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大的一个家的政府，不可能做到对每一家运输公司的每一条船上都装了些什么了如指掌，况且，万一哪个船员随身携带了一瓶发胶什么的，美人也可以说那是违禁品啊。
美人好像抓到了大鱼，紧追不放，坚持要求对“银河号”检查。中方先是拒绝，后来放出风声：可以考虑在第三码头联合检查，条件是美方事后必须就检查结果公开发表声明。
九月下旬的一天，我们突然得到信息：中美双方已组成联合检查小组，并已在沙特阿拉伯的达兰港对“银河号”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将于北京时间当天半夜公布。事不宜迟，我们决定连夜跟踪采访，在第二天早晨的《东方时空》里第一时间报道此事。
经过一番紧张的联系，我们拿到了几件非常出彩的独家素材。一是中远总公司提供的美海军陆战队队员检查“银河号”的传真照片，还有中美双方谈判代表签字的检查结果声明。最令我们振奋的是，经过一番努力，我们终于说服了在沙特阿拉伯的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外交部负责军控事务的官员沙祖康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那天夜里，我们摄制组来到当时还是我和“盖导”日常工作的新华社大编辑间，等待最后消息的到来。凌晨一点，电脑中美联社的动态消息栏里首先出现了这样的标题：对被指控装载违禁化学品的中船只的搜查工作结束。紧接着，法新社、路透社、合众际社也相继报道了这条消息。尽管各条报道采取了一种明显的低调理，但还是不可能躲闪中观众最关注的那个事实———检查结果：“银河号”上没有违禁化学品！
我们的报道和采访按照事先的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接受我们采访的新华社当班编辑很快根据外电介绍了最新情况，这位编辑在采访中说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他援引外电报道说，当美大兵撅着屁把“银河号”翻了个底朝天最终一无所获的时候，只好气急败坏地大骂：“shit（的）”。凌晨3点，我拨通了在沙特的沙祖康的电话。采访很顺利。挂线之前，我想起了一件事，向他要一张他个人的照片。这样，在节目中当沙祖康说话时，画面上就会出现他的“尊容”。其实，这种做法在西方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里极为常见，只是在当……
[续我与东方时空上一小节]时还没有被内电视所引进。
“您家在北京吗？”
“在北京。”
“现在家里有人吗？”
“只有我爱人在家。”
“我可以到您家拿一张您的照片吗？”
“可以，可以。”
夜半越墙
沙祖康给了我他家的地址，然后挂了电话。这时，我才突然想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在是凌晨3点多，他的夫人还并不知道所有这一切。
半小时后，我出了电视台大门。初秋北京的后半夜，寒意骤增。大街上没有一个人。偶尔有一辆汽车飞驰而过。我在路边站了快10分钟，也不见一辆出租车。这时，一辆黄的“面的”缓缓驶来。我招手拦住了来车。等车停稳后我才发现，这辆“面的”并不是出租车。我顾不了许多，赶紧说明情况，希望帮忙。车里的两个人互相看了看，其中一个点点头，说：“上来吧！”上车后我才知道，原来这哥儿俩一大早出门是要去郊区钓鱼的。
10分钟后，“面的”将我载到了沙祖康家的大院门口。下了车，很快我就发现了问题。
外交部宿舍壁垒森严，大铁门上着锁，叫了好几声，无人应答。我围着铁门转了好几圈，感觉不好爬，门太高，而且没有落脚的地方。顺着墙根往前走走，我忽然发现了一理想的地方。有一段墙大概有两米高，墙下有几块大石头。我抬脚试了试，很稳。于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在我30岁的时候，我使出了我几岁时捉迷藏练就的本领，一翻身，跳进了外交部的宿舍大院。摸黑，我准确地找到了沙祖康位于二层的宿舍门口。
到今天，我也想象不出沙祖康的爱人听到敲门声时的状态。反正，当我敲了足有几十下门后，才从门里传来了一声颤微微的问话：“谁啊？”我用最快的速度说明了一切，并且从门缝下面将我当时身上带着的所有能说明我是个好人的物品一一塞了进去，其中包括中央电视台食堂的饭卡。沙夫人将门开了个小缝，看了看我，又看看我手里的那些证件，最后，她终于相信了出现在她面前的不是歹徒。一切按我和“盖导”的构想得到了实现。当天清晨，在《东方时空·焦点时刻》播出的《“银河号”货轮未查出违禁化学品》的报道中，沙祖康的照片出现在他接受我电话采访的那一段画面上。
美大兵在“银河号”上倒也确实找到一些东西，只不过不是他们所希望的违禁品，而是扫帚拖把一类的日杂品。事后，关于“银河号”，我听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美“老冒”不过是被咱“幽了一默”。
如果说本世纪中人在育上有什么梦想的话，申办奥运就是其中最壮烈的一次。十几亿人，上下一条心，将一个家变成了一片“奥运”的热土。
《东方时空》关注着这场命运和荣誉之战。
1993年9月初的一天，在首都老机场，中政府申办奥运代表团即将飞往瑞士，携几十名内各界知名人士、坛明星、演艺界人物，浩浩荡荡赶赴洛桑。他们将在那儿进行最后的努力，并带回全人民所期盼的好消息。
诞生才4个月的《焦点时刻》此刻兵分两路，与众多媒介在机场展开了一场“新闻大战”的角逐。
《焦点时刻》的记者一路由女编导兼记者章伟秋率领，另一路由我和一名摄像记者来策应。章伟秋的主要任务是本期节目的主持和后期的编辑。我的任务是现场采访。
出发前，制片人张海嘱咐我说：“你的任务就是‘逮人’，只要是代表团的，有一个是一个。”
北京秋高气爽，蓝天上缀着朵朵白云。代表团的男女成员个个身穿统一的酒红制服，显得精神抖擞。
我们先“逮”着的是杨澜，那是我第一次与这位当时大红大紫的《正大综艺》主持人交谈。大牌主持给我的印象是朴素，没有化妆的脸上一双眼睛不像在电视上那么大。下一个“逮”到的是黄志红。她坐在候机楼外的一台阶上，面对着我的话筒笑声不断，直到我说谢谢。当我问她对我们申办成功有没有信心的时候，黄志红用她那略带男音质的朗朗笑声回了我三个字：没问题。
从候机楼外到候机楼内，再到停机坪，我和摄像一路冲锋，基本实现了制片人“见一个‘逮’一个”的实战部署。
我被扔了
到了停机坪，我们发现，和我们一样在冲锋陷阵的其他新闻单位的记者不下五六十人。我在心里暗自叫苦：等一会李铁映等领导同志到飞机旁为代表团送行时恐怕免不了一场恶战。我想起不久前的一桩遭遇。
那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一场大型音乐会。一进大会堂，我的眼睛就开始搜寻可以采访的对象。自然，按一般规律，这种搜寻当然是首先寻找官大的，然后再看有没有名气大的，即使在外也不了这个俗套。
那天的音乐会客人中，“最高贵宾”是家副主席荣毅仁。还没有经历过几次手持话筒采访领导人的我，显然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决定采访“荣老板”。
中场休息的时候，荣副主席被人簇拥着走进了贵宾休息室。我便拉着摄像在休息室到入口之间的一地方悄悄地埋伏下来。
音乐会下半场开始的铃声刚一响过，荣毅仁就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里。就在他和我们将要擦肩而过的时候，我手拿话筒，一步冲了上去。
“荣副主席，我们是中央电视台记者……”还没等我把这句话说完，几个彪形大汉饿虎扑食般扑向了我，其中一个像老鹰抓小一样一把将我拎了起来，扔在了五六米开外的地方。这一切发生在瞬间，至今还记得我的摄像按我们预谋对准了荣毅仁，却不见均益，环顾四周才找到我的那双瞪圆的大眼睛。
现场采访往往就是这样。今天的李铁映会让我取得什么结果呢？
按照内各新闻单位的惯例，任何一条新闻是否重要，会不会摆在重要版面或显著位置，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看在这条新闻里出现的领导人的重要程度，看他在和家领导人中的排名。作为务委员的李铁映同志和作为当时举关注的申办奥运这两个因素足可以让众记者趋之若鹜。
按照欢送仪式，李铁映等领导同志要在飞机舷梯下一侧和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所有的记者则被安排在另一侧的一块固定区域，然后再用粗粗的隔离绳将记者们圈在里面。外面则每隔两步站立一名身强力壮的警卫人员，随时将不安分分子挡回隔离区域内。情节严重的则会被“红牌”罚出场外，甚至事后通知所在单位，吊销其采访资格。正是由于如此严格的纪律，在当时，要采访一位家级领导人既有很大的难度，还要冒一定的风险。
我和摄像被圈在采访……
[续我与东方时空上一小节]区域内以后，我就开始盘算如何在这样的局面下冒一次险，试着采访一下李铁映。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通过找李铁映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正式提出采访请求，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便是你找到了工作人员，他们听清楚你的意图后，十有八九会告诉你：写一份盖有单位公章的正式报告，交上来再说吧。如果在现场即兴采访，撇开事后的麻烦不说，单是如何跨过隔离绳接近重兵把守的采访对象，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人民大会堂的遭遇已经让我充分领教了这一点。
“没准他会专门走向记者区，说两句吧。”摄像对我说，像是在安慰我。我心里在说：你一定是外电视新闻看多了。
一想到这儿，一个绝妙的主意突然在我脑子里产生了：白宫草坪外，每天早晨总有一大批记者在那里守株待兔。每当总统出现在草坪上时，时而会有某个记者在画面外高呼：早上好，总统先生。赶上总统心情好的时候，也许会回过头来，冲记者们说上两句。这两句有时候就成了当日的白宫新闻。我为什么不来一个如法炮制？
李铁映一行向飞机舷梯旁走了过来。记者区里闪光灯、照相机、摄像机噼啪乱作一团。代表团主要成员一一和铁映同志握手，登上了舷梯，回身向送行的人群招手致意。这时，铁映同志正在频频向舷梯上的人们招手。他背冲着我们这个方向，离我们大概有十几米。
情急口误
“铁映同志，您好！”我大叫一声。
铁映同志果然本能地回过头来。
“我是中央电视台记者。”
铁映同志点点头，冲我这个方向笑笑。
这时我拽了一把我手中连接话筒和摄像机的话筒线，肩扛着摄像机正在拍摄的摄像一个激灵，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我毫不犹豫，一步就跨过拦着我们的隔离绳，摄像也跨了过来，扛着机器跟着我跑。
我手里拿着话筒，一边快速向铁映同志靠拢，一边继续我的问题：“铁映同志，请问你在23日奥委会宣布申办结果的时候会看电视转播吗？”
在铁映同志笑容可掬地回答我的问题的同时，我们及时站在了他的跟前。一切都像是经过了排练，非常准确。记者区外的警卫和铁映身边的警卫都像预料的那样，开始听到我高呼“铁映同志”的时候只是微微一震，当看到铁映同志的反应后他们默许了我们的行动。
当然，如果说这次采访有什么不完美的话，问题就出在我的身上。回到电视台，把录像带放进机器里一看，在场的人全都哈哈大笑。原来，由于当时紧张，我高呼了铁映同志后，在说“我是中央电视台记者”这句话时，出现口误，说成了“我是中央电视台台长”！
我至今也不明白，我为什么偏偏在“台长”和“记者”两个字上出现口误了呢？因为我压根儿也没打算篡台长的权啊！
《东方时空》就奥运申办城市揭晓的报道作出部署：23日，际奥委会宣布的当天，《东方时空》准备全方位制作一期特别节目。
毕竟，作为一个新闻栏目，《东方时空》的采编人员有着基本的新闻素质。在当初设计采访方案时，为了保证播出，大家想到了各种不同的结果下我们节目的应对措施。具说，节目有两套方案，方案a和方案b。方案a是北京获得主办权，方案b则是其它城市获得主办权。当然，大家更多地筹划的还是方案a。
接近凌晨两点的时候，电视开始转播际奥委会准备宣布最后结果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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