日后许多人成了共两的高级将领，他们从同窗学友成为敌对战场上长期厮杀的对手。聂荣臻正是从黄埔军校的讲台上投身中革命的激流，从而成为我我军的一位文武兼备的高级将领的。这其中有机遇，也有聂荣臻本人的非凡组织领导才能和军事指挥艺术在发挥作用。“三分机遇，七分才干”，聂帅运筹帷幄、身经百战，在机遇的背后又活动着怎样的大智大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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