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厚的一大本材料纸，最后给我定的调子是：
“拒不执行任务，临阵逃，对抗组织，拿一把”。
当时，我的精神的确萎靡了，我感到没希望了。我这人从参加工作开始，一直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上班，勤勤恳恳工作，从未得罪谁，怎么今天突然堕落到如此地步，竟敢拒不执行任务对抗组织临阵逃？我能逃到哪儿去？
尤其是，竟有人诬蔑我“拿一把”。，在我心目中占有何等神圣的地位；，一直是我精神上的母。我从小就会唱“没有共产就没有新中”，没有共产也没有我的今天，我怎么会居然要“拿一把”？
那些天里，我一回到家就不出门，不吃饭，不睡觉，不说话，我双手抱着脑袋，蜷着身子坐在小房间的一个小板凳上，一动不动，也不想事。不是不想想事，而是脑子里一盘散沙，怎么也集中不起来。
后来钟瑞对一个作家朋友说，他当时那副样子特可怜，真像个罪人哪。
一天上午，单位来人通知下午要开我的批判会，命令我准时到场，不得有丝毫延误。这个中午，我是更吃不下一口东西了。
钟瑞见状，她拿了钢锅，提了一个大篮子，去附近的一家食堂买了糖醋肉块、辣椒肉丝等菜，还特地用个……
[续宋世雄自述上一小节]杯子灌了一杯啤酒回来。虽说就这样的大路菜，可在那时对我们家而言就是山珍海味了。我们当时吃什么呢？白菜、萝卜、咸菜、馒头。我眼噙泪花，哪里舍得吃？钟瑞非让我吃不可。我说，你吃我就吃。钟瑞的个比我强，这时也哭了。
她说：“小宋，你一定吃好，这样才有精神接受他们的狂轰滥炸呀。”
说着，又为我找出一件服，我记得是蓝卡叽布的，连扣子也扣不上，表明我没穿过几次。
钟瑞幽默地说：“你要吃得饱饱的，穿得新新的，精精神神地去接受批斗。”
是啊，那些个特殊的日子，是我的妻子给了我力量，给了我勇气，要是没有钟瑞，现在我在不在世都难说啊。
时间过去二十余年，一代伟人邓小平逝世，我作为人大代表，接到了“邓小平治丧委员会”的请柬，让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可1976年，我，一个爱爱人民、申请入多年而得不到批准的育评论员，竟然不能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
这还不算，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之后，我被停止了我所热爱的工作。整整一年。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我想，不会呀，我犯什么错误了他们连工作都不叫我干呢？越怕，事越来，我果然被剥夺了转播的权利。
您可以想象，这一年对我而言何等漫长何等难熬。我被迫离开了我心爱的话筒，被迫远离了我的观众听众，远离了我的运动员朋友，远离了我从小就热爱的育世界。
一个人被迫离开他心爱的事业，这是多么痛苦啊！
回想1976年，我的心头就很难平静下来。我原是那么热爱工作的人，可突然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中的苦闷和痛楚真是一言难尽。
我现在还记得这样一件事情。在我不能上转播台工作的时候，有一场重大的赛事活动在京举行，中央台一时找不到育评论员，就从黑龙江电台借调来一个人。这个人是我过去的朋友，以往进京一般给我来个电话，寒暄一番，但这次没有。奇怪的是他没待两天，就不辞而别地回黑龙江去了。
这件事我当时完全蒙在鼓里，可某个负责人以为我在当中做了什么手脚，派人专门去黑龙江调查，调查的人回来后却没再提那事了，就那么不了了之。我想，要是黑龙江的人和我联系过，又是说不清楚的事，会给我增添一条罪状，还不定怎么整治我哩。
那个朋友是为我的遭遇鸣不平呢，还是其它原故离京的？到现在还是个谜。后来在一次组会上，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同志为我在1976年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重新作了结论。他说，宋世雄同志没有错误，那次没有转播成并不是因为宋世雄没到，而是上面后来取消了转播，这不能怪宋世雄嘛。退一万步说，即使他真的没来，我们也应考虑到他当时家庭的确有困难，应当理解，并给予照顾，怎么能那样对待一个同志呢？
1981年，我在日本转播完中女排第一次夺取世界冠军归来，张香山同志特地安排我在全局干部大会上做报告。我很理解香山同志的这个举动。五年前，我在全局干部大会上受到点名批判，现在，却让我来做这个大会报告。我坐在主席台上，宣讲中女排姑娘们如何为祖奋勇拚搏，也介绍自己为了转播解说女排比赛，怎样拉练式地转战几个城市，劳累奔波。那会儿我想，如果不是贯彻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我就不会去日本说球了，也不能在这儿向大家做报告了，我会在哪儿我本人都不清楚哩。
的确，在那苦不堪言的一年里，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我仿佛是个见不得人的罪犯，成天关在屋子里，哪儿也不去。后来生了一场大病，身也濒临垮掉的边缘。
我八岁的女儿晓梅，和她一样，非常理解我的内心，希望我能早点回来工作。只有工作这副良葯，才能医治我的病，才能恢复我的健康，才能使我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晓梅常催她：您去替爸找人呀。
钟瑞不是没找人，而是找了许多的人。有时她找不到一些人，有时她能找到一些人，这些人都愿倾听她的诉说，都很同情她的丈夫的遭遇，为她丈夫抱不平，可说话算数的还得那些有权力的人不是？
是的，即便在我最苦闷最痛楚的日子，我也没有完全丧失信念。《尼克松回忆录》中的一段话使我很受启发：“要永远尽你所能，永远不要气馁，永远不要小看自己，永远要记住，别人可能恨你，可恨你的那些人是不会胜利的，除非你也恨他们，而那样，你也就毁了自己。”所以那时我不恨任何人，我始终不忘自己是个育评论员。我坚持练习，生怕荒疏了业务。
当我重新走上育转播台，我在友谊宾馆听到新华社记者陈德保说起一件事。1978年4月，务院副总理王震将军在接见喀麦隆育代表团时见到了当时的委主任王猛同志。王震将军问：“近来，为什么听不到宋世雄的声音？”王猛同志回答，听说好像他有点错，具情况不大了解。王震将军说，有什么了不得的错？马上让他出来转播。其时，中乒乓球协会主席宋中同志也在场。
这之后不久，我才回到我所热爱的工作岗位。
诗人们说，海是广阔的，比海广阔的是天空，然而，比天空广阔的是人的心，爱人的心。
1990年11月11日，我和钟瑞两人来到北京著名的大北照相馆。那儿里里外外人头攒动，热闹非常，充满了照相馆常见的欢乐气氛。
那天早晨，孩子们说，你们老两口去照张相吧，照完了别回来，在外面玩个痛快。我们俩果真听了孩子们的话，收拾整洁，冠楚楚地，来照相馆了。
我们坐在照相室的时候，摄影师一脸笑容地跑前跑后，蹲着，侧着，站立，猫腰，连续不断地按动快门，镁光灯频频闪烁。照了一遍又一遍，整整照了一上午，还坚决不收费。
以往，我经常面对摄影师的镜头，钟瑞也是。我们俩一齐站在摄相机跟前的时候也很多，但这一次，我们掩饰不住内心的幸福感，脸上始终在甜蜜地微笑着。
在我们进照相馆之前，就有不少群众认出了我，他们尾随到照相馆围观。这时兴趣盎然地议论起来：旁边那位是谁？宋世雄娶媳妇了！
这一天，我年满51岁，还娶哪门子媳妇？我是和钟瑞来照银婚纪念相的，纪念我们一齐走过了二十五个绚丽多彩而又充满酸甜苦辣的春秋。
1995年的11月，我和钟瑞又度过了珍珠婚纪念日。
弹指一挥间，我和钟瑞从朝气蓬勃的青年时代，走进了知天命的黄昏岁月。钟瑞跟我结婚以后，许多年一直粗茶淡饭，勤俭度日，我们相濡以沫，牵手同行，遭受了数不……
[续宋世雄自述上一小节]清的委屈和磨难，也获得了不可历数的快乐与欢欣。那一切，都过去了，远去了，而遥远的过去现在都渐渐地成为切的怀念。
1960年5月，我终于实现自己的夙愿，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育组。在此之前不久，台里刚分来一批北京广播学院学播音的女学生。当年台里的情形是年轻人较少，男女比例失调：男多女少，于是好似油锅中洒进了几滴，引起一片啧啧之声。我进育组时，也常听见这句玩笑话：播音部来了几个姑娘，赶紧抢吧！
别看我这个人说话时嘴皮子特别利索，人却老实得很，平常言语不多，在男女方面更加显得有些迂腐。每当有工作上的接触，或在走廊里碰了面，我对那些朝气蓬勃又眼界挺高的姑娘们，也就是微笑一下或者点个头而已，话都不说的。可是，由于我的工作质，我每天要到播音部去发新闻稿件，还要听播音员的录音，工作上的交道很多。这么一来二去，便渐渐地和她们熟悉起来。
我那时给自己定了许多“补课”的指标，其中播音是首先要攻克的课题，这样就没少向播音部的姑娘们请教。她们都特热心地帮助我，使我在播音的技巧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而给予我最多指点的就是钟瑞。
开始时，仅仅是工作上的联系，她也只是在业务上帮助我。我送来新闻稿件，她播音，我在一旁边听边校。有时候我也想试试口播，于是我播音，她在一旁边听边指点，教我如何吐字发声、怎样运气等等。我当时就觉得，这姑娘彬彬有礼，待人挺真诚挺热忱的，恰如当年一首革命歌曲中所唱的：“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
一年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到张之老师家去，在那里意外地遇见了钟瑞，老师盛情地款待我们两人吃饭。在餐桌上，张之老师少不了夸奖他的得意门生，这给钟瑞留下较深的印象。
在我尚未向她表露心迹的时候，钟瑞就对我颇有好感。虽然我不是大学毕业生，但我还称得上有一技之长，不然电台不会破格破例录用我。而且，当我不到一年就走上转播台成功地解说了第26届世界乒乓球赛以后，我在电台里，还是很引人注意的。我们结婚以后，钟瑞对我说出了她当时的感觉。
她说我一来到育组，她们播音部就传开了，说育组新来了一个高个子，叫小宋，人生得很帅，嘴皮子比王麻子剪刀还快，特勤奋，特刻苦，特好学，见人就喊老师，周末也不回家，就在办公室补课，还在广播大楼六层的阳台上，对着大街马路练习口播。每当我来发稿，她们几个女的就特注意，但又有点害羞，故作矜持地装作没有看见我，等等。
渐渐地，钟瑞在我心目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不仅由于她具有娴熟而纯正的播音技巧，业务上很出众，可以做我的老师，不单因为她待我切热情，而且，她的个儿高高的，举手投足，说话发声都挺潇洒，显示出一种大家闺秀特有的涵养与气质。此外，我还发现她格开朗，意志坚强，这对我这种比较软弱的个十分合适。
俄罗斯作家契诃夫说：“面貌的美丽当然也是爱情的一个因素，但心灵与思想的美丽才是崇高爱情的基础。”
当时我想，要是和她……那该多好，我们在事业上可以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确，在那个年代，年轻人思想单纯，富于革命理想，总是把爱情和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但我又颇为犹豫，顾虑重重：
其一，钟瑞是大学生，在大学和电台里，一直不乏追求者，我不过一个高中生，首先在学历上我俩就不“门当户对”。
其二，钟瑞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她的父是个颇有名声的医学专家，担任着北京口腔医院的院长，而我家呢，当时相当贫苦，这一点也和她不大般配。
其三，也不知怎么回事儿，我当年奇瘦，瘦得皮包骨头，加上我1．80米的个儿，远远看上去，真就是一根电线杆子。不那么逼真的是我这根电线杆子能够活动自如，不是死死钉在地上的。
钟瑞的小见了我以后，经常这样开钟瑞的玩笑：“找了根顶枣儿的竹竿。”这话相当生动，相当形象，后来我在转播育比赛的时候，常想把这句妙语好词运用到我的解说之中。
的确，钟瑞那时既不在意我家的贫寒，又不考虑我没有高等学历，更不嫌弃我身子的瘦弱，能一心一意全心全意死心塌地地爱上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让我感动不已。我也时常想到，当初我那副模样，张之老师把我招进电台，真是爱才心切呀。
在那个建设社会主义新中的火热年代，我们每个青年人都有一颗火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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