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一九六八年夏末秋初的一天，在地毯上铺开被单、棉絮，做被子，作入冬的准备。我在一旁帮助。这是一大红底上撒着几朵黄花的被面，很有喜气。我和一边穿针引线，一边闲扯。这时爸爸走进来说：“你们在做什么呢？就听见你们嘴巴子说个不停。”我仰着头对爸爸说：“爸爸，你看这被面好看不好看？”爸爸不经意地看一眼被子，说：“说好看不？说好看就是好看。”——自弟弟两次无故被抓之后，常常唉声叹气地不高兴，所以爸爸有时特意逗一逗。笑笑说：“好看。”爸爸站在一旁，目光随着抽针引线的手一起一落。我忍不住笑着说：“爸爸，这是特意为你俩做的。”我故意把话头打住。爸爸摇了摇头：“我们？盖这么红的被子做什么！”我忍不住笑出声来：“这是你们的结婚纪念——银婚纪念呀！”爸爸双手叉腰，哈哈地笑着，转身走了。的脸上也漾开了笑纹，但很快敛住，转了话题：“良翚，听说外边又传要广泛抄家了，你想想看，我们家里还有什么不值得留的东西吗？”
当时，哥哥在外地工作，弟弟第二次被关押着，家里只有爸爸、和我。此外，就是几位工作人员了。不消说，工作人员也受到当时社会思的影响。其中一位思想颇为“革命”的同志，自调到别工作后，便再也没有回来坐一坐了。而其他在爸爸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只要有空闲，常常到我们家来转一转、看一看的。这位“革命”同志为了显示他的“革命”精神，曾和爸爸闹了一架。那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四个伟大”正脍炙人口的时候，我们家挂的一幅毛主席像下，也出现了林彪手迹的“四个伟大”。那“四个伟大”十六个字刚刚写好挂上去的那天，傍晚爸爸领我在前院散步（“文革”开始后我们就只在小院子里散步了），看到影壁上初挂起来的“四个伟大”，爸爸就对那位同志说：“这个，我看‘导师’就可以了。‘伟大导师’就已经包涵了其它‘三个伟大’的意思。我们称马克思、恩格斯也只是称‘导师’嘛……”我觉得爸爸说得有道理，所以也点头附和。这可激怒了那位“革命”同志，他声嘶力竭地喊着“捍卫”的话。爸爸试图说服他，但他以粗大的声音压倒了爸爸。爸爸也激动了，断然说：“用一个‘伟大导师’就好了，如果有人来诘问，就说是我讲的！”后来事实证明，“四个伟大”的提法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当然，毛主席不一定知道爸爸与这位“革命”同志争吵的事，但我想，倒是验证了“条条道路通罗马”的格言。
重新提出外间关于抄家的传闻，引起了我的警觉。我想到了爸爸在共合作时期那几张照片，就说：“那些有民旗的照片可能碍眼吧？”抬头看了看我一……
[续忆我的爸爸董必武上一小节]本正经的脸，喃喃地说：“那是历史呐……”我嗔怒了：“嘿，要是承认历史，内哪里还有那么多的叛徒、特务呀？！”叹了口气，折叠好被子，收拾好针线。随后，便到房里把相本抱了出来。我和便又坐在地毯上，翻查起照片来，并且一下子就把“嫌疑犯”搜到了。爸爸这时甩着胳臂走了过来，指着捡出来的照片问：“找这些照片干什么？”我仰视着爸爸，说：“烧呗。听说又要抄家啦，这几张照片可能会被误会呢！”爸爸冷冷一笑，说：“这千真万确是历史啊！”我把照片一张一张摊开，又慢慢收拢，艰难地“开导”爸爸：“难道为了几张老照片让人家打倒，还牵连照片上的人吗？！”爸爸抖了抖肩膀，冷冷一笑说：“照片上还有主席呐！”顿了顿，又说：“好，烧就烧吧。照片本来是为着留念的，既然不需要留念了，留它何用……”爸爸走开了，我却有些凄然。催促我说：“快去烧吧。看到烧完了再走。”我走到锅炉房，打开炉门，把照片扔进了火里。照片在炉火中卷曲，发黑，燃烧。我又用捅条把纸灰挑开来，纸灰便翻飞着、升腾着。有的纸灰落在炉边发黑的地方，还在一闪一闪地亮着，似乎又获得了生命，“涅槃”了。我也因此获得了一种安全感，为爸爸，为，也为照片上的不知名的人……
这件事已过去十多个年头了。按道理，应该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把它忘却了。但是不然，我内心感到不安。尤其是打倒“四人帮”后，我格外觉得自己目光短浅。我做了一件懊悔莫及的事！
五、弟弟下乡
一九六八年十月上旬的一个黄昏时分，弟弟从监狱里疲惫地回来了。我把他从门口接进来，在过厅见到他。弟弟对的激动和我的欣喜显出意外的冷淡，他把东西放在过厅角落，就匆匆忙忙地踏进爸爸的办公室，站在爸爸的躺椅前叫了声“爸爸”，便什么也说不出来了。爸爸放下手头的文件，意外地瞪大眼上下端详着他。过了好大一会，爸爸才指着对面的沙发，含着一丝苦涩的微笑说：“回来了？！坐吧。”弟弟不做声，走到沙发那里坐下来。爸爸站起来，在屋里慢慢地走了个来回。后来爸爸站在弟弟的面前，严峻地问：“究竟为什么抓你呢？”弟弟倏地站起来，惊愕地直视着爸爸：“怎么，你不知道？！”爸爸显然奇怪弟弟的反问，说：“我怎么会知道？”弟弟感到不可名状的委屈，泪顺着面颊流下来，他像小时那样，用手掌在嘴角抹了一下，抽噎着说：“我一直在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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