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对不起贺老总！不过，我想，也许正因为它的锈蚀，恰恰倒说明了贺老总不可能用它去谋杀主席！在陷害贺老总的万千个假罪名中，该少掉了一桩吧？也许在一伙人、窃大盗向他兜头泼去的一身污，他无力清洗的时候，由于我的无心，也该减少了他一点污渍吧？
第二天早饭后，爸爸要我立即把枪送到警卫局。“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就不能穿行中南海了。我出西门北拐，绕过半个中南海，来到它的东门，经警卫战士联系，警卫局出来了一位三四十岁的男同志。他听了我关于枪的全部叙述后，查看了枪，先轻轻地拉了拉枪栓，拉不动，才又鼓起很大的劲去拉，这样才动了一点。他笑了笑，说：“这支枪根本没法用了。”他收了枪，走了。我循原路回到家里，先到爸爸办公室。爸爸正在为他的书柜和书编号。我把交枪的经过向爸爸说了，爸爸连连说：“好。”我说：“我累了。”说完想走，爸爸把我叫住，说：“把事情的经过写个全面的材料来，我看过后交总理办公室。”我按照他说的做了，材料交爸爸的秘书转交总理办公室了。
事后几天，听哥哥向说起我交枪的那天上午，爸爸编书柜和书的号码时，写错了好几次。我听了，心里隐隐地感到痛楚。爸爸叫我交枪、听我说交枪的经过时，看上去他很冷静，要我写材料时交代得条理清楚，岂知他心里一直不安，他在为我担心。爸爸的爱是深沉的、内在的啊！
就在我们准备搬家的时候，弟弟被释放了。
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一群政治小丑，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专门从监狱里提出来的许许多多曾经是红卫兵的年轻人，向他们表示了宽大后，释放了当时被召见在座的那些红卫兵战士们。我的弟弟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释放了。据说他不属于“联动”，也不属于“西纠”。而这次释放的，据说就是那两批人。此后，爸爸曾不止一次对我感叹：“无缘无故地抓人，就像给你弟弟这样的青年人背上了一刀啊！”
在草菅人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谁在乎那仅仅带着刀伤的人呢？又有谁为这伤口负责呢？为着多……
[续忆我的爸爸董必武上一小节]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为着我们的，今天，我们每个共产人在向前看的时候，可不要忘了过去用血肉之躯换来的经验教训啊！
一九六八年初春，我们家搬出了中南海，搬到六部口附近的一个院子。记得一天晚饭后，爸爸站在院子里，舒畅地把双手扬过头顶，伸了伸腰后，笑着对我说：“良翚，我们可以上街走走了吧？”我能会到他的心情，他是多么希望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呀！
三、弟弟第二次被捕
三月五日是爸爸的生日，和爸爸一起过生日最少的是哥哥。三月初，一般学校已开学，哥哥从小学到大学都是住校，上大学时又在哈尔滨，所以，虽然他年长些，却不是和爸爸一起过生日最多的人。尽管这样，只要爸爸的生日到了，哥哥总要写封信或寄首诗，有时还寄个小礼品回来。如果——其实也是经常的，爸爸都不在北京，我和弟弟也总是计算好邮程，在爸爸的生日那天，使他能接到贺信什么的。三月五日，一年一度，我们全家的心——从南方到东北，总连在一起。
一九六七年弟弟被囚后，爸爸的生日，过得最为寡淡。一九六八年，想使爸爸的生日过得热闹一点，我们都很支持。
爸爸、带着哥哥在一九六七年冬就去了广州；一九六八年初，要我和弟弟也去。我俩买了火车硬座票，便一起来到广州。
三月上旬的一天，大约十点多钟，报纸送来了。我走进爸爸的办公室。我坐下来，还没有拿起报纸，爸爸就说：你急着回北京吗？不要走吧。我正在读《政治经济学》。”说着把书扬起来给我看，“你看不懂这些书，所以不能和她讨论；哥哥住不下去，急急忙忙地走了；弟弟一心想当兵，安不下心来；你留下来，好不好？我们一起学习《政治经济学》。”我不敢看爸爸，也没有吭声，只笑了笑，拿起一张报纸，无心地翻着。我知道爸爸一直注视着我，期待着我答应他。我放下报纸，看着爸爸，轻声地说：“我们学校的毕业分配方案还没有，我得到学校催问啊。”爸爸似乎有些失望，他没有再说什么，举起书看起来。我想爸爸一定是有些寂寞了，也许他只希望在他的学习中有个听他抒发心得的学生，有个理解他并听取他阐明观点的人，起码像我这样一个不用功的人，即使我不能开拓他的思路，也还会受到教育，可是我也“心不在焉”了。
每每回忆起这件事，就像有块铅压在心中。我常常自责：我不该走。我没有理解爸爸，甚至也没有同情他。在他需要我的时候，我却走了。如果地球能倒转回去，我愿留下来，陪伴他学习，倾听他的阐述……
我逗留广州期间，每天除了看看报，陪爸爸散散步外，没有别的事。而弟弟一到广州，就缠着，要她到军区活动活动，想争取在广州入伍。军区对于这个要求迟迟不做正面回答，总说：“研究研究”或“反映反映”。三月上旬，哥哥先回了北京，弟弟便越来越住不下去了。
三月中旬的广州，天气已很暖和。一天，带着我和弟弟去看军区的一位干部。记得在说到弟弟急着回北京时说过：“如果军区同意良翮入伍，希望早些告诉他，他还想回一趟北京，安顿一下再来服役。”到了下旬，广州军区同意接收弟弟入伍。此时又得知张云逸叔叔将乘火车回北京，就请他把我们弟带回北京去，张叔叔同意了。
大约三月底、四月初，我们跟随张云逸叔叔启程返京，行前我和弟弟去向爸爸告别。爸爸一再嘱咐我们：在途中站台上不要忘记了时间，问清楚停车几分钟再下去，叮咛我一有分配方案就写信告诉他们；提醒弟弟早些回来，不要超过了部队容许的时间。爸爸总是这样，一遍一遍地讲。我知道他不完全是怕我们掉队，主要是怕我们成为人家的包袱。
在火车上，弟弟常到我的铺位来玩。我在路过他的铺位时，看见另有两个男同志和他的铺位安排在一起。看起来弟弟和那两个人虽然交谈不多，却也还能相。只是弟弟出狱后回忆起那两个人的行踪时，发觉他每次上月台时那两人必有一人跟着。有一次弟弟上月台买东西，在货柜前人群里挤进挤出，看到跟出来的那个人也很着急地进进出出。当然这都是弟弟后来回忆起来的，而在当时，却没有丝毫不祥或不安全的预感。
车过丰台前后，因为我们一路吃饭尚未交钱，我掏出钱钞、粮票要弟弟去交。弟弟怕麻烦，又推我去交，我有些生气，他也干脆一扭头，跑回他的卧铺去了。这时火车徐徐驶进了北京站。我在窗口看见了来接车的哥哥和弟弟的女朋友云云。车停了，我等张叔叔一家走了，车厢里不那么拥挤时，才拎起行囊、提包往前走。此刻我看见弟弟提着包儿和瓶子，神情自若地夹在那两个人的中间向车尾走去。因为刚和弟弟闹了口角，我没理睬他，只自顾自地随着人流下车了。哥哥一边接我的东西，一边向后张望，问：“良翩呢？”我朝云云说：“他从后门下车。”我们六只眼睛向后打望，伫候良久，才看见弟弟走下车来，但神不对：步履踉跄，双手好像铐在了一起。只见他扬了扬手中给云云买的蜂蜜，嘴翕动着却没有发出声音来。当我们确确实实看清他手上的手铐时，他已被连推带搡塞进了早已停在站台上的一辆小轿车里。小轿车把弟弟拉走了，哥哥、云云和我，木头似地立在那里，如坠五里雾中。一个陌生人把我们送出了火车站。我们没有搭乘公共汽车回家，一路默默地步行着，思考着刚才发生的事情。稍后，我们议论：要不要告诉爸爸、？什么时候讲，怎么讲？到了家里还在讨论：谁来说？这时警卫班同志叫哥哥接长途电话。我们三人都一齐凑近电话耳机，听见急促地问：“良翮还好吗？”哥哥只好如实地讲了。也告诉哥哥：“良翮他们走了一个多小时后，黄永胜司令员来找你爸爸单独谈了话。你爸爸告诉我，黄说中央命令逮捕良翮归案。原因不清楚。”我们七嘴八地请照顾好爸爸，也要善自保重。又要我听电话。电话里，埋怨我说：“你在车上，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呢？人家跟了你们一路呀！”我只能如实承认。随后，挂上了电话。我很委屈，但也不想表白。
我想：“感觉”？就是感觉了，又能怎样呢？讲理吗？那时，没有理可讲，也没有讲理的地方啊！逃跑吗？难道能逃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难道能背叛祖？拒捕吗？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怎么可以对抗呢？显然，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弟弟已经走的那一条：被捕。
几天后，我爱人张力理出差路过北京，回家小住。一天夜里，我们刚刚躺下，警卫班叫我听……
[续忆我的爸爸董必武上一小节]打来的长途电话。头一句话显得很紧张。问：“良翚，你还好吗？”我赶紧说：“挺好啊。”好像松了一口气。我又问了爸爸和的起居、饮食。说：“爸爸吃了葯，躺下了，还没睡。其他都还好。”我想爸爸一定在等回去说电话里的情况，就要挂上电话，又要力理听电话，要力理好好照顾我。力理再三请她休息、放心，才挂上电话。我品味着的电话，觉得味道不对，就扑在力理怀里哭了。我嘱咐力理一定要来看我——好像我已经遭到了不幸，那黑魆魆的夜就是等待着我的监狱……
爸爸像往常一样，在五一节前后回到北京。看上去，爸爸的精神和以往没有太大的差别，但耳朵显得重听了。过去和爸爸聊天，不用大声说话，现在常常要提高声音重复一下。爸爸的步履也有些蹒跚了。这个时期，爸爸做了不少诗。他在整张的报纸上，练写大字时就书写刚刚作出的诗。诗的内容，都是关于弟弟被捕的。为了不被别人认出这些诗，爸爸就横着写、竖着写，大字、小字拌合著写，把整张整张的报纸涂成墨。提醒爸爸：“不要写了！”爸爸笑着举起全黑的报纸，说：“谁看得出来？”
这次回京，记也大不如前，常常听她嘟囔道：“看，又忘了！”情也变得烦躁，常为一些小事发脾气。还开始抽烟，坐在那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爸爸见到这样，就仰起头，手腰间来回踱步，然后说：“气什么？就算没有生这个儿子嘛，这不就想开啦？”爸爸、互相关心着，相依抗击着这莫名其妙的打击。
弟弟为什么突然被捕呢？事情发生后不久的一天，我推开爸爸办公室的门，看见我爱的爸爸在沙发里仰卧着，双手搁在扶手上。这种不拿书的情况是少见的。爸爸见了我，便长长地舒了口气，说：“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这个道理，直到今天我才真正理解。林彪和“四人帮”整人，手段因人而异。对贺龙同志，捏造了“二月兵变”，对陈毅同志，搞了个“二月逆流”，对这批人用“叛徒集团”，对另一批人用“走资派”，真是名目繁多，花样百出。对我爸爸，因为无权可夺，他们于是对他老人家进行精神折磨……
四、相册的劫难
我们家的人都不大喜欢照相，所以家里的照片不多，相册也就没有几本了。翻开相册，里面的照片大都没有贴，相册成了相片夹子。本来，也曾多次唠叨要把照片整理一下，用相角把照片贴起来。但是，一直拖到“文化大革命”的中期，这事才由哥哥揽下来，把照片贴上相册。
记得我上中学那阵，家里还只有两本很旧的相册。这两本相册，其中一本是麻灰粗布封面，右上角有一只老鹰图案，也是灰黑灰黑的。另一本相册给我留下的印象就不深了，这封面的颜也模模糊糊。小时候我很喜欢看照片，看到照片上不熟悉的人或者陌生的环境，我总爱问爸爸：这是谁呀？这是在哪儿呀？爸爸呢，只要记得起来的，都一一回答，还叮嘱我在照片背面写上拍摄的时间、地点，免得时间隔久了又忘记了。
相册里收存爸爸最早的照片，是许多人都见过的那张头戴瓜皮帽儿的。那张照片还是爸爸的老同学翻拍了送给爸爸的。最早的照片，大概是生了我之后不久，抱着我和哥哥一起照的那一张。这也是我最早的一张照片了。我自己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是我两三岁时和哥哥手拉手站着照的那一张。哥哥身穿着一套海军装的短短裤；我蓬松着头发，穿一件连裙，短裤筒却露在裙子外面，活像个傻丫头。相片中，也有爸爸在第二次共合作时期和民高级官员会晤后留影的几张照片，只是当时我对照片的人物、历史背景等并没有加以考究。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从中南海搬到了六部口内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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