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十八日下午，侃博先生也搭乘地铁出门，他注意到同车厢里有个很漂亮的女人。她曾经问他，她要到爱得格街去，不知道搭对了车没有。侃博先生说她没搭错。之后就埋首看晚报上的证券交易行情版去了。
“到了勾沃街那一站，同节车厢上来一位穿着粗呢西装和硬礼帽的先生，在那女士对面坐下。”
“她看到他似乎很惊讶，可是安得鲁·侃博先生记不起来她到底是怎么说的。”
“那两个人谈了很多，那女士显得兴高采烈。证人没有注意他们，他正全神贯注在买卖计算上，最后在费灵东街下了火车。他注意到那穿粗呢西装的男人跟女士握过手，并且愉快地说：‘再会，今晚别迟到了！’之后也紧跟着他下了车。侃博先生没听到女士的回答，很快那位男士就消失在人潮里，看不见了。”
“这时每个人都坐立不安，焦急地等着那令人悸动时刻的到来，等着证人描述并且指认出那位女士最后见到并且交谈过的人，也许就在她神奇死亡那一刻的五分钟前。”
“我个人在那证券商还没说话以前，就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会对嫌犯做什么样的描述和图绘，我早就可以记下来。那样的描述用在刚才坐在那张桌子吃午饭的男人身上，也同样适合；十个你认识的英国男人当中，绝对有五个可以适用他的形容。”
“那个人高度中等，留着颜色不太深也不太浅的胡须，他的头发是中间色，他穿的是粗呢西装，戴硬礼帽……还有呢……可能就是这样啦——侃博先生若是再见到他，也许会认得，可是，也可能不认得——对那位和他坐在车厢同一边的男士，他没怎么注意——而且那人一直戴着帽子。而他自己忙着看报纸，对，他可能认得他，可是他实在不能确定。
“你会说，安得鲁·侃博先生的证词没什么用。的确，它本身是没什么价值，如果不是另外有詹姆斯·维拿先生的证词补充，它根本不足以当作逮捕任何人的依据。”
“维拿先生是一家卖彩色印刷机电的公司罗得尼企业的经理，也是安得鲁·侃博先生的私交。事情似乎是这样：他在费灵东街等火车，看到侃博先生从一个头等火车车厢里下来。维拿先生和他谈了一下子，火车就要开了，他才踏进刚才侃博先生和穿粗呢西装男士坐的同一节车厢。他依稀记得一位女士坐在他对面角落的位子上，脸背对着他，显然是睡着了，不过他也没有特别留意。他就像天下所有的生意人一样，坐车时聚精会神地看报纸。不久，他对一篇物品行情报导感到兴趣，想要记下来。他从背心口袋掏出一枝铅笔，看到地上有一张干净的名片，于是捡起来，把报导的重点写下来，这是他要留下的。然后，他把名片塞进了口袋。”
“‘直到两三天之后，’维拿先生在一片令人屏息的静默中又说：‘我才有机会把我当时记下来的东西拿出来做参考。’”
“‘那时报纸上已经满是地铁神秘命案的报导，而那些相关人士的姓名我都蛮眼熟的，所以，当我看到我无意中在火车车厢里捡到的名片，上面的名字是“法兰克·艾林顿”时，真是大吃一惊。’”
“法庭上这时的騒动无疑是空前的。自从芬雀曲街谜案发生，审判梅瑟斯特之后，我就没见过这样的群情激动。请注意，我自己并不激动，我那时已经知道这罪案所有的细节，就像是我自己做的案子一样。事实上，即使是我做的案子，也不见得会比凶手高明，虽然我研究犯罪学已经好几年了。法庭上好些人——多半是艾林顿的朋友——都相信他完蛋了。我想他也这样想，因为我看到他脸色惨白，而且时时用舌头舔嘴chún，好像非常干裂的样子。”
“你知道，他现在因为根本没办法提出不在场证明——我揷一句话，当然他没办法——处境非常危险。那罪案——如果真有罪案的话——也是三个星期以前的事了。一个像法兰克·艾林顿这样的高等游民，他自己可能记得他某天下午在俱乐部里或是运动场上待了几个小时；可是要找出一个能够发誓肯定那天见过他的朋友，百分之九十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艾林顿先生被困在死角了，他自己也知道。你知道，除了这证据之外，还有两三件事对他也极为不利。第一个，就是在他毒理学方面的嗜好。警方在他房里找到各种有毒物质，包括氢氰酸在内。”
“然后是马赛之旅，尤其是他正要启程去可伦坡，虽然完全无辜，却非常倒霉。艾林顿先生漫无目标地随兴去旅行，却被大家想成是畏罪逃亡。不过，亚瑟·英格伍爵士这次又代表他的当事人展现出绝佳的辩护技巧，用高明的方法把所有几个忠君爱国的证人搅得天翻地覆。”
“这位聪明的律师，首先让安得鲁·侃博先生肯定地说，他的确认不出穿粗呢西装的男人就是被告，然后在二十分钟反覆询问之后，证券交易商终于承认，他很可能连自己公司小弟都认不出来，原先的沉着自若已被彻底击溃。”
“不过，即使侃博先生狼狈不堪又生气得很，他对一件事还是很确定，那就是直到穿粗呢西装的男人跟那位女士握过手，用愉快的声音说：‘再会，今晚别迟到了！’之前，她还是活生生的，而且和那男人谈得很愉快。他没听到任何尖叫或挣扎，所以他判断，如果穿粗呢西装的男人真的替那女人打了一针，她一定知道而且是自愿的，可是火车上那女人的模样或说话的神情，怎么看都不像准备好要惨然而死。”
“詹姆斯·维拿先生，就这件事情同样信誓旦旦地说，从侃博先生下车那一刻到他上车的那段时间里，他就站在那儿，看得到整个车厢，而且费灵东街和爱得格两站之间，没有任何人上车，至于那位女士，他深信她在整个旅途当中都没有动。”
“幸亏有他的律师，聪明的亚瑟·英格伍爵士——”
角落里的老人带着他的招牌冷笑又说：
“没有，法兰克·艾林顿先生没有以死罪接受审判。他完全否认是穿粗呢西装的人，而且发誓从命案那天早上十一点以后，他就没再见过贺索定太太了。事实上即使他见过，也无法证明。更何况，根据侃博先生的证词，那穿粗呢西装的人很可能不是凶手。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女人不可能被凶手打了一剂致命的针而不自觉，还一面和他愉快地谈天。”
“艾林顿先生现在住在国外，快要结婚了。我想真正是他朋友的，没有一位相信他会犯下这起卑鄙的罪案。警方却认为他们知道得更清楚。他们的确清楚地知道，这不可能是自杀案件，也知道命案那天下午和贺索定太太一起坐火车的人，如果心里没有鬼，早就会挺身而出，尽他所能对命案提出线索。”
“至于那人是谁，警方却茫然毫无头绪。在深信艾林顿有罪的情况下，他们不眠不休，把前几个月的时间都花在寻找更多、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他有罪。可是他们不可能找得到，因为根本就没有。而对真正的凶手也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将他绳之以法，因为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下流胚子。他思虑周密，事前看到所有可能性，深艾谙人性，而且可以预知什么证据会对他不利，他可以好整以暇地加以反击。”
“这个下流胚子打一开始就把法兰克·艾林顿的身材、个性放在心里，好量身制造。法兰克·艾林顿是这恶棍撒向警方眼里的沙子，你也看得出来，他想使警方盲目的计谋成功了，让他们甚至盲目到完全忽略了简单的一小句话，那句话是侃博先生无意中听到，而且当然是整个案件的关键，也是那老姦巨猾的混球惟一的失误——‘再会，今晚别迟到了！’——贺太太那天晚上本来打算和她丈夫去看戏……”
“你很惊讶吗？”他耸耸肩又说：“你还没看到真正的悲剧呢，不像我，早就看到它在我面前演出。那位轻浮的妻子，和朋友打情骂俏？都是眼障，都是托词。我花了警方即刻就该花的功夫，去找出贺家财务的情形。十之八九的罪案里，钱都是主因。”
“我发现玛丽·碧翠丝·贺索定的遗嘱是她丈夫查验过的，他是惟一能使遗嘱生效的人，这笔财产有一万五千英镑。我还发现爱德华·萧伦·贺索定在和这位肯辛顿有钱建筑商的千金结婚时，只是个航运代理公司里的穷职员。我还记下来，自从他太太死后，这个悲伤的丈夫开始留胡子。毫无疑问，他是个聪明的大坏蛋。”
那古怪的老人又说，身子激动地倾靠着桌子，盯着宝莉的脸看：
“你知道那致命的毒葯是怎么跑进那可怜女人身体里去的吗？用最简单的方法，这方法每一个南欧的无赖都知道。戒指！对啦，用戒指！那里面有个小针孔，可以装进足足可杀死两个人的氢氰酸的量——不只是一个人。穿粗呢西装的男人曾和他漂亮的女伴握手，而她也许几乎没感觉到被扎了一下，无论如何没有痛到让她尖叫的程度。还有，请注意，凭那混球和艾林顿的交情，他要拿到需要的毒葯非常方便，更不要说他朋友的名片了。我们无法知道到底几个月以前他就开始用心模仿法兰克·艾林顿的穿着、胡髭修剪的式样和一般外貌，他的改变可能非常缓慢，慢到连他自己的仆人都没注意到。他挑了一个身高体格跟他一样，头发颜色也相同的人作为模仿的对象。”
“可是他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他可能被搭乘同一班地铁的其他旅客认出来。”
宝莉提出意见。
“没错，的确有这样的风险。可是他选择了冒险，真是聪明。他想过，那个人，一个全神贯注在报纸上的生意人，要是真的再见到他，无论如何也是命案好几天以后的事了。犯罪成功的最大秘诀，就是熟读人性。”角落里的老人又说，一边开始找他的帽子和外套。“爱德华·贺索定非常清楚。”
“可是那个戒指呢？”
“他可能度蜜月的时候就买了，”他以一阵可厌的咯咯笑声提示她：“这悲剧不是一个星期就计划出来的，可能花了好几年等时机成熟才动手。不过你得承认，这个可怕的坏蛋一直逍遥法外，我留给你的相片里，有他一年前照的，也有现在照的。你看得出来，他又把胡子剃掉了，髭也是。我可以想象得到，他现在是安得鲁·侃博先生的朋友了。’”
留下满腹怀疑的宝莉·波顿，不知道该相信什么。
这也就是为什么那天下午，她与《伦敦邮报》记者李察佛毕学先生相约去看莫德·爱伦的舞蹈，后来却失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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