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所有在台内待命的《东方时空》的工作人员聚集在位于电视台主楼二楼《东方时空》的一间大办公室里收看电视。
萨马兰奇首先感谢了所有参加角逐奥运会申办权的城市,然后才正式宣布了获得二年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的名字。
那天,包括《东方时空》的几十位同仁在内的许许多多中人因为听到“beijing”这个熟悉的名字而欢呼的时候,电视上的萨马兰奇还在继续讲话。最终,他正式宣布了获得主办权的城市的名字———悉尼。
尽管我没有同声传译,人们也已明白了一切。
办公室里的欢笑声戛然而止,所有的人像是被点金术点了一样,僵在了那里。有的手里握着已经快空了的香槟酒瓶,有的双手举在空中。大家瞪大了双眼,听着电视里杨澜在解释刚才发生的一切,她说获得主办权的是悉尼,而不是北京。
这时,我浑身上下已被香槟酒浇了个透,站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喘气。
“走方案b!”在场的制片人一声号令。
大家马上各奔自己的岗位。我赶紧找了块毛巾,擦干了服上的香槟酒渍,招呼摄像,坐在一部事先准备好的际电话旁,很快就拨通了悉尼的电话。此后的几个小时里,无论是演播室里,还是在编辑机旁,每一项工作都在飞速地进行着。大家在机械地完成着每一个步骤,每一个人的脸上没有一丝异样,也没有一句废话。就像在此之前的许许多多连夜赶制的“急活”一样,方案b在早晨7点过一点被送上了播出线。同样,也像以往那样,所有的人员并没有急着回家睡觉,而是重新又汇聚到了二楼的办公室来,等着收看节目播出。
“黑九月”
7点20分,节目开始了。片头是一组各界人士收看电视转播时的表情的慢镜头,背景加了一段悠扬的音乐。其中最令人感动的是我们的记者在二十一世纪剧场拍摄到的王光美等人收看现场大屏幕转播的表情。画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光美女士脸上的表情由喜至泣的转变。镜头慢慢地推向王光美的特写,她的双眼中两颗晶莹的泪珠在摄像机头灯光的照射下一闪一闪。
办公室里静得有点可怕。经过了一夜的奋战,30多个人,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明显的倦意。节目在继续。《生活空间》的同事们采制了一段一群青年人在长城上点着蜡烛预祝北京申办成功的情景。画面一黑,下面又是那段慢镜头,又是王光美脸上急转直下的表情,又是那两颗晶莹剔透的泪珠。
这时,办公室里突然传出了一声悲哀的嚎叫:“我×他!”《生活空间》的编导、一米八个头的陈谦一边大骂,一边用力踹了身旁的办公柜一脚。
顿时,一个悲壮的场面出现了。《东方时空》的这间办公室里,30多位平均年龄30岁左右的电视人(其中也包括我)哭成了一片。大家再也抑制不住几个小时前强按下去的那种情感。嚎啕大哭里包含着失落,包含着委屈,包含着每一个中人在那个黑夜里的伤心和失望,也包含着一种似乎被愚弄了的悲愤。当然,这哭声中也私藏了一点我们经过一夜劳顿后无法控制的发泄。
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东方时……
[续我与东方时空上一小节]空》的工作人员唯一一次如此壮观痛快的大哭。
1993年9月,我过了而立之年。一个月后,我抱起了一个后来管我叫爸爸的可爱的小生命。然而,对于大多数善良的中人来说,1993年9月却是一个“黑九月”。
我接到第一封观众来信是在1993年的6月,也就是我第一次上镜的两个星期后。
那是一封来自河南的观众来信。信很短,也没有对我的采访和主持有什么说法,只是在一番自我介绍后问了我一个问题:均益是不是你的笔名,好像没有听说过有姓的嘛。后来,来信逐渐多了起来。有问我是不是汉族的,有问我多大的,也有问我认不认识另一位姓的某某。再往后,就有人在来信中开始对我们某一期节目提出看法和意见。当然,这中间最多的是对我们《焦点时刻》中的曝光的报道大声叫好的。
有封来信的信封上是这样写的: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包青天”栏目记者均益收。我开始意识到,观众们之所以喜欢我们,是因为他们把《焦点时刻》当成了主持公道的青天大老爷,尽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解。还有一次,在一辆出租车上,司机认出了我。“哎哟,你就是那个《焦点时刻》的记者吧?哥儿们,不错,真有你们的!”下车的时候这位老兄死活不让我付钱,只跟我要了个联系电话,说是以后要有什么“黑事儿”好找我。
《焦点时刻》的火爆很快引起了中央电视台领导的重视。1994年春节刚过,我们就听到了一个内部消息:台里准备把《焦点时刻》栏目放在晚上的黄金时间播出。
这太令人振奋了!
在电视台工作的人都知道黄金时间意味着什么。十倍、几十倍的收视率可以轻易地使一个栏目以及这个栏目中的名字在一夜之间名扬四海,就像《新闻联播》和每年除夕的《春节联欢晚会》那样。
很快,这个消息得到了更正。考虑到如果单把《焦点时刻》从《东方时空》中抽出放在晚上的时间,就会破坏《东方时空》的完整,也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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