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我去看？我也没想当什么，能干就干，不能干我回家种地。”结果他到底也没去。
陈永贵和张春桥的关系后来直也没有搞好。政治局开会，陈永贵总坐在一个长沙发的左侧，张春桥隔着纪登奎坐在陈永贵的右侧。陈永贵左手托腮，右手夹烟，面朝左，后脑勺对着张春桥。有一回坐在长沙发另一端的纪登奎捅了陈永贵一下，叫他坐正点，陈永贵头也不回，摆了摆手说：“脖子扭了嘛！”回到昔阳，陈永贵在熟人面前说：“我死也看张春桥不对，总给他个后脑勺！”有人小心地劝他，陈永贵骂道：“他！我不是给干哩？你给我万两黄金，我也不给你说上一句话！我当副总理是给你张春桥干哩？毛主席周总理叫我干！”
张春桥在背后也不说陈永贵的好话，连他女儿也跟着一块骂。张春桥的女儿在上海谈起陈永贵，那口气就像她父一样透着轻蔑：“陈永贵就知道什么大干呀，流汗呀，吃饭呀，根本不懂路线。”话传到陈永贵的耳朵里，他便在昔阳县的大会上骂道：“去你的！我们干革命，干社会主义，就是要大干哩呀！我们是无产阶级，我们不大干干什么呀？谁反对大干？你说不大干能行？……他的！”
1975年8月中旬，陈永贵从钓鱼台搬到了交道口的一个胡同的小院里。这个小院又分前后两个院，前院住了一个警卫班，里院住着陈永贵和他的秘书焦焕成、贴身内卫张艮昌、炊事员石头和司机汤占兴，这几位都是陈永贵从昔阳带来的人。张艮昌原来是张怀英的勤务员，焦焕成更是陈永贵的一位近，在昔阳当过县团委书记，炊事员石头是陈永贵在武家坪的一个老熟人的儿子。这几位宽宽敞敞地住在足够100多人住的小院里，彩电、电话、乒乓球桌等等那个时代的稀见的家用物品一应俱全，还配备有两部小汽车，一辆是富丽堂皇的大红旗，一辆是舒适好用的日本车。当时中进口了13辆带空调的日本小轿车，每位政治局委员一辆。
搬出钓鱼台，按规定应该给陈永贵配一名服务员。陈永贵说，来一个年轻姑娘挺不方便的，算啦。中央又说可以派个岁数大的，陈永贵说，岁数那么大还侍候我多不合适，就我们几个一块过吧。就我一个人，要那么多人照顾我哩？于是这个小院就成了清一的男人的世界。
陈永贵当然可以带家属来，但是他不干。他要带个头，立个榜样，便叫老婆带着孩子在大寨挣工分，连城市户口也不给她们转。山西曾经背着陈永贵给他的家属转过户口，还想把她们送进京，手续全办了，最后跟陈永贵打了个招呼。陈永贵拍桌子吼道：“谁办的！我不同意！谁敢！”结果又退了回去。
不仅夫人和孩子拿着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陈……
[续陈永贵沉浮中南海上一小节]永贵这位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分，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粮票给陈永贵捎去。陈永贵不算城市居民，也没有正式的家干部的工资，自然就要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务院副总理记满分画满勤，结结实实地算一个壮劳力，每天的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
除了大寨的这笔工分收入外，山西省每个月还发给陈永贵这位兼任省级领导职务的副总理60块钱。搬出钓鱼台之后，买粮买菜抽烟喝酒全得陈永贵自己掏钱了，山西便把一个月60块提高到一百块。此外，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一块二的生活补助，一个月就是36块。136块外加一个壮劳力的工分，差不多就是陈永贵可以挣来的全部月收入。实际上他还没有拿到这个数。
陈永贵身边的工作人员觉得他穷，想给他多弄点钱，就申请报客饭补助。陈永贵搬到交道口以后客人多了，昔阳的干部，各地的劳模，务院的同事常来，按说这笔客饭补助也是个数了，务院正好也有这方面的规定，一申请就批了下来。跟陈永贵一说，陈永贵不让要。“报什么客饭？”陈永贵瞪着眼问，“我的客人让家报？退掉！”于是又退掉了，客饭补助没让要。大寨的每天一块五的工分最后也没要。汤占兴曾问陈永贵为什么不要，陈永贵说：“农民挣个钱不容易。我够花了嘛。”
陈永贵有北京市二商局发的特供本。副总理副主席副委员长以上的干部都有这东西，拿着特供本差不多就可以买到你想买的任何优质商品，不过照样得花钱。陈永贵花钱很仔细，尽管他的收支由张艮昌管，但是他不准任何人买任何他认为奢侈的东西。
有一天纪登奎和陈锡联到陈永贵家吃石头做的山西拉面，石头买了一只。陈永贵见了问：“买干啥？我不吃这个！”“客人来么，熬汤。”陈永贵说：“不用，人家来是吃面嘛。咱就这伙食。”结果石头这位挺不错的厨师，拿着整个中也没多少的特供本，整天摆弄的都是土豆圆白菜之类的大路货。而陈永贵偏偏就喜欢简单实在的大路货。每天吃饭，他常常端着一大碗小米粥或面疙瘩，放上几根老咸菜，端个小板凳在小院中坐，呼噜呼噜一通就算是吃饭了。
当然，同样是吃小米，副总理的小米也可能有值得自傲的地方，有一天梁便良去北京看陈永贵，带了点小米，陈永贵说：“泰给我送了点小米，可比你们的好多了。”梁便良一听不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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