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均益
（上）
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首席主持均益荧屏外的幕后新闻令人称奇：在采访中央首长时被警卫像老鹰抓小似地扔出几米远；为取一张珍贵照片，他深更半夜翻墙入院，惊得外交官夫人以为盗贼；在美亚特兰大市唐人街，均益被警察误铐，险些丧命……
结缘新闻
我与《东方时空》是一次奇遇，也是一种缘分。应该说，没有《东方时空》，也就没有我的今天。然而，能够有机会和《东方时空》结缘，一定程度上讲，恐怕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命运安排。
1984年夏天，我即将从兰州大学外语系毕业。母希望我这个小儿子能够留在她的身边。为此，她背着我偷偷地找到外语系的领导，说明了家里的困难，要求他们分配的时候能尽量把我安排在兰州。系领导后来果然找我谈话，说他们考虑让我留校，在兰州大学当教师。
正巧，那一年，家教委在毕业生分配上实行了一些改革举措，其中最重要的是毕业生按照大学四年平均成绩择优分配，成绩好的可以优先选择去向，不再严格执行“哪里来哪里去”的原则。我四年的平均成绩在我们班名列前茅。于是，我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找到了系领导。我告诉他们，我不愿意在学校当老师，我希望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闯一闯。
其实，我当时的真实想法要比这个复杂一些。我们家素有“书香门第”、“教师之家”的称谓。从我爷爷开始，我的伯父、我的父、我的三个叔叔和一个姑姑，甚至连我哥哥和都是老师。而正是由于这种知识分子的背景，我的家庭在历次运动中饱经风霜。当时，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心态往往会导致逆来顺受，不敢面对社会现实。说白了，就是容易受人欺负。我强烈地希望从我开始改变这种状况。
我的这种论调终于说服了父母。他们同意我不留校，也同意了我离开兰州的想法。
靠着家教委的改革措施和我的四年平均成绩，我得到了优先挑选单位的待遇。那一年，在北京的分配名额中，有农牧渔业部、全总工会、中银行、广电部、政法大学、民航总局、《中日报》和新华社。
在众多的单位名称中，我的目光停在了“新华社”这三个字上。“就是它。”我对负责分配的老师说。
老实说，当时我对新华社是个什么样的单位并不了解，我也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新闻理论。当记者是个什么滋味我只能靠电影里的描写和合理的想象。我作出这样的选择多少是靠了一点直觉。我直觉，当记者肯定会是一个比较刺激的职业。天南地北，独来独往，也一定很漫。我还凭直觉感到，记者这种职业肯定充满了变数，总是那么新鲜，总是那么无拘无束，一定很自由。这些都比较符合我的格。
上大学期间，我就曾因“独来独往”和“无拘无束”而屡次受到批评，我们班级的政治辅导员也因此给了我一个“雅号”———“自由战士”。
当我指着“新华社”对负责分配的老师说出“就是它”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我是在选择着命运。14年后的今天，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那时我已经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可能永远也没有尽兴的漫漫征途———新闻事业。
应该说，在新华社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我的那些关于记者的“直觉”就像一个又一个的泡沫在迅速地消失。
在一个月的“入社教育”和近半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实习之后，我被安排到了新华社际新闻部中东非洲编辑室。经过了一段因刚参加工作而感到的短暂兴奋之后，随之而来的却是我最不习惯的坐班。每天早晨8点上班，打，拖地，擦桌子（我经常想尽一切办法逃避这些），然后就是理稿件，然后就是看报，喝，聊天，直到下午5点多下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所在的编辑室负责理在中东非洲地区的几十位分社记者的稿件。我们的工作就是将分社记者通过电传发到北京总社的稿件编辑、润、补充后再正式登发（叫做“发稿”），供全各报纸、电视台、电台使用。
记得刚开始接触稿件的时候，我非常地认真，逐字逐句地看，逐字逐句地改。一篇稿件编辑完毕再看，整个一个“大花脸”。由于大量地改动，记者发来的原稿已经面目全非了。于是，我只好重新再抄一遍。
准备“下海”
有一天，我发现我们编辑室的一位老编辑在理稿件时做法很怪。只见他拿到稿件后并不急着在原稿上作大的改动，而是在个别地方作一点修改，然后再拿出一张空白的稿纸，分成几段在上面写了起来。写好以后，他拿出一把剪刀，把记者原稿剪成一条一条的，然后再把那张稿纸剪成一条一条的。这时，他用胶把这些小纸条重新排列，再粘在一起。最后再填好编辑单，连同这剪贴而成的“稿件”交给了发稿人。
从那以后，我也学会了这种“剪贴式”编辑手法。
当时际部有一个特殊的部门，叫做“选报组”。这个组有一个24小时不停运转的“报房”。那里有许多台电传机，分别接受外四大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合众际社）的新闻稿和新华社驻世界各地记者发回北京总社的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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