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时空》减不少，因此台里决定，《焦点时刻》依然留在《东方时空》，保持不动。另外，在第一套节目晚上黄金时间，也就是七点三十分《新闻联播》之后，以《焦点时刻》为原型，设置一个新的栏目。新栏目定于1994年的4月1日开播。
这个新栏目就是以后风靡全的《焦点访谈》。
“举起手来”
《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栏目组的许多同事都知道我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至今，还会有人在某一个场合跟我开玩笑说：“嘿，你是不是在美被警察铐过？”的确，我不仅被美警察给铐了起来，而且我还险些吃了他们的枪子儿！
那是在1995年10月，从开罗常驻两年回来后我第一次出，也是作为电视记者的第一次外采访。
1995年8月，电视台通知我，准备派我和“盖导”组成一个记者组，前往美纽约报道10月份在那里举行的联合成立50周年的特别联大。江泽民主席将自代表中出席这次联大。
在纽约，我们4个人制作了两期《焦点访谈》，圆满地完成了对联合五十周年庆祝活动的采访任务。按照事先的安排，我们又乘飞机前往美前总统卡特的老家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从1993年开始，在亚特兰大的一批美医生发起了一项为中贫困地区义诊的活动。他们每年夏天都要利用暑期休假到甘肃的一些贫困地区，为那里的白内障患者治疗。他们还为当地医院无偿地提供了大批的医疗设备。我们《焦点时刻》一直在跟踪拍摄他们的活动。这次到亚特兰大也是想从另一个侧面反映这些具有高尚人道主义精神的美医生们。
我们采访的重点人物是这项活动的发起人之一———康纳德医生。为了支持到甘肃的义诊活动，这位60多岁的美医生已经从自己的腰包里拿出了30万美元。
康纳德和妻子住在亚特兰大郊外。完成了对美医生的采访，我们回到亚特兰大市，准备第二天启程返回纽约，然后从那里回。
我们4人中的一位在亚特兰大有一位戚。取得联系后，他很快开车来到了我们的旅馆。他提出晚上请我们到亚特兰大市的唐人街吃饭。
在外，最经不住诱惑的事情就是有人请你吃中餐。面包黄油吃一顿还新鲜，两三顿之后，就开始不由自主地讨厌这玩意儿———这哪叫饭啊！
傍晚，我们一行5人来到了一家台湾人开的中餐馆，当然是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如狼似虎般大吃一通之后，我犯了烟瘾。从小学开始就背着父母学抽烟的我有着近20年的“烟龄”。抽烟人都知道一句名言：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饭后来上一支一直是我多年的习惯。而我这个毛病，在美却受阻。美许多州都明文规定在公众场所不许吸烟，其中也包括餐馆。据说，如果有人控告你违反这个法律规定，你就免不了吃官司。入乡随俗，为了避免跑到美来因为抽烟吃官司，我总是在饭局接近尾声时，自己一个人偷偷跑到外面马路旁“过把瘾”再回来。
这一天，我还是如法炮制。一个人来到餐厅外面，点上一支香烟，站在街边，一边欣赏着夜里的街景，一边愉快地吞云吐雾。
突然间，从我的右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警笛声。紧接着，我看见一队警车急驰而来，大约有六七辆。车顶上那五颜六的警灯在毫无规则地闪烁着。警车在离我20来米的地方突然急速转弯，朝着我站的地方冲了过来。其中一辆拖着刺耳的刹车声横在了我前方5米的地方。
只见左右两扇车门同时打开，两名警官跳将出来，一个以车门为掩护，另一个双手搭在车顶上，两个人手中的枪一致对准着我。
还未等我反应过来，以车门为掩护的那个就冲我大叫“freeze，don’tmove，handsup，ori’llshoot（别动，举起手来，否则我就开枪！）”即便从来没有学过英语，光是看那些美警匪大片，笨蛋也会意识到麻烦来了。我下意识地向上举起双手，看看左右，确认他们是在冲我一个人喊。透过眼角的余光，我看见其它几辆警车都停在四周，车上的警察四散开来，其中几个举着枪直奔我们吃饭的餐馆旁边的一家店铺。
险些丧命
我双手举在半空中，左手食指和中指之间还夹着那支没有抽完的香烟。一阵微风吹来，将我身上穿着的半长风的一角掀了起来。我下意识地放下右手，企图理一理角。正在端着枪向我走来的一位警察看见我这个动作立刻大叫：“freeze！free……
[续我与东方时空上一小节]ze！freeze！（别动！别动！别动！）”我听见了他“哗啦”拉枪栓的声音。
“ok，ok！”我猛然意识到刚才动作的危险，于是赶紧又举起了右手。
“what’sthematter（怎么回事？）？”我的声音在夜空中颤抖着。
对方根本不予理睬，一步跨上来，一只手举着枪，另一只手从上到下快速将我摸了个遍。
“turnaround！（转过身去！）”对方命令道。
紧接着，我的双手被拉了下来，并到一起。“咔喳”，我感到手腕被两道冰凉的金属狠狠地勒在了一起。手铐！！！
这时我渐渐开始从刚才的蒙顿状态里缓了过来。
“怎么回事？你们在干什么？我是中公民，我持有中华人民共和的外交护照！”我用英语冲着警察大叫着。
虽然我的护照并不是外交护照，但急中生智，我想外交豁免权的神圣也许会让这几位美警察冷静下来。
这时，几个警察从旁边那家店铺里拖出了一个亚裔青年，命令他趴在地上，并将他双手反铐起来。
一位警官模样的人走到我跟前。
“你是中人？”他问我。
我稍稍冷静了下来，说：“我是来自北京的中人，我持有中护照。我要求你现在立即放开我，否则你们会后悔的！”
学了这么多年英语，这时我才惊讶地发现，我的英语可以如此流利。
这时，“盖导”他们听到外面的动静走了出来。看见我双手被反铐着的样子，大吃一惊，呼啦一下就围了上来，七嘴八，连比划带嚷嚷。只可惜，他们的英语表达能力此时最多能让对方明白他们认识我。不过，这就足够了！
看见他们，我心中一阵温暖。刚才慌乱中的紧张感一下子放松了不少，也踏实了不少。
看到这样，那位警官似乎感觉出了问题，他马上命令手下的人打开了我的手铐，然后要求看我们的护照。不巧，那天出门，我们四个谁都没有带护照。情急之中，我拿出了在联合采访时办的采访证给他看。
确认了我们的身分，那位警官脸上马上露出歉意的笑容。他说：“我们非常抱歉，你在一个错误时间，出现在了一个错误的地方。”
他解释说，这里是一个亚裔犯罪分子经常活动的地方。几分钟前，他们接到举报，我们用餐的饭馆旁边一家杂货店遇到抢劫。当他们赶到这里时，看见我站在外面，误以为是一个望风的同伙，于是就发生了刚才的一切。他们已经抓到了抢劫嫌疑犯，就是刚才那个亚裔模样的人。
最后，那位警官说，他以亚特兰大某某区警署的名义郑重向我表示口头道歉，他的警号是多少多少，名叫什么，是什么警衔，他对此事负全部责任。
当然，我也有权进一步追究。我犹豫了一会，最后还是决定就此了事。
警车闪着灯远去后，一位女同事告诉我们，她从饭馆出来到现在，两一直在不住地颤抖。
“盖导”说他看见我时，我当时面煞白。
其实，最令人后怕的事情他们并没有看到。就在对方瞄准我的时候，如果我去理风的那只右手动作再大一点，也许，常以自我防卫为借口误伤无辜的美警察就会抠动扳机。
不管怎么说，我庆幸在平生第一次如此近地面对枪口时，没有做出什么不明智的动作。
感谢上帝！
如果让我说，这件事有什么经验可汲取的话，那就是：遇到警察让您别动，您可千万听话，别乱动，有理也别动！
还有，护照之类的身分证件要随身带。
不敢回忆
1995年5月，我从新华社正式调入了中央电视台。在中央电视台工作这五、六年来，如果说亚特兰大奇遇让人后怕不已的话，香港回归报道因我贪睡险些误了大事更是让我不敢回忆。
“小，小，醒醒！”
同屋的编辑何绍伟一边叫我，一边用手摇晃着我。我从沉睡中醒了过来，睁开了发涩的眼皮。何绍伟就站在我的边，见我醒来，他用低沉的声音问我：“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我稀里糊涂地看着他，反问道：“几点了？”
“5点半。”何绍伟不紧不慢地说。
“啊！5点半？”我惊慌失措地喊道，腾地一下站在了上。
“坏事儿了！”我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冲向洗手间，用飞快的速度擦了一把脸，然后开始穿衬衫，系领带。透过洗手间的窗户，我看到外面天已大亮。
1997年6月30日清晨5点半，这是一个特殊日子的开始。再过不到20个小时，也就是1997年7月1日零点，标志香港回归祖的政权交接仪式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为了全方位地报道香港回归这一中华民族的盛事，中央电视台派出三四百名记者分赴香港、全各地和世界十几个城市，并制定了以北京和香港两个主演播室为中心的72小时特别报道方案。
72小时特别报道的第一枪定于6月30日清晨6点以现场直播的形式从香港打响，而设在会议展览中心的香港主演播室的主持人便是我。72小时的第一场直播报道就从我这里开始，离直播还有不到30分钟，我居然差一点睡过头，而且更可怕的是，此刻我还在10几公里以外的跑马地中央电视台驻地。想到这里，我不禁浑身发抖。
5点35分，我冲出了驻地大楼的前门。大街上没有一个行人，也见不到一辆出租车。平常的时候，从我们在港岛跑马地的驻地乘出租车到会展中心的演播室，至少需要半小时。香港的交通管制非常严格，到都是单行道，而且堵车现象极为普遍。
我站在门口，心里不住地说着“要坏事、要坏事”，同时，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在马路边上下乱窜。正在这时，我突然发现从路的一头来了一辆出租车。我不顾一切地冲到马路中间，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着将车拦住，我当时想好了，不管出租车上有没有客人，也不管通常很刻板的香港司机是否已经下班，反正我死活要让他拉我去会议展览中心。上了车，我对司机说：“先生，我有十分、十分紧急的情况，请你务必在15分钟内将我送到会展中心，15分钟！”
那司机从反光镜里看了看我，似乎十分理解地用广东话说了句：“没问题。”
5点40分，出租车从跑马地出发了。这时，我的手机又一次响了起来。负责演播室的制片人梁建增在电话里用颤抖的声音问我：“小，找到出租车了吗？”
“找到了！我现在已经坐在车上了，马上就到！”我略有把握地快速向他汇报道。随即，我从书包里拿出电动剃须刀和梳子，一只手拿着剃须刀刮胡子，另一只手忙乱地梳理着头发。我知道，我必须……
[续我与东方时空上一小节]在赶到演播室前作好一切个人准备工作，因为按照时间估算，我坐进演播室主持席上的时候，离直播开始最多只有几分钟。
5点56分，出租车停在了会展中心的大厅前。梁建增正站在大门口焦急地等候着我。看见我，他急不可待地说：“你快上楼，我来结账！”
我顾不上多说一句话，一手拎着书包，另一只手提着西服，发疯般地冲了进去。当我嘴里像念经一样说着“对不起”跑进演播室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站在那里看着我，他们脸上复杂的表情也许只有我心里明白。让我至今感动的是，那一刻居然没有一个人对我说一句责怪的话。演播室外面的导演通过耳机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主，不要紧张，还有两分钟，戴上话筒，准备和北京的主持人通话。”
我与“东方时空”（下）
香港报道
话音刚落，我就在耳机里听到了北京主持人敬一丹的声音。
“小，你来了？”
我如释重负地说：“敬大，谢天谢地，我赶来了。”
6月30日清晨6点整，中央电视台香港回归72小时特别报道正式开始了。敬一丹在几句简单的开场白后说：“现在就请我们在香港演播室的主持人均益为您报道回归前一天香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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