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困扰的是我所过的这种双重生活，白天我是一个受人瞩目的议员，晚上我是一个快乐的情人，周末我又必须强颜欢笑地尽一个丈夫的责任。”
桑塔那钓鱼回来了，我对他只字没敢提去disco的事情，否则，他一定会把我撕得稀巴烂。我的生活又恢复到以往的平静，我盼望着有些什么事情或是结识些新人，能给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带来新的冲击和刺激。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这天，桑塔那下班回到家中，他疲惫地坐在沙发上，将一个信封放在了茶几上：“快打开看看，你一定感兴趣。”他指着信封对我说。我打开一看，是一张请柬。“这有什么新鲜的，这类请柬我们收到的太多了，无非是参加某国使馆的外交酒会。”我心里暗自想着，一边读着请柬上的内容。当我看到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西大使馆几个字时，我的心开始激动了，我大叫起来：
“下个星期是中国的春节，使馆邀请我们去参加春节酒会。”来到巴西后两年多，我从未读过中文的杂志或报纸。甚至连讲中文的人都几乎没有，更不知道哪一天是我们中国人的春节。我难以掩饰自己的兴奋，虽然离酒会还有整整一个星期，可我早就迫不及待了，每天都在思考着我将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发型去参加这非同寻常的活动。
酒会的当天，我始终犹豫不定自己该穿什么，望着挂满一柜的衣服直发呆，桑塔那站在穿衣镜前试着两条不同颜色的领带，我有些绝望，不得不向他求救：
“親爱的，你能不能告诉我穿哪件衣服更好看？”
他看也不看我一眼，继续对着穿衣镜系着他的领带：
“穿红色，中国人喜欢红色，尤其是春节的时候。”
“红色？”
“嗯，红色。”
“对，红色！”
我冲到衣柜前，毫不犹豫地取下那条鲜红的连衣裙，这是我前不久刚刚订做的，一次都没有穿过。我把它套在身上。这裙子的款式有点象旗袍，是我自己设计的，长长的裙子拖到脚面，上下都很贴身，可以勾划出身体优美的曲线。显得十分典雅端庄。
为了不迟到，我们稍稍提早离开家。一月的巴西正是盛夏，虽然气温较高，但晚上却很凉爽，我特意将车窗摇下，任凭晚风尽情吹拂着我的长发。今天我的心情太好了，就象一个远嫁的媳婦初次回娘家的感觉。
中国大使馆真大，正面看很象毛主席纪念堂，而里面就像是一座宫殿，金壁辉煌富丽堂皇，几盏大宫灯挂在进门的大堂，迎面是一幅巨型画，画的是万里长城。两旁一边放着一个比人还高的大花瓶，好不气派！走过大堂，是一个宴会厅，已经挤满了人，男人们都西装革履，女士们也都穿着不同款式的晚礼服，大家都轻声细语地交谈着。几个训练有素的巴西小伙子手里托着酒杯彬彬有礼地招待着宾客。这里面也有许多中国人，看他们的装束就知道是这里的老华侨。八十年代中期，国内对服装还不是那么讲究，最容易识别的办法是，看到穿着不合时宜的中国人，十有八九就是大陆人。
一九九○年初我第一次回国，在北京中医研究院学习针灸。当时看到街上那些穿着人时的北京人，令我惊叹不已：中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我离开的这五、六年的时“间里，它让我震惊、欣慰、自豪和感到陌生。
我和桑塔那刚一走进宴会厅，许多人都向我们投来了惊异的目光，大概他们很少在巴西看到这么年轻又穿着人时的东方女子。
我从身边的服务生手里的托盘上拿了一杯酒，我不喝酒，这只是在外交场合装装样子而已。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这高脚杯里到底装的是什么。
“桑塔那！”一个四十开外，官员模样的中国人向我们走来。
“李先生！”桑塔那也兴奋地叫道。他们热情地握着手：
“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你。”桑塔那不停地用手拍着他的上臂：“你什么时候来巴西的？”
“有三个月了。”说着他赶忙从口袋里掏出名片，郑重其事地递上来，桑塔那双手接过名片，认真地看着：
“你现在在使馆工作，也就是说你将在这里工作四年，太好了，什么时候来我家里做客。”说到这里，他才想起站在一旁的我：
“噢，对了，让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太太。也是你们北京人。”按照巴西人的习惯，男女只要生活在一起就以夫妻相称：“这位是李先生，使馆的官员，我们过去在北京时就认识。”
李先生十分礼貌地同我握了握手，并补充道：“当时我去巴西使馆办签证，桑塔那正好在领事部负责签证，他很友好，给了我许多的帮助。”他看看我，又看看桑塔那：“你同中国真有缘，在中国住了这么多年，现在又娶了一位漂亮的中国太太，将来再生一个中国孩子，真可以算一个地道的中国女婿了。”他们正说得起劲，一个个子不高头发修剪得很短一身白衣白褲看上去象南方人的中年男人走向李先生，他满脸带着笑容，两手双扣在在胸前摇动着，嘴里不断地说着：“李先生，过年好，新年快乐！”李先生也以同样的方式回敬他：
“顾医生，恭喜发财！”
望着眼前的这位“顾医生”，从他讲话的口音里，我猜到他大概是江浙一带人。
他看到了站在李先生旁边的我，“哎，第一次在巴西见到这么漂亮的小姐，一定是我们大陆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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