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说：“老陈，你说啥哩？才几天了？就你们我们了？”陈永贵自觉理亏，便不再说话。陈永贵能喝酒，客人一来，必定拿出酒来喝几盅，再添上几盘青椒肉丝之类的菜。他最显酒量的一次是在1975年12月26日。那天晚上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开完会，江青提议大家一起吃顿饭为毛主席过生日。服务员端上茅台酒来，四人帮一方的人就哄着要灌陈永贵。陈永贵道：“你们也别灌，这么办吧，毛主席老人家多少寿，我就喝多少杯酒。那天是毛泽东82岁的生日，服务员便端上满满一托盘的亮晶晶的高脚杯夹，陈永贵一口一杯，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口气全干了。出得门来，陈永贵往他那辆大红旗后边一钻，拍着前排的椅子背说：“哎，老汤，我喝醉啦。他的想灌我。想整我？没门！”开车的汤占兴劝道：“今天是主席的生日，该高兴呀。”“高兴？”陈永贵叹道：“唉，我不高兴。”说完把头往后仰，闭了眼，便不再说话。陈永贵喝多了总是一声不吭地找个地方睡觉。
陈永贵又是个烟鬼。曾经有一位外记者描写陈永贵抽烟，只见一根火柴，一个烟头，一盒烟就抽完了，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每天要抽上两三盒。陈永贵不常抽好烟，更不抽带过滤嘴的烟。三毛八一盒的“三七”，一毛八一盒的“阿尔巴尼亚”是最常抽的牌子，就这样每天的烟钱也相当可观了。那时候的干部很廉洁，就连政治局开会喝的茶，人大会堂每个月也要开出收费单来，茶钱多少，烟钱多少，如果吃过饭，饭钱又是多少，派入送到政治局委员家要帐，一分一毛也少不得。
如果说有点外财，恐怕大宗的就是金日成送来的苹果了，那时到了摘苹果的季节，金日成便给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送些又大又圆的苹果来，毛泽东总是让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分了。既是礼物，自然不能收钱。这苹果的量往往还很大，陈永贵吃不了，便托人捎回大寨去，分给梁便良、贾进财这些老搭档尝尝。
在外事活动中外宾有时也送给陈贵一些小礼物，比如计算器之类的东西。这类礼物陈永贵一律按规定上交。据陈永贵的小儿子陈明亮比划说，他父交公的计算器落起来有一尺高，而他上学用计算器还不得不家里掏钱买了一个。
对陈永贵来说，交道口小院里的首长生活并不好过。有一次主持过昔阳工作的赵满仓去看他，问他过得怎么样。陈永贵说：“到中央连说话也不随便了。说话呀，行动呀，有限制哩。”他指着一大堆文件说：“你看看这，每天起来就是这，除了吃饭就干这。我能干得了这？批这个，转那个，整天画圈圈。”
有一次张怀英去看陈永贵，正好碰见工作人员送来文件让陈永贵画圈。张怀英虽然是陈永贵的老上级，对陈永贵称得上知根知底，但是眼看着一位副总理在一排中央首长的名字旁边画圈也难免感到敬畏。他问陈永贵：“你咋批文件哩？”“咋批？”陈永贵笑道：“你们画圈我画圈呗！”陈永贵点了周恩来、华锋、纪登奎等几位他信得过的人的名字，解释说：“他们画我就画，他们不画我也不画。”“画个圈也顶事哩！”
陈永贵坐不住，总想出去(足留)(足留)，比如到北京郊区看看庄稼什么的。可是他这一级的干部一活动就要请示中央办公厅、中办又要跟北京市打招呼，北京方面这个陪那个接，层层做好准备，弄得兴师动众，最后还是不自在。一天陈永贵在前呼后拥里去通县，偏偏赶上刮大风，路旁的树倒了，拦住去路。陈永贵的大儿子陈明珠来京看望父，陪着他坐在车里，陈永贵叹道：“唉，就不该出来。”他对陈明珠说：“可不自由哩，太管的咱严，唉，不自由！”。
有一天下午，陈永贵不管三七二十一，非要自已上街(足留)(足留)。警卫班的头头是一位连长，大惊之下赶紧招呼人追了上去，陈永贵见人又跟上来了，黑着脸把那位连长训了一顿：“不让跟不让跟你们非跟着？你们要限制我自由哩？限制我接近群众？谁还怎么着我呀？你们搞甚哩？”那位连长也不吭气，反正是跟定了。最后双方妥协，警卫班的军人和贴身内卫张艮……
[续陈永贵沉浮中南海上一小节]昌都换了便，远远地跟着陈永贵，紧张地看着他遛遛达达地进了地安门商场。
陈永贵没走几步，商场里就有人认出了这位副总理．人们便涌了上来，陈永贵一见情况不妙赶快撤退，大步流星地回了家。“怎么样？影响人家商场秩序啦？”工作人员问他。“再不你就化化装？”说着拿来了口罩和墨镜。陈永贵戴上口罩，说：“怪憋闷的。”又戴上墨镜，对着镜子一照．指着脑门上的刀刻般的皱纹笑道：“这是活商标嘛。”从此陈永贵便不再逛商场。除非赶上人大开会，东风市场专为代表们开夜场，陈永贵才有机会去转一转。
一天陈永贵想理发了。本来打个电话就会有理发师上门服务，可是陈永贵憋得难受，想出去走走。“别麻烦人家了，”陈永贵对张艮昌摆摆手说：“我出去理，你愿意跟就跟上，不许离近了。”说着就拿了顶大草帽扣在头上。那时正是八月盛夏，戴着大草帽并不扎眼。
交道口也算热闹地方，出门不远就有一个理发馆。陈永贵推门进去，理发师道：“您来啦？理个什么？”“推个光头，”陈永贵着浓重的山西口音答道。一摘草帽，人家认出来，瞪大了眼睛发愣。张艮昌赶紧上前捅了理发师一下．低声说：“别吭气。”理发师就不吭气，一言不发地给他推了个光头，推完了，陈永贵叫张艮昌交钱，人家却死活不收。陈永贵道：“理发就要给钱嘛，不能不给钱。”张艮昌掏出五毛钱扔下就走，出门一看，已经有一群人围了过来，陈永贵招招手，健步如飞地溜了，后边还有人紧着追了一会儿。陈永贵边走边对张艮昌发感慨道：“人怕出名猪怕壮，有什么好看的？我不也是个人么？”有了这几次教训，陈永贵便不再自找麻烦了，想遛达就自己在院子里来回走。每天早晨早早地起来。别人还在睡觉。他已经像一只关起来的老虎一样转开了圈。
春天植树季节，陈永贵让人弄来四棵苹果树苗，两棵梨树苗、两棵杉，又弄来点葡萄秧子栽在院子里，他看了一会警卫班的战上挖树坑，说：“我来吧，别看你年轻力壮，干这活你还不如我哩。”说着便抓过铁镐干脆利索地抡开来，那身手绝不像60来岁的老人。
1975年9月15日上午，中政界三个派别的代表人物邓小平、华锋和江青并排坐在昔阳县拖拉机厂的一个尚未装修的车间的条桌后边。在他们面前，3700位来自全各地的省、地、县农业方面的负责人坐在小板凳上。这就是第一次全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会场，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陈永贵、陈锡联、姚文元、吴桂贤、李素文等一批政军要人。毛泽东让政治局委员能去的都去，于是一次规模盛大的高规格会议就出现了。邓小平评论道：这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得最多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涉及的问题，虽然不象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样全面，但就实现20年的目标来说，这次会议的重要仅次于那次会议，或相当于那次会议。”
当时，中农业的形势不容乐观，不过各派政治力量对此的看法不尽相同。邓小平比较悲观，他认为农业很可能拉家建设的后，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最费劲的也是农业现代化。他在开幕式的讲话中问道：“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他说：“全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
江青听了挺不高兴，话道：“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邓小平接口道：“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
邓小平在这次会上大讲问题，大讲黑暗面，使在场的数千名听惯了“形势大好”调子的代表大受震动。
邓小平讲了农业上的严重问题，并且首次明确地提出各方面都要整顿。
如果说邓小平最关注的问题是把民经济搞上去，把农业搞上去，那么江青显然更关注政治问题，准确点说是权力的争夺问题。
9月8日，江青带着100多位随行人员，在大会开幕前的一个星期到了大寨。在虎头山上摘过苹果，挖了一条防空壕，又照了许多像之后，江青表示要给大寨的贫下中农做一个评《浒》的报告。9月12日，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江青在大寨社员眼前露面了。
“首先向同志们报告一个好消息，”江青说，“咱们的主席很健康。最近在接见西哈努克王他们的时候，主席的眼睛都能够看见西哈努克的白头发，听觉比我好。脑力清晰，记忆力强，吃饭好，睡觉好，心脏好。”
接着，江青就开始了一次著名的、含沙射影式的文学评论，直把郭凤莲和大寨的贫下中农听得心惊肉跳。江青让社员们注意联系实际，“不要以为评《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她说，“现在我们批《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坤、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中央就是有人架空主席。”
这些话说得太明白了，四届人大开完不久，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满了，而且最重要的一个位子又是被周恩来请出的邓小平占了。郭凤莲说：“我们当时听了，心都跳起来了。”“这不明明是把矛头对准中央的部分领导同志吗？”
江青怀着满腹“架空”与反架空的心事来到大寨，又来到全农会的开幕式上。她听邓小平讲完整顿之后，也要求讲一下。这个要求挺突然，本来大会并没有安排江青讲话这一项，可是她要讲，华锋也拦不住。
江青一开口就指责各省的第一书记不来参加会是不重视农业，尽管她很清楚这是中央决定的。然后她又讲了几句农业，话题最后还是转到了评《浒》上。台下坐着的人未必清楚江青评《浒》的真意，但是坐在主席台上的邓小平、华锋、陈永贵、姚文元等人的心里很明白，他们不露声地听着。
开幕式之后，江青要求印发她的讲话稿，放她评《浒》的录音。华锋不干。但他知道江青不好惹，便向毛泽东请示如何置。毛泽东以极厌恶的口气对江青的议论批示：“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电话打了过来，华锋手里有了最高指示，气壮了许多。他不仅在大会上顶住了江青，还告诉山西省委书记王谦，山西也不要放她的录音。
1975年庆节前夕，全农会的3700多位代表移师北京继续开会。10月15日，务院副总理华锋代表中央和务院在人民大会堂做了题为《全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
[续陈永贵沉浮中南海上一小节]。
做完总结报告，华锋从会议大厅走出来，在江苏厅前碰见了陈永贵。两位山西老乡很切地走到一块聊了起来。华锋说：“哎呀，我今天的报告不知怎么样。”话音刚落，谭震林出来了。谭震林举着手笑道：“今天的报告可好呀！”没想到江青也在后边跟着，她走到华锋和陈永贵面前，清清楚楚地说：“这个报告说轻一点是修正的！”华锋和陈永贵闻言不禁一愣。
一年后华锋愤愤不平地谈起这件事。他说：“我的讲话是政治局讨论了的，是按主席精神讲的。报告后，江青把我和永贵闹到江苏厅，她说，这个报告说的轻点是修正的。重一点她没说，那就是反革命啦！修正主义也是反革命，这下就把帽子给戴上了。可是送给主席批，主席很快就圈阅了。发了文件以后，她还说是修正主义的，还几次纠缠。上海根本不让传达。”
陈永贵的家庭挺复杂。他的原配夫人李虎妮1965年因癌症去世，留下一个儿子陈明珠，一个养女陈明花。1966年50出头的陈永贵与比他小十多岁的宋玉玲结婚，又生了小儿子陈明亮。再加上宋玉玲带过来的与前夫生的儿子陈明善，一家五口就有五种不同的血缘。
陈永贵脾气不好，砸东西摔碗是寻常事，但他不打孩子，在家里也不摆大男人的架子，家务事能做的便做。他到北京后发现北京人两口子互相帮着做饭。回到大寨就大力提倡。
陈永贵在社员大会上连笑带骂地训大寨的男人：“妇女早上给你做了饭，叠了被，刷了碗，你就端了碗吃了下地？人家也下地嘛，你他的就什么也不管？老婆做饭你就不会剥棵葱？你男人就一点家务不做？做饭、洗裳，都是妇女的事？男女不平等哩！”
陈永贵下令道：“男人以后都帮妇女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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