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弄清楚这两个字的意思后，勃然大怒，更加怨恨自己的父了。等伊藤芳男来时，幼海满脸怒容，将《大公报》重重在台上一掼，大声吼道：“我是人质！你看！你看！”
伊藤看了报纸，呆了一会，笑着：“全是胡说八道。高宗武、陶希圣是汪先生的叛徒呀，你也信？”
“好，不是人质，为什么规定寒暑假不可回？”幼海寸步不让，吵得很凶。
最后，伊藤请示后，只得让幼海假期中回家。不料第二个暑假，幼海就出逃了。
1941年暑假，幼海回到上海。当时，周家住在愚园路1136弄59号，由“76号”特务日夜护卫着。
幼海19岁了，对日本人和汉十分痛恨，就约了姓姚的知心同学来家商量，幼海忿忿然说：“我已决定，到大后方抗战去。但到重庆怎么走？又如何能身？我想，最方便是先到杭州，然后经淳安去第三战区，到重庆就便当了。”
一个酷暑的晚上，幼海换了一身当时流行的麻布学生装，什么也未带，就从家里出走了。他早在“金门饭店”开好房间，住了一夜。第二天破晓他悄悄地登上去杭州的火车，溜了，圆他的抗战梦去了。
幼海一夜未归，杨淑慧急得团团打转。和周佛海一说，周也十分紧张。他知道儿子近来很有抗日思想，会不会秘密出走呢？周佛海除报告日本宪兵队外，立即下令“76号”，紧急查明，予以堵截。幼海的母和找到姚，哭哭啼啼，姚说出幼海到杭州去了。
车到杭州站，月台上如临大敌，布满日本宪兵和便特务。万里、石林生在人流中一眼就认出了幼海。幼海也认识这两个特务头目，知道出事了。当被请进贵宾室，幼……
[续周佛海和周幼海上一小节]海一口咬定是来西湖游玩的，严厉责问万里，为什么扣留他。
“周少爷，你在我们面前还调枪花呀！你姓姚的同学全说了。淳安不必去了，快回上海。”万里对主任的大少爷，不敢放肆。幼海无奈，满腹懊恼，被“押解”回上海。从此对父的怨恨，又添了三分。“76号”跟踪监视过幼海，也几次传讯过姚，终因为是大汉的儿子，不便多问，也就不了了之。
经过这番折腾，幼海装得消极颓唐，开始吃喝玩乐了，但想到大后方去抗战的念头，愈加强烈。几个星期以后，他带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也不和人商量，独自溜到北平去了。他想通过邯郸，到抗战区去。日本宪兵队发现了幼海，除监视外，请示派遣军司令部如何理。
华北是日本侵略军的独立王，周佛海鞭长莫及，只有请宪兵司令部帮助，截回幼海。
幼海独自流，成熟了许多，竟和日本宪兵捉起迷藏来。他在北平冶游之后，突然化装去了邯郸。但一无熟人，要通过八路军的游击区去大后方，谈何容易，他怕被敌寇发现，惶恐不安，就毫无目的地再换洋装，闯入了济南，终日荡游于大明湖畔和酒馆青楼，出手又大，终于花光了钱。一天，一个便日本宪兵找到了幼海，客气地说：“不要胡闹了。我们司令部来了命令，请你回家去。”说罢，拿出一张头等火车票和几百元钱，笑笑走了。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可说的，幼海灰溜溜地回到了上海。
大约有半个学期，幼海未去日本读书。此时，幼海第一次见到了施丹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那是38摄氏度的大热天。
要回过头来再提周佛海了，他将演一场闹剧。
8月16日，周在南京出席了陈公博召开的解散汪政府的会议。所有大汉，个个丧魂落魄，唯有周佛海，笃定泰山，满心欢喜。为什么？周后来在审判时的自白书内写道：“8月12日，程克祥、彭寿送来戴局长（戴笠）一个电报，内载：‘委座派做上海行动总指挥，负责维持上海和沪杭沿线治安’，并指定归我指挥的部队，我便遵令就职。”既有如此美差等着，他已不要什么共产的关心，派来的人不见，带来的信撕掉。
当时，周的伪职主要是上海市长，他要急着回上海就任蒋介石委任的新职。但别忙，南京必须让它乱一下，和陈公博闹点小磨擦。汪精卫死后，陈是伪政府主席。他组织了八个方面军，如庞炳勋、张岚、孙良诚、吴化文等，都是冯玉祥的旧西北军，倒也有三十万人马，盘踞在中原地带。陈公博名义上“掌握”着大军，实际上全由戴笠密令周佛海以重金收买策反了，陈一兵一卒也调不动。现在日本投降，周佛海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密令以上各部，不听陈公博的指挥，静候重庆蒋介石的委任。周这样一做，陈公博就成光杆司令了。
周在离开南京时，还要给陈公博重重一击，使他坐以待毙。周佛海手下有个军统特务周镐，此时像土行孙一般从地下冒了出来，自称“京沪行动总队长”。这倒不假，戴笠已密令周佛海给予支持。周镐在8月16日晚上，就动用周佛海的财政部的警卫大队，占领了新街口闹市区的“中央储备银行总行”大楼。同时，逐一逮捕大汉。所有这些，周佛海都是知道并默认的。
周镐的行为，日军未加干涉。他指挥队伍，直扑西康路陈公博的住宅，说要逮捕汉主席，这也是周佛海点过头的。不料忠于陈的“中央军官学校”学生千余人，全副武装赶到，说要“保卫陈主席”，和周镐的部队终于形成枪战，西康路、珞珈路一带，子弹横飞，秩序大乱。日本派遣军司令部受“陈主席”的请求，派兵干涉了。带队的小笠原少佐宣布：“在军尚未到达之前，日军仍有维持治安的责任。”当即缴了双方的武器。周佛海财政部警卫队的枪被缴了，但这有什么关系，陈公博臭了，南京城乱了，周的目的已经达到。
经此一闹，南京人心浮动，谣言四起。周佛海又指使自己控制的报纸，攻击陈公博“拥兵自卫，已成为蒋介石还都南京的障碍”，闹得陈公博忧心忡忡，坐立不安。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是深知周佛海在这场戏中的所作所为的，就决定先让陈公博到日本躲一躲。陈再三考虑，自知斗不过周佛海，就带着情妇莫康和其他大汉等，乘飞机到日本去了，后来引渡回来，1946年被蒋介石枪毙。
从地下冒出来的，除周镐外，还有伪军司令任援道，名义是“先遣军总司令”，也是戴笠封的。任本是八个方面军之一，早被周佛海的金弹打倒。此刻周和任分工：任管京沪，周管沪杭，成了“密战友”。
周佛海唱完这出对陈公博的逼宫戏，大获全胜。他心满意足，在8月18日回上海，要摇身一变，当他的“行动总指挥”了。
日本投降时，戴笠和杜月笙已在浙江淳安。时局变化如此之快，他们担心新四军会近楼台先得月，开进上海。除急令周佛海、任援道力保京沪安全外，就叫杜月笙最得力的门生、cc健将陆京士，持戴笠的笔信星夜来沪找周佛海。戴笠的信是这样写的：
“佛海吾兄赐鉴：敌已向同盟提出答复，愿立即停战并解除武装。在此局势急转直下之时，京沪治安之维持，甚关重要。弟已呈准，上海由兄联络各方，共同负责，而由兄主其事。请兄于此紧急艰巨之时期，对任务能秉承领袖之意志，鼎力以支持之也。今后一切，当由弟负责。专此致颂大祉。弟戴笠手上。”
周佛海接到信后，立即成立“上海行动总指挥部”，摇身一变，大汉成为从地下钻出来的抗战英雄了。上海的老百姓，窃窃私议，群疑莫释，都被搞得稀里糊涂，不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葯。但这与周佛海何干，他从汉上海市长变成“总指挥”“总司令”，他要在上海“行动”了。
“行动总指挥部”由周的心腹罗君强、熊剑东任副司令，下设参谋、调查、政法、军法、宣传等，机构庞大，五脏俱全。周佛海身边两个军统小人物程克祥、彭寿，奉戴笠之命，担任正副秘书长。顶多十天吧，周就发现，这两个小人物抓了全部大权。他们代表戴笠，周被架空，挂了个名义，成了空心大老倌。
但维持治安的责任却是要周佛海负的。周得到两位秘书长同意后，杭州由周的心腹、伪浙江省长丁默村负责。周的近二万人的税警团，布置在上海四郊和沪杭沿线。周还把军事顾问川本芳太郎请来和上海日军“登”部队达成协议，日本陆军进驻浦东沿海及郊县一带，和税警团一起，严防新四军入城。当时中共确曾一……
[续周佛海和周幼海上一小节]度要接管上海，后经毛主席再三斟酌后放弃。“登”部队张贴布告说：“奉上司命令，执行维持治安任务。如有妨碍日本行动者，将认为系不服从蒋委员长命令，予以最严厉置。”“行动总指挥部”由程克祥、彭寿拟定，也不请示周佛海，就四贴出布告，严禁造谣生事，武装挑衅，保护日侨，违者重罚。具名是“总指挥”周佛海。周好比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局面初定以后，程克祥、彭寿就开始捉汉了。醉翁之意，全在“房子、车子、条子、女子、票子”，是为“五子登科”。戴笠将来上海，用不到周佛海这个“总指挥”了。狡兔死、走狗烹，自古亦然。周佛海自知没趣，忧虑重重。程克祥向周说：“总指挥就到储备银行办公，准备移交吧。这里有我们，您尽可放心。”
周很识相，担着个“总指挥”的名义，却天天到银行去上班。堂堂一个“储备银行”，一点金银不留，不好交账。于是，周绞尽脑汁，总算留下点财宝，面子上得以过关。根据后来周佛海在供词中说，向重庆“中央银行”来客移交了黄金50万两，美金550万元，白银760万两，银元33万元。作为汪伪的“家银行”，只有这些“储备”，无非自欺欺人，蒙混过关而已。
不久，杜月笙回来了，全副美式武装的“第三方面军”空运到了，戴笠也在9月来上海了，还要周佛海何用呢？他就索呆在家里，等候命运给他安排的苦酒，不，也许是一杯醇香甜酒。
9月，戴笠到了上海，周佛海的“行动总指挥部”“行动”过了，宣布结束。
戴笠天天在湖南路周家吃晚饭，和周佛海谈到深夜，那热呼劲儿胜过兄弟。特务魔头就有这个本领，中早有成竹，面上不露痕迹。平心而论，他对周佛海，内心是矛盾的：既要保周政治上渡过难关，找一个好向世人交代的万全之策，又要对周在敌伪时搜刮的财产觊觎巧取，占为己有。只要看看周佛海家中华丽的摆设和好几辆“凯特勒克”、“林肯”保险汽车，这座“基度山”不能不挖。戴笠决心行动了：要救周佛海的命，也要周的金银财宝。
每天晚饭后的谈话，几乎都涉及周佛海和其同伙丁默村、罗君强等的前途问题。戴笠总是哈哈大笑说：“有我在，你们就有前途。这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政治上来个声明就可以了，何况你们又为做了不少事。放心吧，决不会判刑。”
有一次，周佛海提到蒋介石给的笔信。戴笠说：“委座知道的，常提起你，说东南一带，多亏佛海，才未落入共产之手。但你切不可对外人多讲，委座知道就不好办了。”戴笠说得情真意切，周佛海深信不疑。
9月，军统特务大捉汉，搜刮钱财，这是“劫收”的重要内容之一。捉来的人先关在吴四宝的住宅，后来移押“楚园”。此时的汉们，真是人人自危，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戴笠口蜜腹剑，面带笑容对周佛海说：“老兄目标太大，这一阵就请不必外出，在府中韬光养晦，专候委座的佳音就是了。”周佛海是个宦海浮沉老手，已经感到大告不妙。幼海在回忆录中谈到周佛海的心情：“我问周：‘你看今后会怎样？’周说：‘很难预料。熊剑东也有同样的顾虑。’”
戴笠正在考虑，怎样搬开周佛海这块绊脚石，还有就是周厉害泼辣的老婆杨淑慧，戴也惧她几分。儿子周幼海，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这三个人为何住在湖南路周公馆，对周的金银财宝，如何下手？戴笠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好计策。9月下旬的一天，他兴冲冲踏进周公馆，就高声嚷嚷：“佛海兄，好事，好事呀！”正在“韬光养晦”的周佛海听到戴的叫声，急忙下楼，将戴请进书房，愕然地问：“雨农兄，什么好事呀？”
戴笠背靠沙发，仰面大笑：“老兄，等到了！委座来电，要召见你，天大的好事吧！”
周佛海满心狐疑：蒋介石正要在重庆和毛泽东谈判，这种时候，怎么会召见他呢？但周深知戴笠的格，他决定的事，不会更改，此去凶多吉少，大为不妙。但还是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走？去多少天？”
“9月底动身，至于去多久，那要等见过委座再看了。”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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