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在这次会议上，华锋也辞去了务院总理的职务，赵紫阳接任。
陈永贵刚下台便尝到了下台的苦味。1980年9月，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记者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开赴山西，在大寨和昔阳等地采访40天，写出了两组内参。第一组专攻十多年来无人敢摸的大寨。第二组专攻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昔阳干部。
反映大寨和昔阳的问题的内参铺天盖地而来之后，陈永贵苦恼得整天愁眉苦脸，吃不下睡不着。好端端的昔阳和大寨，一下子就一无是了？他想不通。
陈永贵失去副总理的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在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
追究陈永贵与四人帮的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又气又怕，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说了话，下边的呼声才渐渐平息下来。
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之后，心情苦闷，又整天在家里闲着无事可做，终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解解闷，散散心，便拉着他打扑克，玩升级。陈永贵打牌认真，不许别人悔牌，但是自已老悔牌，输了还挺生气。如此争争吵吵地闹上一阵，心绪渐渐转开了。
一天他把贴身内卫张艮昌叫来，让他代笔写几封信。
陈永贵要写的第一封信是给郭凤莲并大寨支委的，叫他们与中央一致，按三中全会的路线进一步把大寨的工作做好。另外，陈永贵让大寨支委把他家的粮食分给社员们，几口缸也归公给队里。他此时显然觉得不必再坚持让家属继续挣工分当榜样了，有了举家迁人北京的打算。
第二封信是写给老伴宋玉玲的。陈永贵让宋玉玲把他的那块毡送给贾进财铺，让她准备一下到北京过春节，把小儿子陈明亮带到北京来读书。陈永贵每年过春节必回昔阳，饱享锦还乡的荣耀，可是如今家乡的省、地、县各级都有许多人在揭发批判他，他初次尝到了有家归不得的滋味。
第三封信写给大儿子陈明珠，叫他暂时不要到北京来。这时陈明珠正遭大难，被称为“虎头山下一只虎”，过去霸道和放纵造下的孽都被人收集齐全，变本加厉地扣在他的头上，籍也丢了，脑子也受了惊吓，落下个头疼的病根。
发走了信，陈永贵轻松了许多，每日散步看报打牌，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看文件。到他这里的文件也比过去少多了。
住了几天，陈永贵忽然又显得不安了。他急着要搬家，找个小些的住搬过去。“不在其位，不得其禄”，陈永贵解释说。他逼着秘书和卫士三天两头去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催，火急火燎地非马上搬不可。管理局传下话来，说中央领导讲了，还是不要搬，不然影响不好。陈永贵不干，说咱职务没有啦，该搬就搬嘛！人家拗不过，就在新建成的木樨地22号楼上拨给了他一套12层楼上的部长级住宅。1981年农历正月初十，两辆130卡车拉着陈永贵的全部家当搬出了交道口小院。
搬到22号楼之后，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陈永贵配了一辆车，安排了警卫员、炊事员，理发时打个电话就有人服务上门。陈永贵没有推辞这些待遇，但是他不要炊事员，这时他的全家已经从大寨迁来，反正他和老伴闲着没事，自己做饭还随便点。管局也不坚持，多发给陈永贵50元保姆费就是了。
陈永贵过不惯清闲日子。他在凉台上种了许多花，甚至还在花盆里种了棵玉米。他家偌大的凉台上摆满了一盆盆的花草，像个温室。干这些园艺活陈永贵很在行，他养的花都长得不错，养的鱼却不行。这点事不够陈永贵干的，他就自己找点事做。每天早晨外出散步回来，常常拿把条帚去扫楼梯，一直从12层扫下去。
陈永贵还提着篮子出去买菜。有一天转到附近一个蔬菜商店，陈永贵指着柜台上的蔫乎乎的菜说：“要二斤。”售货员一看，愣住了，说：“陈，陈，陈大叔？”说着转身跑了进去，把经理叫出来了。经理见了陈永贵，极热地招呼他进屋喝杯茶，陈永贵也就乐哈哈地进去喝茶聊天。过了一会儿，售货员从后边挑了一篮子最好的菜送来，还死活不肯收钱。陈永贵硬扔下钱走了，从此便不肯再去这家商店，说是怕特殊化。
陈永贵出门买菜常扣着大草帽，低低地遮住脸。有一次去三里河菜市场排队买肉，陈永贵排到了，指着案子上的猪肉说：“拉，二斤。”卖肉的听口音不对，偏头一看：永贵大叔！他二话不说，斜着刀长长地片下一条好瘦肉来，高高地给陈永贵秤了。陈永贵也不说话，交了钱提了肉就走。
陈永贵在北京人的心目中就是一个挺受人尊敬的永贵大叔。朴实憨厚，满手老茧，苦呵呵地干上来的，不容易。陈永贵下台后也确实很近似这种形象，庄稼人的朴实厚道伴着老年的可敬一块从脸上透出来，而且显得极随和，全没了在昔阳说一不二时的霸气，更没了训斥人家反大寨时的骄横甚至不讲理。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点头他也冲人家……
[续陈永贵沉浮中南海上一小节]点头，站在地铁里，人家跟他打招呼说话他也乐哈哈地跟人家闲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错哩！”陈永贵说。
倒是他的小儿子陈明亮撒着不许父坐地铁和公共汽车，说咱丢不起那个人，又不是没有专车，干嘛跟犯了多大错误似的。陈永贵好像完全没有丢人的感觉，不像大多数当官的一下台便把自己关在家里不肯露面。他照样偷偷坐公共汽车，兜里有时还被搜出地铁票来。
陈永贵下台后，他的家就成了昔阳熟人的落脚站。凡是因公进京的，一概住旅馆，因私的，一概睡地毯。老乡进了家门，陈永贵便陪着喝几盅，问问家乡的事。小辈的不知深浅，劝他少心，他便骂道：“你懂个屁！”
陈永贵一直没断了和昔阳的乡来往，但是也一直没有回过大寨。他想回去看看，又怕给省里县里出难题。“人家去不去看我哩？”他说。再说还有许多他不想见的人。
1983年春，陈永贵不甘心在看报纸和养花中渡过余生，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被批准。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他每周上一天班，帮着农场办一些他们办不成的事，买些他们买不到的东西。陈永贵显得随和朴实，很受大家的欢迎和尊敬。
1985年1月，陈永贵头痛咳嗽，浑身乏力。他觉得自己感冒了，便吃了些治感冒的葯。可是这场感冒越拖越重，右耳根部还长出了一个疙瘩，陈承贵也明显消瘦了。
7月，北京医院为他做腮碌癌切除手术，同时发现他的肺有问题。经过一番仔细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
1985年8月12日，陈永贵住进北京医院。华锋闻讯，当天就赶到病房探望。这位前务院总理安慰前副总理说，“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一个月伙食才六十多元，一天才两块钱。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五元是不行的。”闲聊了一会儿，华锋告辞。
听说陈永贵住院后，他当年在政治局的朋友和同事纷纷前来探望。其中有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
陈永贵知道自己得了肺癌，也知道没救了。便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起了后事。
这时候，陈永贵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东调和家支援的问题。他耿耿于怀，逢人必讲。
临终前，陈永贵特别想回大寨，几次要求让他回去。他知道自己不行了，想落叶归根，安息在大寨那厚厚的黄土里。陈明珠把他回大寨的愿望上报给分管此事的习仲勋，习仲勋不同意，让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陈明珠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苦笑道：“不着回呀？不着回还烧了我哩。人死了还要火化，啧啧。”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嘱咐陈明珠：“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可别撒在狼窝掌哩，那个地名不吉利，还叫狼吃了我哩。”陈明珠道：“爹，你说甚哩？不撒，不撒。”陈永贵对来看他的大寨的书记说：“我死了你给我选个坟，四百块钱够不够？”陈明珠打断了他的话：“爹，你说话也没个分寸，儿子在呢，你叫人家大队书记给你选坟？”
陈永贵道：“唉，我又是错了。别谈了，我错了，都是我错了。”陈永贵一生嘴硬不肯认错，临终前却老是认错，什么都是他的错，把陈明珠听得鼻子直酸。
1986年3月26日上午11时，陈永贵最后一次睡着了。他好象睡得很沉。对人的呼唤没有任何反应。傍晚。属和许多朋友都来了，围着他默默地看着．陈永贵的厚嘴微微颤动，似乎想说什么。
当天晚上，新华社发布消息：“全著名劳动模范，原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支部书记，北京东郊农场顾问陈永贵同志，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1986年3月26日20时3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
陈永贵去世的第三天，在八宝山火葬场的一间告别室里，聚集了200来位并不引人注目的人。这里有陈永贵的友，有东郊农场的职工，但是没有中央领导人。前一天下午，宋玉玲接到过一个挺怪的电话，专门询问有没有领导人参加遗告别，并且说有领导人去他就不去了。陈永贵的家属一直奇怪这位躲避领导人的人是谁。
下午2时55分，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戴着变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华锋！于是人们涌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锋前边站成了一道走廊，有的人还鼓起掌来。
华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下泪来。围观的人静静的，有的人抽泣起来。中央办公厅来的一位干部手足无措地不知如何是好。华锋仍不说话，流着泪慢慢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属一一握手，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告别室，上了车。
五天后，4月4日清晨4点，陈永贵的属抱着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灵车开到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娘子关，只见一群人拦在路中。停下一看，是昔阳县的领导人在此迎候。灵车行至平定与昔阳的交界，迎面又有一排人跪在路上。这是当年大寨大队的干部梁便良、宋立英、郭凤莲等人在此迎灵。
下午4点，灵车开到大寨村前。这里早已人山人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赶来了，县城里的干部职工也赶来了，直把大寨围了个泄不通。陈明珠捧着骨灰盒从车上下来，许多人一见便放声大哭。当然更多的人不哭，只是看。混乱之中，震耳慾聋的鞭炮炸响了，昔阳艺术学校的乐队奏起了山西民间的乐曲。许多人向陈明珠拥过去，都想摸一下前副宰相的骨灰盒。
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一把把地撒在了大寨的大地上。除了狼窝掌。最后一撮骨灰埋在了陈永贵自选定的那“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的虎头山顶，大寨人在那里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锚大地。”
文革开始不久，在1968年10月14日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中央委员们讲了几句话之后突然问道：“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边鸦雀无声，没人答复。毛泽东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曲。”
二十多年过去，毛泽东的这番政论很有应验的趋势。几乎与文革共始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显得只是数千年农业史上的一个小曲，小试验。不过，大寨的大坝还在，昔阳造出来的那六万多亩地还在，全中学大寨学出来的那1．8亿亩浇地也基本还在。这些东西是会长久留下来的，就象2500年前李冰父子修建的使300万亩农田得灌溉之利的都江堰一样。
无论哪个时代，哪种制度，哪个民族，总要解决吃饭问题，总要解决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问题。陈永贵无非是按毛泽东主席的教导用革命精神的力量和舆论行政的手段去解决这个古老的问题。且不论成功与否，仅凭这种独特的尝试，记极好的中历史就不会忘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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