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才知道，5点的时候，闹钟、手机全都按时响了，然而，我却全然不知。同屋的几位同事5点钟出发的时候，慌乱之中并没有意识到该提醒我起。5点半的时候，正当会展中心演播室的工作人员在为6点的直播进行最后的准备时，突然有人发现我还没有到位。人们大惊失。眼看直播即将开始，作为直播主要角的主持人此时却不见踪影。工作人员急忙将电话打到了驻地的房间。幸好，那天上午没有任务的何绍伟听见了电话铃声，并及时叫醒了正在酣睡的我。
直到今天，每当我想起香港的这一曲，依然会感到阵阵后怕。假如那天我没有按时赶到演播室，那不仅将使电视台极为被动，也将是我终身遗憾的一件事。事后，我和同事们开玩笑说，当我站在马路上等出租车的时候，就已经在构思如何向电视台领导写一份深刻的检讨，并准备就此告别电视台，流四方。
当然，玩笑归玩笑。但我却从内心里感激在那件事中所有的领导和同事。72小时特别报道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开始了。下午4点，我们香港演播室报道了港督彭定康离开港督府的情况。
一切按计划在进行着。但是，播出中间也有不尽如人意的缺陷。比如，在报道彭定康离开港督府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小曲。我们在港督府外面安排了一台摄像机和一位现场记者，准备随时向观众报道现场的情况。按照事先了解到的情况，彭定康在主持完港督府降旗仪式后将乘车在港督府院内绕场一周，以示惜别之情。为此，我们在现场的记者精心设计了一段现场解说词，大意是：彭定康的汽车在港督府内绕了一圈，车轮缓慢，试图表示港督对这里的依依不舍。然而，历史的车轮却滚滚向前，香港的回归已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的现实。
果然，彭定康在降旗仪式后钻进了汽车。汽车也果然围着港督府的院子开始转圈。于是，那位现场的记者不失时机地将那段解说词说了出来。可是，当他说完“历史的车轮将滚滚向前”，只见彭定康的汽车在转完一圈后，并没有像事先预定的那样开出大门，而是继续围着院子又转了起来。我们那位记者大概对这一临时出现的情况没有思想准备。他先是沉默了一会。紧接着，他在画面外说道：“彭定康的汽车又在院子里转了一圈。”
也许是因为害怕冷场，他把刚才说过的那段“车轮滚滚”的解说词又重复了一遍。彭定康好像存心要和我们那位记者作对，他的汽车在转完了第二圈以后还是没有出门，继续开始转第三圈。万般无奈的记者这时说出了一句后来遭到不少观众批评的解说词：“汽车又转了一圈。”
香港回归72小时的特别报道，是中央电视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方位立报道工程，电视台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对于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电视台同仁来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如此大规模的现场直播。
记得从香港回到北京后，有人给我们的报道总结了几个特点。记者报道信息空洞，只会说“一圈又一圈”、“一辆又一辆”（指我们的记者在报道驻港部队车队进入香港时的解说），一架又一架（指记者报道驻港部队直升机降落时的解说），“来了两个人，还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指我们的记者在报道彭定康离开香港时对从一辆轿车上下来的两个人的解说），等等。还有人说，“均益找不到白岩松，急得在演播室没话找话”。
曝光家乡
我出生在兰州。兰州是我的老家。我们家几代人都是彻头彻尾的兰州人。听说我要回家探，《焦点时刻》制片人张海建议我公私兼顾，在兰州确定一个报道题目，请当地电视台的摄像师帮助拍摄，带回北京制作播出。一别十余年，我对兰州的情况可以说知之甚少。于是，我打电话回家，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父，请他帮我推荐一个适合我们节目报道的话题，并嘱咐他老人家，话题要有时效，也就是说，是当下具有新闻价值的事情。父以大学教授特有的严谨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包括他在兰州大学的学生们和我在甘肃电视台当导演的叔叔的意见。两天之后，父打电话向我郑重推荐了两个选题。一是甘肃省一些地方的珍贵文物流失严重；二是兰州市这些年大气污染严重。自从我干了电视以后，远在兰州的父母更加离不开电视了。他们成了《东方时空》和后来的《焦点访谈》的忠实观众，几乎每期节目必看。母看电视的目的更单纯一些，就是看我，看我这几天是不是瘦了，是不是病了，是不是又熬夜了。有一次，在我正巧感冒的时候，为《焦点时刻》的一期节目配了一段画外音。没想到，节目播出后，母从兰州打电话来。“你是不是感冒了?”母第一句话就问我。父看电视就没有如此细致。他总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看待我的报道。每隔一段时间，父会就我的表现帮我总结一次。这样，他对《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的节目风格了如指掌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和很多观众一样，父对我们的节目能对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和问题曝光大加赞赏。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父向我推荐的两个选题都是“曝光”型的。我征求了“盖导”和制片人张海的意见，最后选择了大气污染的选题。这是我从兰州走出来后，这么多年的记者生涯……
[续我与东方时空上一小节]中第一次报道有关兰州的事情，而且，这第一次竟然是去揭兰州的“短”。这次报道甚至使我在家乡一度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兰州虽然地“飞沙走石”的西北高原，但地区局部气候独特，常年干燥少雨，加上四周绵延的高山，空气基本无法流通。近一二十年，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工业的发展，兰州的大气污染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冬季。每年一过十月，兰州市基本上没有一丝风。家家户户煤烟炉冒出的烟、单位锅炉房的黑烟、汽车的尾气统统盘旋在市中心的上空，无法排除。与此同时，西固区里的“兰化”、“兰炼”以及热电厂高耸入云的大烟囱，每时每刻喷出的滚滚浓烟又顺着黄河气流的带动流向市中心。所有这些烟尘汇聚在兰州的上空，无路可走，久而久之，就在城市的上空形成了一层七八百米乃至一千多米厚的逆温层。刺眼呛鼻的烟尘遮天蔽日般地笼罩在人们的头上。兰州人给它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大锅盖”。由于这个“大锅盖”，兰州市居然是一个从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随着采访的进一步深入，大气污染对兰州市民健康危害的有关数字触目惊心。由于大气污染，兰州人得呼吸道疾病的几率比一般地方要高出百分之三十到四十，肺癌患者比一般地方要高出两倍!为了真实反映兰州大气污染的状况，我们到西固区的几个大工厂进行了采访拍摄。这些工厂都是比较严重的污染单位，每一家都有几十个大烟囱每天排放着大量的有害烟尘。因为不知道这些单位会不会因为担心我们曝光而遮遮盖盖，甚至拒绝采访，在联系时我强调拍摄的目的是要反映治理污染所取得的成绩。这种“声东击西”的招数只是《焦点访谈》记者经常使用的众多招数中的一个小招。为了能真实地记录下这些工厂排污的实际情况，我提出采访有关人员的场景要在工厂的作业区。对方果然中计，采访中只顾大谈各种各样的工作和业绩，而忽视了对我们摄像机的警惕。
无言以对
每到这时，我们的摄像师就会寻机掉转镜头，对准那些我们早已事先看好了的目标。有一次，在采访化工厂的一位老总时，我手举着话筒，余光看见远的一个大烟囱突然开始喷出黑黑的浓烟。此时，那位老总正面对着摄像机，如果摄像掉转镜头去拍烟囱，肯定会引起老总的注意。我灵机一动，向那位老总提议，为了有更好的谈话效果，我们来一个“运动中”的访问，我俩一起向背着烟囱的方向边走边说，摄像跟在一旁拍摄。对电视一无所知的这位老总连声说“好”。我赶紧假装向摄像交代怎么拍摄，暗中悄悄告诉他：“等一会儿我和他(老总)边走边谈的时候，你别拍他，拍你左面的那个大烟囱。”摄像心领神会。回到北京，我自己自动手编辑了这个节目，并给它起名为《兰州，盼望蓝天》。节目在《焦点访谈》播出后，父打来电话，说“很好”。紧接着，家环保局和甘肃省环保局的同志也通过电话表示感谢我们《焦点访谈》对环保工作的支持。接下来，就是我兰州的一些戚朋友同学的电话、信件。从我后来收到的来信看，《兰州，盼望蓝天》在全的观众中反响强烈。很多人是第一次了解到兰州如此严重的大气污染情况，感到非常吃惊。有一位江西的观众还主动表示可以向兰州市无偿转让他发明的一种治理污染技术的专利权。通过卫星收看了我们节目的一位旅日华侨还发来传真，愿意为兰州市牵线搭桥，联系日本一些基金会提供无偿援助，合作治理污染。然而，我没有料到，此时在兰州市，《兰州，盼望蓝天》却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大多数市民认为《焦点访谈》这个光曝得好，有助于有关部门下决心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省市一些领导同志却认为《兰州，盼望蓝天》给兰州市抹了黑，它将影响兰州市正在争取外部投资的努力。我后来还听说，有人认为，均益作为一个兰州人曝自己家乡的光，太不应该了。我无言以对。要做一个敢讲真话的记者，让人无言以对的事还多着哩。“咱们的车被人破坏了!”那是在1995年初的一天，山东省临沂地区莒南县县城外，走出县城边上的一家小饭馆，“盖导”便一眼看见我们记者组乘坐的面包车的一个车轮瘪了，而且，他凭基本的嗅觉知道，这决不是偶然的。“咱们的车被人破坏了!”他尽量压低声音说，生怕旁边的人会听到。难道有人发现了我们?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我。因为在记者组中间，只有我一个人已经有了两年的“出镜史”，属于走在大街上可能被人认出来的那种记者。而且，我们这次来执行任务的这个地方，这几天肯定会对“东方时空”这四个字极为敏感。我下意识地低头看看自己的装束，心想：不会暴露啊?我戴着墨镜，夹克衫的领立着，都到耳朵根儿了。两个星期前，山西几位观众来到中央电视台，找到了我们《焦点时刻》栏目组，向我们反映莒南县人民法院在解决一起经济纠纷时非法拘留人质的违法行为。这几个人是山西一家企业的法人代表。他们的企业和莒南县一家企业签定了一项产品买卖合同，后来双方在合同上发生纠纷，山西的企业拒绝支付购买莒南企业产品的剩余款项。莒南的那家企业便向莒南县法院状告山西那家企业。莒南县人民法院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依法判定山西那家企业败诉，并要求被告在规定时间内付清所欠款项。然而，判决书送到山西以后却迟迟不见动静。这时，莒南县人民法院的院长竟然作出了一个荒唐的决定，去山西抓人!于是，一天夜里，几名莒南县法院的法警和莒南县的公安人员闯进了山西那家企业的法人代表家，二话没说，抓了人，并连夜将他带回了莒南。轮胎被刺
到了莒南县城以后，他们把那人关在了一平房里，并告诉他，什么时候把钱还上，什么时候就放你。那位法人代表赶紧托人往山东送钱。钱送到莒南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间平房里被足足关了一个月。
据那位倒霉的法人代表后来回忆，他在被关押期间，曾多次被毒打。
那位法院院长甚至用威胁的口吻对他说：“你不要以为我对你没办法，我在这里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管空气！”
这是一起典型的法院违反异地执法有关规定，非法扣留人质的事件。《焦点时刻》派出了记者到莒南采访这一事件。在采访那位法院院长的时候，对方先是拒绝，后来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不许拍摄。
我们的摄像把摄像机抱在自己的上坐在一旁，镜头却对着那位满嘴酒气，言词狂妄的院长。
院长说：“你……
[续我与东方时空上一小节]们是记者？记者又能把我怎么样？”边说边晃着捏在手里的中央电视台介绍信和《东方时空》的记者证。
随后，他把记者证举到半空中，摇晃着说：“这个东西是金子的吗？”
在被问到山西的那位企业法人代表为什么会在莒南被关了一个多月的时候，院长称不是关，是请他来莒南办了一个“学习班”。
至于是什么“学习班”，他支支吾吾，一时答不上来，最后又说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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