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出名之人，他的家庭生活及佚闻便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愈是不加宣传，对社会的诱惑力愈大。罗荣桓是一位“伟大的沉默的将军”，他的感情生活与家庭同他沉默的格一样，本身就具有一种谜一般的魔力，鼓动着人们去探秘求胜。
1937年1月，罗荣桓在中工农红军大学的学习结业，随后跟中央到了延安，担任了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
这时，由于内战已基本停止，延安也相对平静下来。每逢假日，分布在延安各个单位的一些老战友们，便常常邀集在一块游玩，有时围着火炉摆龙门阵，有时到延河边散步，到了一起总是热地谈个没完。
罗荣桓这时已35岁了，因为战争的关系，还没有解决婚姻问题。罗荣桓的那些老战友们，对此非常关心，都主动地要为他找个合适的女同志。
有一天，许建对爱人刘桂兰谈起了罗荣桓的个人问题，刘桂兰对罗荣桓也比较了解，知道他这个人非常老练忠厚。许建一提这件事，刘桂兰马上想起了自己的同学林月琴，她觉得他们俩倒是非常合适的一对。
林月琴是安徽人，长征时在四方面军，当过工兵营长，为人娴雅、大方，格热情、开朗，这时正在中央校学习。
许建夫妇两个人商量后，便去找罗荣桓介绍情况。
罗荣桓一听，感到很不好意思。在一旁的冯文彬沉不住气了，自告奋勇地站起来，要陪同罗荣桓去见面。
“又不是给你提，你去干什么？”刘桂兰笑着说冯文彬。
“他不是脸皮薄吗？我去给他壮壮胆。”一句话把大家又逗乐了。
大家又商量了一阵，觉得女同志比较腼腆，一下子挑明了不大好。于是，决定由刘桂兰去邀请林月琴来玩，让罗荣桓先从侧面了解了解。
一个星期天，林月琴来到了刘桂兰的住，她一进门，只见满屋子都是客人，多数都不认识，不由踌躇了一下。刘桂兰见林月琴来了，赶忙把她迎进屋，向大家作了介绍。
大家坐下后，又接着谈起来，林月琴因为不太熟悉，不好意思话，只是默默地坐在旁边听大家谈论。
冯文彬是个活跃分子，他主动凑上来同林月琴搭话，一会儿问这，一会儿问那，问得非常仔细。林月琴还以为他是组织部的，也没在意，很大方地一一作了回答。
大家说说笑笑，非常热闹。可是，有一位戴眼镜的同志，却十分拘束地坐在一边，一句话也不说，大家说话他听着，大家笑他也跟着嗨嗨地笑。他的举动很自然地引起了林月琴的注意。
后来，林月琴来刘桂兰家玩的次数更多了，她每次来都非常注意那位戴眼镜的同志。渐渐地她发现，别的客人来来往往并不固定，而戴眼镜的那位同志却每次都在坐。一次，她问刘桂兰：
“那位戴眼镜的同志是谁？”
“他呀，就是后方政治部的罗荣桓同志，”刘桂兰笑着说，“他还没有结婚呢。”
“谁问你这个来。”林月琴有点不好意思了。
春天到了，延河的冰已开始融化。罗荣桓和林月琴经过互相了解，也进一步增进了友谊。刘桂兰感到向林月琴挑明的时机成熟了，于是，她找了一个机会正式向林月琴介绍了罗荣桓。其实，林月琴早已有了这种预感。
话已说明，大家都自觉地纷纷告退。罗荣桓和林月琴单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当时，林月琴住在校，罗荣桓住在后方政治部，校和政治部中间只隔着一条延河。春天延河涨，他们两个虽然一相隔，但见面必须骑马趟过河。一些爱开玩笑的同志便把延河说成是银河，把他们两人说成是牛郎织女。
罗荣桓在和林月琴交谈中，谈得最多的就是抗日和张焘的错误，他们越谈越觉得认识一致，感情越来越融洽。罗荣桓诚恳坦率地向林月琴介绍了自己的家庭和经历。
林月琴觉得罗荣桓虽然沉默寡言，但为人老实厚道，和霭可，心里非常满意。她也主动讲了自己的身世，她说：
“我的弱点就是文化低。小时候曾读过《千字文》和《女儿经》，参加革命后，因为张焘实行打击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都不敢读书学习了。结果，原来学的字也给忘了大半。”
罗荣桓听完笑着说：“你还年轻，文化低可以学，可以逐步提高嘛！”
林月琴也笑了，她从心里感到欣慰和幸福。
延河岸边的山丹丹开花了，在朝阳的映照下，一片一片像晚霞、像彩云。罗荣桓和林月琴经过组织同意，也准备办喜事了。
办喜事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条件再不好，也要认真准备一下。林月琴把罗荣桓的狗皮褥子翻晒好，又将他那毯子用碱好生地洗了一洗，屋内两张铺板一拼，也就搭好了，再加上老乡家的一张黑的桌子、一把老式的木椅和一个脸盆，新房便布置好了。
5月16日是星期天，也是罗荣桓和林月琴大喜的日子。
当好多战友为他们帮忙张罗时，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这天下午，一个20多岁的红军干部骑着枣红马，向着延安城飞奔而来。
这个骑马的青年原来是甘渭汉。他边走边想：“今天天不早了，也办不成公事，还是先到罗荣桓那里住一宿，也可畅叙分别后的思念。”想到别后重逢，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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