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吗？你是去过‘一大’会址的吧！”
“去过，去过，我去送过信，还介绍过一个人去看门望风，大概叫张桂秋，记不大清楚了。”杨淑慧喜上眉梢，赶忙作了肯定的回答。
“不忙。这不是公安局的事，由市委宣传部管，你去配合他们工作。”杨帆笔写了介绍信。
杨淑慧想：到哪里去弄《往矣集》呢？图书馆里也没有。
几经周折，总算在周佛海以前的一个副官，找出一本，薄薄的，纸早已泛黄。
书中对“一大”果然写得详尽，说当年和毛泽东等，住在贝勒路“博文女校”，大家打地铺。白天开会则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中。
杨淑慧苦苦回忆，但模糊不清了，只记得贝勒路，似乎没错。
她和市委宣传部的杨重光，找到了“博文女校”的旧址，但李书城的家，茫无头绪。
杨淑慧和丹苹多次实地去找，但时过境迁，面目全非了。
踯躅徘徊，寻寻觅觅，她终于眼睛一亮，一丝记忆从沉淀的思绪中浮出来了：在黄陂路、兴业路口，有一家酱园面坊，似乎就是从前的李家。
这里确实是贝勒路，后来改名望志路，1943年又改称兴业路。
杨重光十分重视，当即拍了很多照片。杨淑慧心中高兴，当晚就对幼海说：
“不错，就是那里，我去送过信，当时我和你爸爸正要好着。”
第二天幼海对杨帆说：“母费了一个月的功夫，总算找到了，大概不会错。”
杨帆高兴地说：“你母做了件大好事呀！”
详细的报告寄到北京。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件事，为了慎重，决定由董必武再自来一趟，加以证实。
董老看后，确证这就是李书城的家，是中共“一大”开会所在地。董老接见了杨淑慧，并表扬了她。
平地风波，晴天霹雳，1955年5月，“潘汉年·杨帆案件”发生了。
“潘、杨案件”发生时，传说有人讲，孔子门徒三千，潘、杨恐“三千三”也不止。于是，幼海和杨淑慧冥冥中都被划进这个数目中去了。甚至已经离婚一年多的施丹苹也难逃厄运。后来，这“三千三”成了公安圈内一个术语，其实，它只是泛指，并不是一个不多，一个不少的整数。
1955年5月16日，幼海接到电话，要他立刻到局里去一趟。他急忙赶去，等着他的是一张盖了大印的逮捕证，上面写着“反革命罪”。幼海懵了，呆着半晌说不出话来。两个陌生的同志给他戴上了手铐，说：“愣着干吗？走吧！”“上哪去？”“去北京。”幼海木然地问：“我怎么会是反革命呢？杨帆最清楚了！”那两个人笑笑。一个说：“杨帆自己就是反革命。走吧，有话北京说去。”
幼海被关进了公安部预审局北京秦城监狱。那年正好33岁，应了上海人“三十三，乱刀斩”这句话。
提审了。幼海说：“我的一切，杨帆最最清楚了！”哪知审讯员反问他：“你和杨帆一起进行了哪些反革命活动？”幼海急了：“此事从何说起！你们可不能乱来呀！”提审没有结论。一连几天，再提再问，幼海无法承认杨帆和自己是反革命这种莫须有的事。三斧头的下马威劈过以后，来得少了，甚至长期不来问了。从1946年淮入开始，直到关进秦城监狱，幼海实际上只干了九年革命工作，而且都是在杨帆领导下进行的。这是幼海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九年，也是忠心耿耿对，出生入死斗争的九年！
从此，幼海就在秦城落户，一关十年。
幼海家里也不太平。1955年5月底，杨淑慧被捕了，“罪名”是：为何和儿子一起进行反革命活动？给杨帆介绍了多少特务分子？这个精明能干的女人，除了声声否认，竟然说不出话来。杨帆和幼海都是反革命，还说什么呢！查呀查呀，查了一年多，除了知道她是大汉的老婆，周幼海的母外，什么也未查出来。1957年1月5日，她被释放了，没有人再提她发现“一大”会址的功劳，让她自生自灭。杨淑慧不知儿子在哪里，孤独凄凉，时常暗泣。她从开朗豁达转向沉默寡言，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如此独自过了五年，到1962年冬，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多骨折，在痛苦的煎熬中死去了！仰卧上，什么时候上路的也无人知道，享年61岁。一个绝顶精明能干，曾有万贯家财的女人，就这样去了！这二男二女的四个人的传奇故事中，又少了一个。她的案件，在1983年8月得到了平反。
施丹苹，也在1955年5月被捕，“罪行”是解放前后和周幼海进行的“反革命活动”。查呀查呀，倒查出了不少她当交际花的趣事。在吃了近两年官司后，1957年3月6日只好将她放了。丹苹的案子，1980年就平反了。
只有幼海，“罪行”最重，在秦城监狱难有出头之日。更大的厄运找来了，他在牢房内突然中风！
幼海在秦城监狱的生活是十分凄惨的。没有人去看他，没有任何接济，他的逮捕和关押都是绝密的。一天，他忽然觉得天旋地转，头痛慾裂，跌倒了，右半边手脚麻木僵直，幸好头脑还算清醒。他暗忖：“不好！中风了！怎么办？怎么办？……”他困难地靠着墙壁，慢慢站起，已经汗流浃背，两哆嗦！以后怎么活？还40岁不到呀！
监狱医生确诊为轻度中风，只给了一些常规的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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