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行动十分秘密，二人悄悄离开中法大学，向附近的村镇走了一段路，然后进了一家小咖啡馆，畅谈了一个多小时。
老友相逢，分外切，周恩来告诉她，自己去莫斯科参加“第三际”的会议，途经里昂、马赛从海路回途中来见她的。并告诉她已于1925年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小超向若名问好。
张若名向周恩来诉说了这几年攻读硕士学位的艰苦经历。周恩来还对张若名说了目前在内干革命相当危险，他常是随身带着烈毒葯，随时准备为严守的机密献身。最后他深情地对张若名说：这次分手，不知什么时候能再相见，也许个人牺牲了，看不到革命胜利，但即便如此也在所不惜。
尽管张若名没有同周恩来一样，同走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周恩来始终把她当作可信赖的的朋友。张若名对周恩来等共产人的革命志向表示敬佩，并祝愿共产早日成功。她向周恩来再次保证：永远不泄露共产的秘密。
中法大学的大门快要关上了，周恩来也必须赶快离开里昂。在咖啡馆门前的夜幕下，两人互道“珍重”，握手告别。
1930年春，杨堃从巴黎民族学研究所进修后返回里昂，正在准备论文答辩，而张若名的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也已经完成了大部分。这时，杨堃已在内公开告示，与家中的妻子离婚，并把消息告诉了张若名；同时，杨堃还把自己写的一篇《我的婚姻史》拿给张若名看，文中剖白家庭为他包办婚姻的过程，自己对婚姻的认识，以及后来痛苦的离婚经历等等，并以这几年他与家庭间的几十封通信为证。
杨堃的坦诚和衷情深深打动了张若名，她感到万事具备，不能让一往情深的杨堃再默默等下去，她终于决定了自己的终身大事，与杨堃结婚。
5月的法里昂，春回大地，姹紫嫣红。杨堃和张若名也携手迎来了大好春光。
1930年5月31日，中法大学小礼堂内，欢声笑语，气氛热烈。几十位中法师生聚集在这儿，同贺杨堃和张若名的结婚庆典。新娘一身白纱裙，手捧……
[续传奇女子张若名和她的夫君上一小节]鲜花，显得妩媚动人，新郎昨日刚刚获得博士学位，今天又踏上婚礼的红地毯，双喜临门，更显得容光焕发。大家一道举杯畅饮，合影留念，祝福这一对新人幸福、美满!
沐浴着新婚温馨漫的一对新人，一起去法江部的旅游胜地安纳西度蜜月。从度假地返回里昂后，张若名便专心投入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最后几章的写作，并于当年秋天全部完成。全文用法文写作，共计5万余字。
安德烈·纪德是一位优秀的作家，10多年后的1947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此时，他已在文坛有了一定的影响。张若名为纪德作品中通篇闪烁的纯洁、诚实、自然而优雅所吸引，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才能用于研究之中，从纪德的个、作品、心理、情感等多方面进行分析。
论文完成后 ，张若名把打印稿寄给了住在巴黎的纪德，不久，纪德回信写道：“通过您的大作，我似乎得到了新生。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全信充满了赞扬和感谢的话语。
张若名的论文“充满着流畅潇洒，诗一般的词句”，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被评为里昂中法大学最优秀成绩，并荣获了一份奖金。
张若名仅以内中等师范学校肄业，没有一点法语的基础，凭着她的聪明才智和顽强奋斗精神，寒窗7年，终于以优异成绩取得了文科博士学位。
当时与她先后去法勤工俭学的女学生约有40余人，而能够获取博士学位的唯有她一位。她成为中第一个留法女博士，同时又是中第一对“博士夫妻”的女主角。这是20世纪中留学史上闪光的一笔，更是中华女的骄傲和荣誉。
家事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教授夫妻在沦陷区忧心忡忡地度日
1931年元旦刚过，杨堃张若名夫妇便回到了古都北平。不久，他们夫妻先后接到了学校的聘书。杨堃回到原保送他留学的河北农业大学任教，张若名刚被聘为北平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讲法文学与心理学，同时还以文学院教授名义为中法大学高中的学生讲授法语。
“博士夫妻”从此开始了他们较为安稳、专心致志的讲台和书斋生活。这期间，他们的两个儿子于1931年和1934年出世了，教授的生活待遇优越，他们俩一月有600大洋的薪金，可以雇请佣人照料家事，所以他们可以便集中精力投入到各自的教学和研究中。
杨堃先后在河北大学、中法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讲授社会学、社会进化史、民族学等课程，并任综合社科刊物《鞭策周刊》的主编之一，并发表了《中现代社会学之派别及趋势》、《中新年风俗志序》《法社会学史》等多篇学术论文。
1937年底，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著名教授吴文藻准备举家南迁，特为推荐杨堃接替他的几门课程，于是杨堃一家搬进了“燕南园”原先吴文藻，谢冰心夫妇的住宅，环境幽雅，生活舒适方便。
也是在这些年里，张若名则除日常的教学工作外，还孜孜不倦地进行文学和纪德的研究。她在北平的法文月刊《朋友》上发表了多篇分别论述纪德作品《地梁》、《窄门》的文章。1932年，从法方面不断传来信息，说一生不肯确定政治立场的纪德，突然选定了新思想--信仰共产主义。张若名在没有同纪德做任何交流的情况下，凭着自己对纪德全部作品的深刻理解，对他灵魂的透析，写就了一篇《关于安德烈·纪德》的文章。发表在法著名文学杂志《法星》上。文中认定，“纪德必然主要地是热爱艺术。”之后几年，纪德的表现完全证实了张若名的预言。
有一位美的纪德研究专家林如莲博士曾高度评价张若名对纪德的研究，她说：“张若名回到中之后，仍能继续保持纪德专家的地位。”“中有一个词来形容一个人明白理解另一个人，这个词就是‘知音’，张若名与安德烈·纪德是真正的知音。”当时清华大学学研究院院长，著名的比较文学家吴宓教授，也曾给张若名写了一封很恭敬客气的信，邀请她去清华大学，作《纪德研究》专题讲座的主讲人，张若名欣然接受了邀请。
这对教授夫妻虽然很少过问政治，也不参加任何派组织，但他们仍以强烈的爱之心，对祖的存亡忧心忡忡。1936年，张若名应邀参加了一个北平的教授座谈会，与会的60位大学教授一致决定，联合天津的大学教授，共同签署发表一个对时局的意见书，反对日本侵略，要求民政府出兵绥东打击日本侵略军，这封意见书对不久发动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起到了舆论支持作用。
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后，中法大学文学院已无法上课，教授们和校长作为留守人员，每月只发一半工资维持生活。张若名的心情非常忧郁，从不喜梳洗打扮，不喜谈天说笑。她对日本人的侵略行径十分愤慨，决不到日本人控制的机构服务，宁愿整天闷在家中埋头读书写作，以排遣心中的苦闷。
这期间，这对博士夫妻得以彼此合作，共同完成了一本著作《中儿童生活--民俗研究》，1939年发表于《朋友》月刊第4期。全书的素材是出自杨堃民俗研究的成果，张若名担任了法文执笔和校译工作。书中搜集了河北省与北京市大量儿歌、童谣和与儿童有关的民谣民谚。这是最早把中民俗与民俗学介绍给法人的书之一。
张若名还用中文写下了《法象征派三大诗人--鲍德莱尔、魏尔莱诺与兰苞》这篇长达26000字的论文，这是张若名在文学方面的第一篇中文论作，文功底深厚的杨堃曾帮助夫人做了些文字方面的润，由于这篇文章“特别精彩”和“引人入胜”，它于1937年在《中法大学月刊》首发，9年后又在《文艺先锋》杂志上重新全文刊载。
迎来了解放的张若名一次次递交入申请，却总被拒之门外。河成为女教授永远的归宿
1947年底，杨堃受到了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的邀请，到云大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他非常高兴，因为云南本身就是一个民族博物馆，能在那里搞民俗研究，独具天时地利条件。因此他很快决定赴任。而张若名本不想南迁，因为北平的学术研究环境毕竟比外地优越。但为了丈夫的事业，也为家庭孩子的和睦安宁，她接受了丈夫的选择，并同他一起去云南大学，担任中文系的教授，讲授文艺理论和世界文学史。
1948年春，杨堃、张若名举家南迁，搬进了云南大学条件最好的教授住宅小楼，环境优雅而安静。而当时全的形势正在共两最后的决战时期，解放军在几大战役中连连告……
[续传奇女子张若名和她的夫君上一小节]捷，蒋家王朝即将彻底覆灭。
担任着系主任的杨堃对时局了解得日趋清晰，思想转变较大，他加入了共产领导的高级知识分子群的地下组织“新民主主义联盟”，任教授会小组长，他还聘请了留苏的进步人士为社会学系教授，组织师生学习俄文。政治经济学与新哲学。同时，他还在社会学系进步师生的会议上宣布“我赞成新民主主义”。
张若名当时已是中屈指可数的精通法文学的教授，为了讲授新课程，她仍在夜以继日地刻苦读书和编写讲义。由于她的知识渊博和对法语的精通，讲课受到校方肯定，也深受学生的广泛赞誉。同时，她的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对政治漠不关心了。她也开始积极研究苏联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把自己保存了20多年的法文版马列主义书籍拿出来阅读，准备在思想上逐渐适应新形势。
昆明解放后，张若名加入了中民主同盟，并于1950年开始，重新申请加入中共产。与许多留过洋的知识分子相比，张若名很快地适应了新社会，因为她毕竟在青年时代信仰过马列主义，当过革命的“急先锋”。
历次号召的运动，她都积极投入，努力学习文件领会精神，联系个人实际检查、批判旧思想，开会积极发言，认真写出心得。一再受到政领导的公开表扬。入申请书每年递交一份，思想认识过程一次比一次写得长，那样执着，那样信心十足。年年不批准，也从不灰心，还去听课，主动找组织汇报思想。
1955年春，对于杨堃和张若名夫妇来说，显得格外温馨暖人。他们与30多年前曾一起留法共勤工俭学的战友，今日的家总理周恩来有过一次愉快的会面。
会见中，周恩来切转达了小超对若名的问候，并向杨堃询句了许多民族学的问题，如边疆地区的民族分类、民族史、民族调查、经济生活、宗教信仰、民族特征等，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一同参加谈话的陈毅还与张若名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漫谈了法文学与苏联文学。
谈话持续了5个小时，此后大家又一同共进午餐。当张若名把至今还未能加入组织的苦恼告诉周恩来，并询问30年前自己在法入的经历时，周恩来简单而明确地告诉她：“你当时加入的是团，不是。”张若名听了大吃一惊，杨堃也感到意外。这个谜样的说法，杨堃事后才省悟出其中的意味：周恩来也许是为保护张若名，故意这样说的。因为退团比退的错误要轻些。
这次会面，给杨堃和张若名带来了精神动力。张若名在自己创立和主持的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组发奋工作，竭力培养后进，同时还写出了《欧洲旧现实主义的成就和缺点》、《试论文学中典型的创作过程》两篇高平的论文，先后在云南大学的刊物上发表。
杨堃则翻山越岭，深入到云南西盟、德宏、楚雄、大理、剑川等地进行民族调查，撰写了《试论云南白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凉山彝族的手工业》、《关于民族和民族共同的几个问题》等多篇论文。
而就在这对博士夫妇积极进取，努力奉献时，1957年，一场铺天盖地的“反右”政治风暴来临了。张若名开始仍怀着对的无限忠诚，在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积极向交心，甚至把大儿子写回来的有些落后观点的家信也交给组织上，请组织上对儿子进行帮助。
她万万没想到，一个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最后反而被自己满腔热情参加的运动所吞没。她写的“交心”材料一反成为揭发她右派言论的证据。她倾尽心血教过的学生们，也把她当作资产阶级的靶子，连她22岁在法退出“少共”的事情也被翻出来，指责她为无耻的叛徒。这对于自尊心非常强的张若名来说，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1958年6月18日上午，系里开批判会，要她承认上述诸多罪名。当张若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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