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都想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优异成绩，都想成为模范、标兵、红旗手。我们那时都住在广播大楼的集宿舍里，家在北京的人平时也不回家，只在周末才回家一趟。那个年代，组织上非常关心年轻人的成长，不但关心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业务，而且关心我们的业余生活。那时的业余生活真是丰富多彩，晚上常有集活动，像什么看戏看电影啦，开文艺晚会啦。一有活动，我们住在集宿舍的青年人都会积极参加。这么一来，除去工作上的交往，我们也就有了更多的接触。
有时，下班后，我邀请钟瑞去六楼的资料室阅览报刊，或者来我的办公室坐会儿，说说话儿。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刚开始，我们还是口不离工作、事业，慢慢地，谈话范围便大起来，随意起来，也谈些个人爱好、家庭状况、心理活动什么的。我们发现，我俩很谈得来，能够互相理解，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比如戏曲、文学等等。时间一长，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超出一般同事关系的感情。
一个晚上，在六楼资料室门口，我按捺不住感情的冲动，向钟瑞表白了我的爱慕之情。
我记得我的第一次表白，没有得到反馈。钟瑞比我小两岁，她受其父的影响，心气颇高，要先立业而后齐家，就是说不在工作中干出名堂不想考虑个人问题。对了，那时管恋爱结婚叫“个人问题”，如果在个人问题上考虑多了，投放的精力大了，就有发展到“个人主义”的危险。我们都是年轻人，要求入，进取心特强，所以钟瑞暂不考虑个人问题我是可以理解的。
虽然钟瑞口里说暂不考虑我俩的事情，但她心里还是有了我，对我的关照和爱护与日俱增。经常陪我去看球，见我练习解说嗓子嘶哑了，就给我买一种能治嗓子的秋梨膏。由此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秋梨膏这个东西。我感到我们的确是在谈恋爱了。那些难忘的日子，那种朦胧而甜蜜的渴望，那份让人向往和沉醉的神秘，现在想起仍如昨天。我们俩参加……
[续宋世雄自述上一小节]工作时间都不长，都想奋斗一番，有所作为。钟瑞能在众多的人当中被选进中央台，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总想在播音事业上干出成绩；而我能来广播大厦更不容易，发誓要在育转播上有所造就，所以我们的约会只能安排在周末晚上。
刚开始的日子，还不敢公开，一起出外时特像两个做地下工作的。即便如此，也少有花前月下的漫，更多的是互相交流读书会，切磋播音技巧，思考怎样在业务上更上一层楼。
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了1963年，钟瑞就跟她父母提了这事。起初，她父母不同意，准确说是不很同意。主要一条，就是因为我没有学历，或说学历太低。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恩师张之也是十分关心的，他专程去了钟瑞家，和她父母谈了一次。大意是，他说我虽然没有高等文凭，但为人正派，心地善良，很勤奋聪颖，一点就通，将来是会有出息的。
张之老师是资深新闻工作者，懂几门外语，名声威望都很高，他的话是有分量的。再一个，是钟瑞本人也经常做父母的思想工作。她说我人品好，特别刻苦，脑子灵敏，虽说没上大学，可有一技之长，将来是会把握住机遇的。这样，钟瑞父母同意先看看我这个人，找找感觉再说。
我开玩笑说，我是不是“送货上门”，让她父母瞅个清楚明白以免将来冒出个真假宋世雄。钟瑞也很幽默，说火候未到，还没最后下定单哩，万一她父母发现货欠佳岂不坏事？还是采取另外一种更妥的方式吧。
有天晚上，我和钟瑞又去人民剧院看戏，记得是杜近芳和叶盛兰主演的《柳荫记》。不知怎的，那天我俩迟到了，进去时戏已开始，而令我大感意外的是，我在剧院遇见了我未来的岳父母，我们的座位紧挨着。还有钟瑞的小，就是她为我的青年时代创造了一个“竹竿顶枣儿”的鲜明形象。
由于演出已经开始，我和钟瑞父母没说话，只点点头，打了招呼就坐下看戏。说实在的，我长到二十多岁，看了无数次的演出，那是最不自在的一次。我想钟瑞也是如此，钟瑞父母更是如此。两位老人家（哦还有我未来的小姨子）时不时地扭头望我，隔一会儿就望望我。弄得我心慌意乱，哪还分得清台上谁是梁山伯谁是祝英台？他们哪儿是来看杜近芳叶盛兰，分明是来看宋世雄；人民剧院里哪儿是在上演《柳荫记》，分明是在上演“相女婿”嘛。
我明白钟瑞的良苦用心，她以为剧院的光线比较昏暗，父母对我“目测”时不会很清楚，我这不大合格的货就可蒙混过关。但她父母的眼力非常厉害，光线那么暗淡，也发现了我的“毛病”：这年轻人，太瘦了真是太瘦了，莫非患有什么病吧？可怜天下父母心。谁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找个高学历身棒的女婿呢？谁乐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没出息又有病的丈夫呢？为了女儿的终生幸福，他们不得不规劝钟瑞说：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钟瑞的父母，在思想观念上可以说是中西合璧。她母识文断字，知书明理，嫁给钟瑞的父后，又变卖东西资助他东渡扶桑，攻读医学。钟瑞父学成归报效祖，思想上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影响，行事开明民主，不愿过多干预女儿的恋爱婚姻；而钟瑞母接受的是中传统文化，思想是东方式的、古典主义的，略有些门当户对的陈旧观念。所以，最初，我们的事情没有比较快的明朗的进展。
虽然父母让她再考虑考虑，但钟瑞仍和我保持密关系。我们一起去看戏、看电影，特别是，看育比赛。钟瑞小时曾考上天津戏曲学校，因家里反对而没去成，但一直喜爱京剧，有时唱几嗓子，还真有那么点意思，可对育比赛，当时兴趣并不怎么浓，但为了我，也常常随我的意愿。
那时，只要有比赛，不论是大型的，还是小型的，专业的，还是业余的，我都是要去看的。便是路旁小育场的企业职工队的比赛，我也不放过。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王府井育场看一场职工篮球赛。我坐在场地边，边看边练习解说，钟瑞在一旁当我的唯一听众，而且帮我做记录，时而纠正我的吐字发音。这委实使我感动。我想，我们要是结了婚，天天在一起生活，她不仅是我的同事、同志、伴侣，还是我的听众、老师和知音。古人说，人间知音最难觅，我得一知音足矣！
眨眼到了1964年，组织上派我到山西去参加“四清”工作队。临行前，我对钟瑞说，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定下来。她基本上同意了。此前一些日子，我在星期天上钟瑞家，去了就帮忙干活，扫院子，清洗烟囱，搬煤球儿等，什么都干，她父母见我人特别勤快，踏实，没有其它花花哨哨的事儿，虽说人瘦，但没什么病，也便渐渐改变了态度。当时我和钟瑞父也谈得较多，渐渐地，我们之间得到很多理解和沟通。
当我不在北京的日子，钟瑞以我女朋友的名义，经常去看望我的父母。我们不断鸿雁传书，在信上继续我们的交谈。我们觉得，时间和距离，不但没有使我们的感情冷却、疏远，而是相反，更加热烈、紧密了。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我记得我从山西回来的那天，钟瑞去车站接我。我一走出出站口，她已经等在那里了。由于我思念她的感情积蓄了很久，这时激动的心仿佛要从膛里跳出来。我招了招手，就快步向她走去。我招手的那会儿，心中就异常明白：我们俩将终身相伴，共同走完人生之路。
某天晚上，我们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是北京京剧院的著名老旦演员王树芳打来的。她将在民族文化宫举办个人演唱会，希望我和钟瑞为她主持。当时我和她不是很熟，只在会上见过面。但以往常听她的戏，也算心仪多年了。我们一口答应，一连主持了三场。
以往，我主持别的文艺晚会，通常有车接送，最差的也有盒饭招待。可主持王树芳的个人演唱会，我和钟瑞每次乘公共汽车去，再乘车回。我们不仅不要一分钱的排练费、劳务费、出场费，而且是自带干粮，备些面包、酸、蛋什么的。的确，虽说京剧是个高雅的艺术，是民族的瑰宝，可这些年来不怎么景气，作为京剧爱好者，我们也很着急，一直想为京剧做点什么。
当我们看到三场演唱会下来，从院长到主演，都是啃面包，有一场还吃上了饼干；而那些在后台服务的工作人员，像化妆师、布置道具的人，每人每天仅有5元报酬，连买一盒快餐也不够，我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京剧界的朋友们，辛勤地劳动着，认真地工作着，默默地奉献着，可条件是那么艰苦，我们怎么忍心要报酬哪怕是一分钱的报酬呢？演唱会结束……
[续宋世雄自述上一小节]后，王树芳和北京京剧院代院长石宏图向我们道谢，我干脆对他们说：您就拿我们俩当你们的编外人员，有事就叫，一定尽犬马之劳。
细算起来，我和京剧的缘分长达四十多年。从六七岁上我便爱看京剧，一听说要带我去看戏就特别快活。我们家住在宣武门外，常跑的园子是西单长安戏院。这个戏院虽说不大，但全是木质结构，古古香，布局也很合理，在当年的北京就是很有名的戏院了。
我小时候看的戏有李少春、袁世海的《野猪林》、《连环套》；李万春的《闹天宫》；尚小云的《双阳公主》；荀慧生的《红娘》；谭富英、裘盛戎的《失空斩》。每次看完了戏，回到家里我总要学上一两句，比试一两个舞台动作。我还记得，过年逛庙会，总要给我买一支木头长穗枪，或是一把木制大刀，拿回家就像张飞关云长那么耍弄一番。
那时，我到戏院去看戏还是少数，更多的是从戏匣子里听戏。经常听马连良的《借东风》、《群英会》；梅兰芳的《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等。老生戏的唱词尚能听个半懂，青戏就不大懂了。开始时也分不清什么是“西皮流”，什么是“二黄导板”，不过听个热闹而已。
我二叔宋汝良是医生，三叔宋汝礼是教师，他们都在天津工作。每年寒、暑假我都是在天津度过的。我父兄弟三人特别和睦，我又机灵好动，两个叔叔都很喜欢我。他俩是戏迷，我三叔更喜爱京剧，最迷的是马连良。
五十年代初，马连良先生每逢春节必去天津演出。有时在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有时在中大戏院。不但票价昂贵，而且很难买到。
我记得有一年春节，马连良先生演唱《春秋笔》，我带着小板凳，排了一夜的队才买了两张票。排队的时候，总有人自告奋勇出来维持秩序，当然他也是担心自己买不到票。他事先从家里带来了粉笔，在每个排队人的袖上写上顺序号码，以免后来者“夹塞”。这一夜，戏迷们聊天，说三道四，说西道东，但更多的是谈戏。有的说马先生满脸都是戏，唱腔潇洒；有的说李慕良先生的胡琴动听，拉得满弓满调，有的说马先生家住西单，有的为马先生算了一笔帐，说这一场下来他能赚多少多少钱。我当年尚小，不大懂他们说的事情，但我耸起耳朵听，觉得很新鲜，也觉得奇怪，他们是怎样知道那些事的呢？
马连良的杰出代表作《群英会》、《借东风》、《失印救火》等，我都是在天津看的。除了马先生的戏外，我还看了奚啸伯的《白帝城》、黄桂秋的《玉堂春》等。
到了中学时，我更迷京剧了，对京剧艺术家也特别崇拜。在看了马先生的舞台演出后，很想看看他穿便装是什么样子，也想听听他没演戏时是如何说话。有一回马连良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四进士》，我冒着雨排了半天队买到票，提前一个半钟头等候在剧场门口，等到开了锣也没遇见。一打听，原来老先生是坐小汽车来的。散场之后，我又来到后台门口，直等到马连良和李慕良一齐出来。马先生穿着笔挺的黑中山装，一边彬彬有礼地向观众颔首致意，一边上了奥斯汀汽车，才算称心如愿，想起来就激动。
我还有一次很难忘的经历是在北京饭店看了《探山》彩排。五十年代中期，这出戏尚未开禁，那场戏纯属“内部参考”，就如一些进口的内部参考影片一样。我那时还在念中学，硬是磨哥哥想辙。他也是个戏迷，当时在东单区委工作，后来居然奇迹般地弄到了两张票，我们总算一睹裘盛戎的风采。
那是我第一次看《探山》这出戏。当听到裘先生唱到“小鬼卒……屈死的冤魂，项带铁链，悲惨惨，惨悲悲，风绕，吹得我透骨寒……”时，我真的陶醉了。从这以后，我对裘先生的唱腔非常入迷。我还学过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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