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是一尊偶像，但没听说他还精通七语言啦？我灵机一动，心里头马上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几，笑立一旁，静等好戏开场。
谢导嘴中“叽哩哇啦”一番，说他这是俄语，然后以手示意，让我翻译。我流利地“翻译”说：谢老说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参加这次长江三峡的考察。
谢导在一边笑着听完我的“译文”，接着“咕噜呜哝”讲了一段。我说：谢老这回说的是法语。他说，这次考察中，特别要感谢“西陵号”的船长和全员工对我们考察团提供的热情而又周到的服务。
谢导再来一句“叭咪咛嘤”。
我说：谢老用西班牙语讲，昨天晚上，我们要穿过长江最大的险滩，我们经验丰富的船长有成竹游刃有余地驾驶着这条巨轮，安全平稳地驶过了险滩。我“翻译”完，全船员纷纷起立鼓掌，气氛非常高涨。
接下来，谢导又讲了几种“外语”，我都流畅地“翻译”出来。这场长达数分钟的“双簧”，其实是我自个儿表演，谢导却轻松，“信口开河”，而我得根据我们在“西陵号”上的所见所闻以及受到的良好服务即兴编词儿。我们合演的“外语翻译节目”完了，全场掌声如雷，欢声笑语不断。大家纷纷要求我们“返场”。谢导兴头正浓，就拉着我加演打乒乓球的口技。这回轮到我轻松了，解说球赛可是我的拿手活儿。于是谢导嘴里嘀嗒响个不停，我为他配解说：“现在李富荣发球，徐寅生挑起一个大腕把球接过来……”
那场联欢会，我和谢导合演的节目是最精彩的，受到最热烈的欢迎。不少人问我，翻译那个节目是事先准备好的吧？我说没有，谢导搞了个突然袭击。也有人问谢导：你们在底下商量好了吧？谢老说，真没有商量，像宋世雄那样机敏过人的人，我们还用商量吗？
谢导非常高兴，联欢会结束时，他说走，小宋，我给你写一幅字。
谢导多才多艺，一笔草书龙飞凤舞。他特地为我写了四个大字：松涛鹤舞。
打这以后，谢导对我格外切、友好。后来中央台举办了一台文艺晚会，请谢添表演节目。谢导说：“我演可以，但必须有宋世雄做搭档。”
那时，我正在密云参加一个学习班，于是他们打电话让我回来，和谢导同台演出。我们的节目是：谢导表演哑剧——一会儿打乒乓球，一会儿投篮球，一会儿又是高尔夫球；而我干我的老本行——实况解说。我们配合得相当默契，珠联璧合，天无缝。
1982年9月，我从秘鲁转播世界女排锦标赛回来不久，一位解放军战士不知从哪儿打听到我家的地址，特地给我送来两包糖。他人生得魁梧健壮，浓眉大眼，一副风尘仆仆走了远道的样子。我深受感动，就询问他的姓名、部队番号，他只说在某铁道工程兵部队当班长，但执意不讲出姓名。最后，他向我敬了个军礼，就走了。
我站在门口，望着那位言语不多但感情深沉的班长渐渐走远，心里泛上一子甜味，比吃了糖还要甜蜜。那两包糖，我转送给了街道的幼儿园。我对幼儿园的阿姨说：跟孩子们讲，这是解放军叔叔特地送给他们的。
1985年5月，我得了急肠炎，在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还是老人民医院，在白塔寺。住院部楼房没有电梯。而我上四楼。这时，有几位住院病人的家属，他们认出了我，说是解说比赛的宋老师呀，我们抬您上楼。于是，我坐在一张凳子上，几个热心听众就呼儿嘿哟地把我抬上了四楼。
在此之前和之后，我坐过小轿车，坐过软卧车厢，坐过运动员舒适的专机，但是，只有这一次，几个陌生人把我抬上四楼的这一次，我坐得最舒服，我的心头感到最舒坦。
两天后，钟瑞正陪同我在病房里说话，一个护士进来说楼下来了几位海军战士，要求见见我，问我怎么办。钟瑞就下了楼。原来，几个海军通讯兵在“5·19”中足球队同香港队那场震动全的比赛中没听到我的转播，就往中央台打电话询问。他们得知我生病住院了，于是就从公主坟步行到白塔寺人民医院来探望我。
他们四个人，一进病房就排成一队，齐唰唰地向我敬了个军礼。这几个通讯兵后来我们还经常联系。听说我要从复兴门搬到崇文门，他们说不用请别人帮忙了，他们全包下来。那年头北京还没有搬家队，几个海军战士在一个星期天帮我搬了家，饭不吃，烟不抽，也没喝。
现在我想起这事儿心里头还充满感激。多好的军人啊，他们爱足球，他们也爱听我的转播解说，一旦发现在大型的比赛中我没有露面，就给中央台打电话，而一旦得知我生病住院，又风尘仆仆地从部队驻地步行到医院。当他们知道我要搬家，再一次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利用休息时间为我们搬家。
近两年，我一年当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奔波于全各地和世界各地，我听不到他们的音讯了。我曾根据他们给我留的电话号码打电话，我希望再见到他们。然而，电话号码变了，而他们也复员了，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啊，朋友们，你们现在好吗？我相信你们虽然下了军装，但还像以前一样热爱足球，热爱育，热爱我的实况转播。我多希望你们某一天能读到我这本《自述》，你们就会知道，你们的宋老师常常在思念你们！要是哪天你们来北京出差，或者领着妻子孩子来旅游，一定来我们家做客好吗？我今天还住在崇文门，你们是很熟悉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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