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一伙到了上海，然后就公开到东京去谈判签订密约，筹建汪伪政府。汪精卫的第二把手陈公博，一直琵琶掩面，半推半就，实际大权就全落在周佛海手中。汪集团的财政和人事，全由周一把抓。据幼海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钞票，当时常一箱箱往家里搬。“沪西歹土”的“76号”魔窟，名称是汪记“民中央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周也是主任。总之，无论权力和金钱，周都爬上了顶。
1940年3月底，汪伪政府成立，周佛海是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警政部长，再加上一个中央储备银行行长。周佛海有所“作为”了，他和汪精卫“解决中问题”的果实到口了。
可是，等着周佛海的又是什么呢？
周佛海和其他大汉一样，被重庆民政府通缉，等待着他的只能是对他的审判。尽管他权势两旺，富可敌，但内心总是夜夜惊梦，惴惴不安。他对幼海说：“汉这顶大帽子是戴定了，如果一旦日本失败，吾家无噍类矣！但这与你无关，我已替你备好十万美金，你到美去读书。我可以叫司徒雷登给你护照。他每年要从北平经上海到重庆去一次。他和蒋先生关系……
[续周佛海和周幼海上一小节]极好，正在做中间人谈判中日和平呢。至于我自己，只有醉生梦死，醇酒美人了。希望日本不要失败，才有活路。”由此可见，当大汉的滋味也是苦涩难受的。
幼海说：“要了解周佛海在政治上的投机格，最好看看他腐化糜烂的私生活，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于是，幼海谈了自己父的丑闻和趣闻。
周佛海是从前上海会乐里长三堂子的常客。有张小报登过一段艳事：有个名妓叫“真素心”，死活要周佛海写副对联。周的字迹奇劣，但文才很好，立刻挥笔写就：“真如味之素，哥哥就是你的心。”汉歪才，倒也不易，把真素心三字都嵌进去了。但一个“大人物”的艳联挂在妓院里，当时传为笑谈。
约在1940年初，“76号”臭名昭著的吴四宝在家里开堂会唱戏，目的是要巴结周佛海，将京剧坤角“小伶红”，替周拉皮条。二人一见倾心，立成好事。“小伶红”是个年仅二十的女孩子，任周摆布。周怕老婆杨淑慧的泼辣，就将她藏在信孙曜东的家中，常去幽会。事被杨淑慧探悉，大发雌威，叫许多人拎了马桶，到孙家大打出手。孙曜东满身粪汁，淋漓尽致：“小伶红”脸刷白，跪地求饶。周佛海只好答应分手。“小伶红”替周养了个女儿，杨淑慧死不认账。“小伶红”
1944年周佛海心脏病发作，到东京治病，又和护士金田幸子搭上，生了个女儿，叫白石和子。这一会杨淑慧无法河东狮吼，只有忍耐，因为是日本人，不像“小伶红”那么可欺，何况拉皮条的还是汪伪经济顾问冈田酉次呢。
幼海还谈了周家儿女的事。
周在湖南的前妻郑，生有一子一女，名周少海和周淑海。自周投敌，即和他们失散。后来由日本军事顾问川本芳太郎命湖南日军寻找，终于找到。但少海痛恨父，早已去陕西胡宗南部下当兵，只淑海到了上海。杨淑慧对她十分苛刻，但幼海和她相得像弟一样，关系一直保持到80年代幼海去世。周佛海和杨淑慧结婚后，也生有一子一女，即周幼海和周慧海。慧海至今仍在美，是周家唯一在世的人了。
周佛海内心不安，腐化*乱之外，就是和各方面的人物接触。刚当汉，已为自己的退路打算了。当时在中，只有三大政治势力：日本军方、民和共产。日本人见主子，自不必说。重庆和延安，用的关系都深，他要预埋伏算，留取退路。是重庆，还是延安？他没有决定。来者不拒，手里多几张牌，总是好的。
周佛海的伪财政部警卫队长杨叔丹，就是周埋下的伏笔。刚好，共产为了民族大业，让他立功赎罪，也已派人来找他了。
刘少奇当新四军政委时，就叫外甥女杨宇久到南京和周佛海联系过。杨宇久和周家的关系很深。她是周佛海岳父杨自容的得意女弟子，并是周岳母的干女儿。因此，抗战前就在南京经常出入周家，和杨淑慧以相称。幼海从小叫她杨阿姨。1941年时，她是新四军的干部。因有这重因缘，故周佛海叫杨宇久的弟弟杨叔丹当警卫队长，埋下一笔。
杨宇久奉刘少奇之命，到南京来做周佛海的工作。杨叔丹透露给杨淑慧后，她说：“老到了！快来，快来。她是共产，但我保证没人动她一根毫毛。”周佛海也说：“肯定是刘少奇派她专门找我的。告诉她，绝对安全。”于是，在周家华丽的客厅内，杨宇久来了，和周佛海、杨淑慧作了竟夜长谈。此时，周幼海正在日本读书，并不在场。
周佛海首先开口：“宇久，你不必瞒我，是少奇派你来找我的。
你今后来去自由，一切安全。不过，我是共产的叛徒，谈得拢吗？”
杨宇久笑笑说：“共产现在讲统战政策，只要夫能为人民做事，过去的事就不谈了吧。”
周佛海说：“宇久如此爽直，我十分欣慰。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日本人的饭不好吃呢。你就谈具任务吧，只要我能办到的，无不照办。”
“夫，这次不是有具的事来的。少奇同志叫我来听听你有什么打算，我方可以给你宽裕的回旋余地，使你在政治上有个光明的退路。”
既然没有触及任何具问题，谈话就在半夜时结束了。杨宇久说，以后自有人会来安排一切。杨宇久到了上海，向地下作了汇报。周佛海眼开眼闭，也不加干涉，还安全礼送她回了苏北。但此事说来奇怪，以后即再无任何进展，也不知是什么缘故。
1944年，当日本将要失败、周佛海已投入军统戴笠的怀抱时，共产还曾派高级人员冯少白，化名冯龙，冒险到上海找周（周是伪上海市长），希望他认清形势，在此历史转折关头，能够悔悟立功赎罪。
周佛海政治投机的秉难改，各方来客，都要应付，就在湖南路豪华的私宅内会见了冯少白。冯开门见山说：“日本败局已定。民腐败透顶，日子不长。中的前途，周先生是清楚的。”周佛海满脸堆笑：“得人心者得天下，贵前程无量。”冯说：“你曾是我‘一大’代表，和我领导人是很熟的！”周大笑说：“怎么不熟，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都是老朋友。和恩来最熟，我们同是黄埔军校教官。”谈到具任务时，冯少白说：“日本失败时，周先生要立大功，我会叫人找你。”会见就此结束。
其实，周佛海早已和蒋介石、戴笠打得火热。对共产，只是来者不拒，虚假敷衍。当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冯少白曾写了笔信，由一个叫章克的人来找周。周不见，只收下信。在从南京回上海的火车上，他看了信后，撕得粉碎，撒向窗外，抛尽了对他最后的挽救。
周佛海为什么如此死心塌地跟蒋介石、戴笠走呢？其中缘故，且听慢慢道来。
周佛海和蒋介石、戴笠的关系，原本是很深的。周所以再投蒋、戴，是他政治投机的必然结果，原因自然很多。
自从周随汪投敌后，蒋介石即命令戴笠，将周在湖南的属，全部逮捕软禁。周的母、岳父、、夫等，都关进了军统特务设在贵州的息训练班集中营，但生活待遇是十分优渥的。周佛海是个孝子，对母的被捕，耿耿于怀，老早就转托戴笠照顾。后来，周母在息病死，戴笠曾代当孝子，开吊祭奠，目的自然是要拉拢利用周佛海。
周在政治上正式重投蒋介石，是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当时周佛海曾向幼海歇斯底里般惊呼：“日本完了！我也完了！”他在民和共产之间，选择了蒋介石。周认为蒋的力量仍比共产强，而自己又曾是他的心腹，尤其是母、岳父等都在蒋、戴……
[续周佛海和周幼海上一小节]的手里。
1942年初，周即派戴笠驻在自己身边的军统特务程克祥，持给蒋的笔信，专程到重庆去面交戴笠转呈。信中表白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心情，愿意力保东南半壁，不落入共之手，以赎罪过。蒋介石对周佛海的来归心领神会，当即笔写了回信。幼海在回忆录中写过这件事：“周佛海从保险箱里拿出蒋介石那封信给我看。信的内容大是这样写的：周君有悔过思改之意，甚佳。但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保证，请勿虑。最后署名‘知名不具’。我问周，说‘知名不具’是什么意思？周说：‘就是你已知道我的名字，但因某种原因，我不能写明。’周告诉我：‘这肯定是蒋介石的笔信，因为我认识他的笔迹。’”周佛海当过蒋的机要秘书多年，完全明白这是蒋给他的命令。至于“知名不具”，周也知道，这是蒋介石过去在密信中惯用的手法。周得了此信后好比吃了定心丸，就放手和戴笠合作，把共产的挽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首先，周佛海在小舅子杨惺华家中设置了电台，天天和戴笠通报，由程克祥和另一军统特务彭寿负责。日本人知道这件事，尤其是军事顾问川本芳太郎，周已向他全盘托出。日本人为何不干涉呢？原来，自从太平洋中途岛海战美大胜后，日本步入下坡路，天天想直接和蒋介石谈和，结束中日战争。现在周和蒋恢复关系，求之不得。日本人幻想能架起直通重庆的桥梁。他们哪里知道这只是周佛海为自己打算的政治投机呢！
周佛海按照从前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时的办法，建立了装备精良、训练严格的税警团。说是说“团”，其实是一支有二万人的精锐部队，接近两个师。武器都是通过川本芳太郎取得的“三八”式枪械，而且还有小钢炮等重武器，这是其他伪军绝对没有的。后来，周和民第三战区进行物资交换，又得来许多连日军也没有的卡宾枪和冲锋枪。自从周和蒋介石恢复联系后，戴笠就千方百计要控制这支部队，密令军统干将熊剑东，到周当了税警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后来周当伪上海市长，熊又是保安司令。提起熊剑东此人，敌伪时在上海大大有名。毒杀“76号”魔头李士群的大案，就是周、熊按戴笠的密令干的。日本投降后，熊剑东是汉中唯一受到民军委会公开表扬的人。这里，暂把周佛海搁一搁，回过头来说说周幼海。
周幼海1922年10月20日生于日本鹿儿岛。那时，周佛海是个穷学生，和杨淑慧住在一间屋内，靠稿费为生、苦度岁月。
后来，周佛海叛，当了蒋介石的心腹，得发了。幼海六七岁时，和慧海一起在上海读书。“七七事变”，为避日机轰炸，幼海被送到湖南老家。
1938年时，幼海回到武汉。不久，武汉会战开始，周佛海将杨淑慧和幼海兄，送往香港。幼海那时16岁，进“岭南中学”读书。
1938年年底，周佛海跟汪精卫在香港公开投敌，幼海被同学骂成“小汉”，心中十分苦闷。但却和几个同是内地来港的同学成为至交，他们都被香港人叫做“外江佬”。
1939年5月，周佛海和汪集团到了上海，正式当汉，幼海也一起同来。9月，周佛海应日本最高特务机构“梅机关”负责人影佐祯昭的“邀请”，将幼海送到东京读书，从此当上了变相人质。但17岁的幼海，自己并未意识到。
因为是大汉的儿子，日本人十分重视。“梅机关”专门派伊藤芳男陪同幼海，乘“长崎丸”的头等包房，去了东京。生活是第一流的，只是连寒暑假也不能回。伊藤十分委婉地对幼海说：“这是为了不打乱你的学习，也是你爸爸的意思。”
幼海以贵宾身份，被安排住在大财阀藤田源一在神明町的豪华别墅内。先是学日文，由周佛海以前的老师松本次郎自教授。空余的时间，伊藤就陪幼海到新宿游玩，去银座观光。
但幼海不像父，毫不荒唐。他在学习之余，竟读了许多在内从未见到过的书。东京有条神田町，什么书都能买得。内很少见的“上海复社”出版的埃德加·斯诺和妻子写的《西行漫记》，居然得到了。幼海第一次知道中有个共产，领袖是毛泽东。并且知道了周佛海最早也是共产，且是“一大”代表，后来叛，现在更当上了大汉，从此对父就有了看法。幼海还读了点《资本论》，一知半解，但已懂得不少共产的来历和道理。所有这些，伊藤芳男是不知道的。
1940年初，汪伪集团的高宗武、陶希圣，在戴笠、杜月笙的策反下，起义逃到香港，在《大公报》上公布了日汪密约，震动内外，史称“高陶事件”。二人还写了揭露汪集团的文章，内中一节，写到周佛海把儿子当作人质，送往日本读书。
幼海在东京看到了这份《大公报》。人质？什么是人质？他不知道。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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