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高级将领留下的空缺，显然是众人关注的中未来走向的重要信号。
8月28日，大会选出了195位中央委员和124位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陈云、谭震林等被打倒过的“大号走资派”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中央委员的名单上。这些将来要再次把中翻个底朝天的人暂时屈居于普通的中央委员的地位。
8月31日，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们接着开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常委、主席和副主席。人人关注的候选人名单上有20多个名字，这些名字，如果按外的中问题专家的说法，可以分为四派。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和四个月后进入政治局的邓小平等人被称为“保守派”，四人帮和康生被称为“激进派”，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被看做各大军区的势力的代表，而华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等无帮无派的新人则算是“其它”。对比九大政治局的阵容，“保守派”和“激进派”依然存在，而且进入常委的人数都有所增加，可谓势均力敌，各有所得。最大的区别在于，林彪集团留下的巨大空间差不多被九大时基本不存在的“其它”填满了。
陈永贵进入政治局的过程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上面有陈永贵名字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发下来了，……
[续陈永贵沉浮中南海上一小节]由各小组讨论。在华北组的小组讨论会上，陈永贵见名单上有自己，便谦虚道：“我文化低，连个录也记不了，政治平也不高，办法又不多，我可实不称职。”
这时一位参加华北组讨论的中央领导说：“关于永贵同志回中央，在过去几年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大寨和昔阳在永贵同志领导下，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是经过考验的。”这位领导人又提到陈永贵去四川、贵州、云南参观访问的事，说他敢直言批评，没那些虚辞客套，各地同志都说受益不浅。华北组的中央委员们听了这番介绍没说二话，众人一阵鼓掌，陈永贵就算通过了。
消息传出后，昔阳的老百姓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说起来是庆祝十大胜利闭幕，其实大家心里最高兴的还是老陈进了政治局。
1973年9月12日下午，回到昔阳的陈永贵在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做报告，介绍十大情，说起自己进了政治局，陈永贵道：“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家的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解决，列宁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
差不多在十年前，毛泽东就说过历代的状元没有几个出的，倒是一些没有什么文化的大老粗能办成事，经过多年“防修反修伟大实践”，毛泽东认定大老粗除了能办事之外还有保证无产阶级红江山永不变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央领导层中便出现了许多工农干部。有来自上海的工人干部、几乎当上毛泽东的接班人的王洪文，有来自陕西的工人干部、后来当了副总理的吴桂贤，还有从售货柜台出来的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再加上陈永贵，阵容也颇为可观了。这种做法本身大概也是毛泽东防止干部队伍官僚主义和蜕化变质的防修反修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试图避开历代王朝都绕不开的腐败之路，借助来自民间的新鲜血液永葆革命的活力和朝气。考虑到这种背景和这层意思，似乎就不必过分追究某个被选中的工人或农民有什么奇能异才居然进了政治局。被选中者必定有些过人之，不过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主席领导的政治局必定会有来自工农的政治局委员。
1973年9月22日，陈永贵在大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到了他进政治局之后的心情和今后的打算。他说：“十大胜利闭幕之后，我回昔阳住了20天。……听贫下中农、农村员、基层干部讲了些挨心挨肺的话，想中央对我的信任，我的心情是不平静的。我活了58，在旧社会过了将近一半，共产来了，我才懂得了一点革命道理，跟上干起来。40多岁才扫盲。30年来，虽然做了一点工作，是因为上有中央和主席的教育和领导，下有大寨和昔阳县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努力。给了我那么大的荣誉，我的心是很不安的。现在又让我进了政治局，我更不安了，常常整夜睡不着。最使我不安的是，我应该为的事业豁出去大干，但我没有文化，马列主义平有限，又担心挑不起中央交给我的担子来。”
最后，陈永贵向毛主席保证：“主席早就说过，‘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学、去干、去斗争。”
陈永贵多次提到自己的文化平不高，“连个录也记不了”，他的文字能力究竟如何？这里顺便介绍一下。
陈永贵是在大跃进期间扫的盲。那时他下过大力气，到县里开会总不忘了吭哧吭哧地做记录。中午散了会大家睡午觉，他却找人对笔记，甚至要来讲话稿补笔记。当时的县委书记张怀英见这位43岁的汉子如此刻苦，记的又是他的讲话，心下很是喜爱。而那些有时间宁可睡一觉的农村干部却替陈永贵累得慌。一位熟人笑道：“永贵，别记了，睡吧。40多岁的人了，再学还能当上中央委员？”后来陈永贵真的当了中央委员，又当了政治局委员，人们便想起了这句话，一时传为笑谈。
其实陈永贵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后来的飞黄腾达。他一直是按一个劳模，一个大队书记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如果他真有先见之明，哪怕只有当上县委书记的先见之明，他也应该学习得更刻苦、更持久一些，达到既能读又能写的平。实际上他刚达到识字平便停步了。他能看懂报纸，能不大吃力地阅读文件，也可以拿着用白字注了音的讲话稿念得不打磕巴。但是他不能动笔。就连短短的两行批示他也要让秘书或别的什么人代笔。写信写报告自然更要靠别人代笔，他只管口授一个大意，最后再提几条修改意见。
曾经有人硬请陈永贵写过字。文革初期有一个群众组织请陈永贵为他们题写新报头：“轻化纺战报”。陈永贵推托不掉，只好捏起毛笔抹出几个字来。欢天喜地得了新报头的革命群众稍稍留心一看，觉出有点不对劲来，那“战”字怎么少了一撇？
这下就麻烦了。“战”字打断不成了错别字吗？整天把一个大白字印在报头上成何统？一些人小心翼翼地提出疑问。另一些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老陈写得好。文化大革命就是破旧立新嘛，如果连一个笔划都不能改，还叫什么破旧立新？再说，郑板桥写南天门的天字，就是留着天字上边的那一横承写，你敢说郑板桥写的是大白字？陈永贵后来再题字就更小心了。虎头山上建养鹿场，找陈永贵写“大虎牧场”四个字。陈永贵叫人先写好样子，自己再小心地临下边四个字。1977年叶剑英和汪东兴参观大寨，问起这四个字是谁写的，郭凤莲说是老陈写的。陈永贵赶紧声明：“是人家写好我照写的。”郭凤莲笑着评论道：“大字太大，虎字不虎。”陈永贵嘿嘿乐着并不申辩，倒是汪东兴打圆场道：“还可以，还可以嘛。”
由于文化平不高，陈永贵讲话也难免有跑马和用词不当的时候，就在向昔阳的干部介绍十大情况的会议上，陈永贵开篇就用错了一个词。他很严肃地说：“现在，我的民愤很大！”听众一时没反应过来，都愣住了。张怀英在后排纠正道：“老陈，不是民愤很大，是名声很大。”“噢”，陈永贵改口说，“现在我名声很大！”说完侧过头来问后排：“这回对哩？”“对哩对哩。”张怀英说。于是陈永贵又接着往下讲，下边的听众也接着恭恭敬敬地往下听。毕竟，陈永贵的讲话充满了老百姓的语言。而他本人又很聪明，听他的讲话比听一字不错的官话套话来劲多了。哪怕陈永贵信马由缰地瞎扯，扯的也是老百姓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会场上总是鸦雀无声．
后来，昔阳的官方笔杆子们还造了一个词，叫“陈永贵风格”，意思是陈永贵已经形成了独具特的文风，生动、朴素、平高，为老百姓所喜闻……
[续陈永贵沉浮中南海上一小节]乐见，完全可以自成一大家了。陈永贵也觉得是这么回事。
1973年11月，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说错了话，要求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江青趁机发难，说周恩来“迫不及待”，上纲上线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陈永贵初入政治局，眼见心目中一向神圣的周总理挨批，目睹毛主席的夫人上纲上线地训总理，不禁心下大惊。“中央的斗争也很复杂哩。”陈永贵回昔阳时私下对自己的老战友说。
过了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又批评了江青。“有人说错了两句话”，毛泽东说，“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没过几天，毛泽东又把政治局委员们召到中南海游泳池，讨论机谋深沉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
“我看到这种情况，”陈永贵一次在昔阳谈起阶级斗争的问题时说道，“过去以为是下边的，现在看出不是那么回事。”
1974年上半年，中的政坛风云急剧变幻。先是批林批孔，后来批起了周公。6月1日，周恩来因癌症入院。7月3日，小靳庄在四人帮的吹捧下腾空而起，一时有与大寨争春之势。到了下半年，四人帮与周恩来在由谁组阁问题上的冲突愈发尖锐。毛泽东两边都用，既让周恩来组阁，又让王洪文安排人事，但是他逐渐转向了周恩来。7月1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露面，他当众训斥江青，说“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陈永贵渐渐心里有数了。原来表面上神圣得了不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是一个成群结派斗争激烈的地方。他看出了上层斗争的复杂。不敢随便乱讲话，开政治局会也总是听别人的，自己轻易不表态，表态也是说些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之类的话。关于小靳庄，他吩咐昔阳县委的委们：“有人问，就说情况生，离得远，不了解。”“你不能随便表态度，谁知道他们搞什么。”
尽管陈永贵加了小心，地还是陷了进去。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抱病主持庆25周年招待会。当削瘦的周恩来站到麦克风前，清晰地向出席宴会的中外客人致辞时，坐在前边的陈永贵站了起来，将双手高举过头拼命鼓掌。陈永贵向来敬仰周恩来，又知道周恩来病重，刚动过手术不久，他不能不找个办法把自己对总理的敬仰之情表达出来，因此他的掌声很响，动作也很引人注目。离他不远的张青桥瞥了陈永贵一眼，神情很是冷漠，甚至带了几分轻蔑。事关周恩来，他更觉得陈永贵时时总想引人注目的特点格外剌眼。
陈永贵能感觉到张春桥看不起自己，他看张春桥的知识分子派头也觉得不顺眼。不过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是毛主席器重的人，他并不愿意得罪张春桥。在陈永贵引人注目地为周恩来鼓掌叫好之前，他们两人的关系在表面上也还说得过去。张春桥还问过陈永贵有没有困难需要解决。陈永贵说没有，没想到过了几天昔阳化肥厂的领导找陈永贵，说扩大生产需要买高压机，专门去了趟上海买不到。陈永贵道：“你们为什么不早说，张春桥上次就问过，早说几天不就办了？”这种大面上说得过去的关系，自庆招待会之后就维持不住了。
一次开政治局会讨论人事问题，张春桥等人赞成谢振华出任装甲兵司令。谢振华与陈永贵多年不和，刚从山西下来又要当装甲兵司令？陈永贵不同意。他说：“谢振华在下边尽搞小动作，我不同意。”说着还举出例证来，说王谦在山西怎么被人跟踪，文革初期造反派整的材料至今不肯销毁等等。张春桥冷冷言道：“有些人说别人搞小动作，他搞的那动作比别人大得多，说话也让别人看出来，做事也让别人看出来，拍手也让别人看出来：“张春桥讥讽陈永贵爱出风头，但是并没有点名。
陈永贵顿时就翻了，瞪着张春桥问道：“你这是说谁的？”
张春桥仍然以冷嘲热讽的腔调回敬。
陈永贵叫道：“的会不许我说话？我反映的都是事实！大不了我回去种地！哼，你也没那个权威！”说完黑着脸一坐，再也不吭气。
这天的政治局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在场的政治局委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气氛很是紧张。邓小平则正襟危坐，一副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眨的神态。
散会后，陈永贵大步往外走，纪登奎快步跟上来，背着四人帮伸出大拇指赞道：“老陈，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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