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陈永贵这一通笑骂，大寨的男人居然就干开了家务，而且风气至今尚存，在当地独树一帜。
陈永贵到中央工作后很少过问家事。他常从北京往大寨打电话，问庄稼、问工作、问思想，就是不问家。从北京回来也常常不先进家门，或下地或串门，家里人知道他回了村，却不知他在哪儿。吃饭的时候，陈永贵照例端着大碗走东串西，到支委家转着吃，边吃边聊。吃的仍旧是玉米面hele或玉米面疙瘩。他说这叫土生土长吃土饭，吃在肚里舒服。陈永贵的夫人宋玉玲嫌这么吃营养不够，给他弄了些牛油茶和蛋，早上一碗牛油茶，晚上两个蛋。陈永贵就端着这些稀罕物走东串西，走到贾进财和宋立英家，说不定就把蛋分给贾进财一个。端着香喷喷的牛油茶出来就更热闹了，孩子们见了这位有“好吃爷爷”雅号的副总理就围过来叫爷爷，于是陈永贵这个给一口，那个给一口，很少有一个人吃完一碗的时候。
宋玉玲为此还跟陈永贵变过脸。宋玉玲出名地节俭，剩了面汤也不肯扔，要倒在锅台旁的罐子里，留到下一顿做面疙瘩。她见陈永贵分东西给人吃心疼，发火说：“不是给这个就是给那个，俺这是一片心，你就没有个人吃完一碗饭的！”陈永贵也不说话，三口两口扒拉完了，把碗一放，说：“我吃饱了。你别管我这事。”
宋玉玲的前夫王金魁是一个小学校的校长，王金籽的哥哥。1965年因强幼女罪被判刑20年，入狱后宋玉玲就跟他离了婚。有人给当时还挺漂亮的宋玉玲介绍了比她大十多岁的陈永贵，宋玉玲一口答应下来。陈永贵恐怕也没想到这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能使他的命运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便和宋玉玲结了婚。
陈永贵当了副总理，一句话就能叫昔阳地动山摇。宋玉玲借陈永贵之威，如果出面让县里安排谁谁的工作，县里不敢说一个不字。宋玉玲也真的背着陈永贵给不少人安排了工作。这些走后门的事，只要陈永贵的友出面说话一般都办得成，但是最好别告诉陈永贵。
王金籽1974年秋开始主持昔阳县的工作，1976年升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有一个判了20年刑的哥哥在监狱里，怎么说对仕途也有不良影响。于是王金籽就和宋玉玲一起活动为王金魁翻案。这事动静太大，不能不让陈永贵出面说句话。于是他们就活动了一番，做下一些准备，然后告诉陈永贵，说王金魁的案子是冤案，应该重新审查。既然有两个与他关系很近的人喊冤，王金魁关在大牢里于他也不是什么光彩事，陈永贵就表了态，说那就查查吧。他本人也出面找王金魁入狱前的工作单位所在地，杜庄公社的书记和杜庄大队的书记谈了话，说：“王金魁的案子是有出入的。我从来就是救人的，法院要派人下去调查，你们要协同一下。”
陈永贵开了口，下边就卖力地干了起来。经过“反复深入的工作，”当年的6位受害人都推翻了从前的证词，昔阳县委常委便据此做出为王金魁平反的决定并上报陈永贵。就这样，一位确实糟蹋过幼女的刑事犯便出狱恢复了工作，并且补发工资1500元。
这一事件的影响相当恶劣。有人当时就冒着坐牢的危险给中央写信告陈永贵，结果当然是无人理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此事又被翻出来一通张扬，新华社记者还专门写了题为《昔阳县干部群众强烈要求把罪犯王金魁的案再翻过来》的报道。1980年，昔阳县委和县法院认定为王金魁平反错误，决定恢复1965年的原判，再次把案翻了过去。陈永贵听说了，一拍桌子，叹道：“唉，我有口难辩。人说吧，我也没办法。”
陈永贵对家人的抑制显然大于纵容。陈永贵的家属中职位最高的是长子陈明珠，曾经出任昔阳县委宣传部部长，论级别只是正科级。其他的家属或在大寨挣工分、或在部队当兵、或在县公安局接电话，或在新华书店售书，说起来都算不上特别令人羡慕的肥缺。
1976年8月，毛泽东病危期间，王震去看望叶剑英，闲聊中谈起四人帮。王震说：“我看，干脆把他们几个抓起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叶剑英正有此意。
9月10日，毛泽东去世的第二天，叶剑英首次登门拜访华锋。叶剑英向华锋暗示：“人家可是抓得紧，”“该拿主意的要拿主意。”华锋明白叶剑英的意思，却不愿深谈，把话题扯到保护毛泽东遗的问题上。
9月12日，聂荣臻托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只要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随后的几天，叶剑英又连续找华锋三次，在最后一次谈话中华锋终于松了口，表示：“只要老同志支持我，我就干。”
[续陈永贵沉浮中南海上一小节]
华锋的决心越来越坚定了。军队那方面好办，有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和掌管了中央警卫部队的汪东兴。问题是怎么做才合适，最好是怎么做得合法。在那些日子，华锋天天找人单独谈话，在动手抓四人帮的前两天，陈永贵也被华锋召去谈了很久。华锋显然试图在事先就获得政治局里多数的支持，动手将四人帮“隔离审查”之后再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一决定。
动手的这一天，陈永贵在交道口的小院里坐立不安。他早早就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政治局要开会，准备好，一来电话马上动身，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感到气氛不对。本来政治局是三天两头开会的，这几天突然不开了。今天要开，老陈又急成这样，怪不怪？
从下午三点开始，陈永贵就在自己的屋子里待不住了。他走出来问：“通知开会没有？”听说没有，陈永贵又低着头回了屋子。过了一会儿，他又出来问，还是没有。陈永贵再次嘱咐道：“准备好了呀，一来通知马上就走。”
如此出来进去地问了三次，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仍然没有动静。陈永贵愈发显得不安了，还很关心地问住在西院的吴桂贤的动静。吃过晚饭，电话铃响了。通知陈永贵上玉泉山开会，陈永贵一下子兴奋起来，招呼道：“通知西院的一块走！咱车在头里，叫她跟后头，你们的车跟着，不能叫她单独行动！”
玉泉山会议室里的政治局会议开到半夜12点多才散。散会后，政治局委员们按规定不能回家，就在山中的小楼里住了下来。陈永贵和纪登奎、陈锡联一块回到他们住的小楼里，刚进楼道，跟在身后的警卫和秘书就见这几个老头又蹦又跳，兴奋得直嚷嚷。只见三个老头你捅我一下，我打你一下，竟然像孩子一般闹了起来。陈锡联冲陈永贵飞起一脚，陈永贵一把抄住作势要推，纪登奎赶紧扑上去抱住陈锡联，对陈永贵叫道：“别！别！他老伴找你算账！”
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正在大寨的地里劳动的郭凤莲接到陈永贵派人专程送来的一封信，信中简单地写道：“告诉同志们一个大好消息，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这个词当时听来还很陌生，陈永贵听毛泽东说过四人帮，郭凤莲却不太清楚这四人帮究竟是哪四个人。不过她感到老陈挺高兴，自己也高兴起来。
昔阳县很快也接到了陈永贵的通知。为了争取批判四人帮走在前，县委将宋莎荫和写得一笔好字的伍永福隔离起来，赶写有关批判四人帮的材料。陈永贵吩咐说：“昔阳在哪次运动中也没落后了，这次这么大的事更不能落后！”
几天后，在没有了张春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永贵一年多来很少见地正坐在沙发上，显得很自在。纪登奎笑问：“哟，几年啦，这脖子能扭啦？”陈永贵笑道：“好了嘛。”
散会后，陈永贵向李先念、纪登奎和陈锡联发出邀请，陈永贵笑问：“来吃顿山西拉面哩？”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胡耀邦还不是政治局委员，还没有陈永贵的官大。不过胡耀邦敢说敢干，他在中央校讲起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来，就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劳民伤财。胡耀邦文革期间挨整下放，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多年，对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中的形式主义、花架子等毛病看得很真切，所以他对陈永贵极端重视的农田利基本建设不以为然。
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他那套宝贝说成是劳民伤财，不由得火冒三丈，满脸怒容地骂道：“胡耀邦？他？！什么他的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陈永贵显然觉得他这一骂骂得妙，从此就常常这样骂。
三中全会进行期间，山西省委副书记李韩锁去交道口看望陈永贵，只见陈永贵正在院子里来回走，一脸气哼哼的神，见了人连招呼也不打。李韩锁问：“老陈？你这是咋啦？”陈永贵将手一挥，道：“哼！我跟狗日的吵翻了！”
那一段时期，陈永贵火气很大，几乎逢人便骂。华锋显然看出了陈永贵的不满，而且认为这样下去不行，便在三中全会期间专门找他谈了话。最后在表决的时候，尽管三中全会所主张的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路线与大寨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路线不一致，陈永贵还是投了赞成票，拥护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
三中全会后，陈永贵不服输，胡耀邦也不手软。此时胡耀邦已经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主持日常工作，华锋已经架空。胡耀邦不屈不挠，对陈永贵的大寨模式毫不客气。
在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期间，报纸上对于大寨的宣传急剧减少。
陈永贵的火气越来越大，他到骂胡耀邦是胡乱邦，骂来骂去这些话就传到了胡耀邦的耳朵里。一天，胡耀邦给陈永贵打了个电话，说：“陈永贵，你到我这来一下。”陈永贵就去了。进门坐下，胡耀邦直来直去地问道：“听说你骂我胡乱邦？”
陈永贵不吭气。他闭紧嘴巴坐着，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两个人对峙着沉默了好久。最后胡耀邦摆了个台阶，说：“唉，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陈永贵仍不说话，不说是也不说不是，默默地站起来，出了门。
1980年6月15日，胡耀邦批发见报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再也不能干西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这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把这句对陈永贵的心爱的改天换地工程的尖刻评论送到了数亿听众的耳朵里。再不敏感的中老百姓也知道了：陈永贵副总理的日子不好过。
陈永贵在1979年多次回昔阳小住。在中央有新上来的王任重副总理抓农业，陈永贵已经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一闲下来，陈永贵忽然感到自己老了。64岁的人啦，也该想想后事了。他回到大寨，上了虎头山。虎头山上很静，往年涌动的参观的人朝已经退去，只剩下萧萧的风声和静静的阳光。陈永贵放眼望去，大寨村三排长长的列车式的楼房就横在眼底，一块块梯田从各个方向涌向他的脚下。更远，绿斑驳的河山伸向天外，悠悠的白云在大地和梯田上投下几片暗影。
陈永贵蹲下，点上了一支烟。他的年过五十的邻居贾承栓奏了过来，接住陈永贵递过来的烟卷点着火，蹲在他身边默默地陪着他抽烟。沉默了一会儿，陈永贵望着连着天的梯田和庄稼，悠悠地说道：“赶我死了，就埋我在这儿。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
贾承栓不知说啥是好。静默中，只听得背后那片苍苍的松柏林在虎头山顶散发着永无休止的风声。
1980年2月23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
[续陈永贵沉浮中南海上一小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和家的领导职务。这些人与陈永贵的关系都很不错，尤其是纪登奎和陈锡联，与陈永贵过从甚密。
有一天陈永贵忽然对来京看他的长子陈明珠说起了自己的去留问题。陈永贵说：“不能干哩！他们都下去了，就我一个人还干甚哩？人家不免咱，咱也别等人家免，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陈明珠说：“爹，人家不免你，你自己写啥申请哩？一写人家不正高兴？不写，看他们拿你怎么办！”
陈永贵摇摇头，说：“唉，干不了啦。你来写，我说。”陈永贵自己没有动笔写辞职申请的能力，就让陈明珠执笔，他口授了几条。陈永贵靠在沙发上，一条一条地慢慢说道：“就写身不好，没文化，不适应工作哩！”想了一会儿没有想出什么东西来，陈永贵说：“就这吧！”
陈明珠就照这个意思短短地写了份辞职申请，写完给陈永贵念了一遍。陈永贵听罢点了点头，再次感叹道：“干不了啦，还不抵回家动弹呢！回家劳动也比这强哩！”
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