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标准不能被适用于每项单一的法律规则，而只能被适用于作为整体的法律体系。例如，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作为抵抗强制的一种保障，可能需要有特殊的规定，而这些单个的特殊规定可能并不有助于减少强制，而只是有助于确使私有财产权不会阻碍那些并不损害财产所有者的行为。但是，关于国家干预或不干预的整个观念，却立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私域是通过国家所强制实施的一般性规则加以界定的；这里的真正问题在于，国家是应当将其强制性行动只限于对这些规则的实施，还是应当超越这一限度。
就回答这个问题而言，人们已做出了种种努力，其中最杰出者当推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s．mill）；这些人都试图对那些只影响行动者本人的行动与那些不仅影响行动者本人而且还影响其他人的行动加以区别，并据此对那个应当免受强制的私域做出界定。但是，我们很难想象有什么样的行动会不影响其他人，因此上述界分不能被证明为是完全有效的。只有通过对每个个人的确获保障的领域先做出界定，上述界分才会具有意义。这样做的目的并不能够保护人们以防阻所有其他人所为的可能有害于他们的行动，而只能够使其行动的某些基本依据不为其他人所控制。在确定受保护的领域所应有的边界时，我们必须追问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希望加以阻止的其他人的行动，是否就真的会侵损被保护者的合理期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有可能因知道其他人的行动而感到快乐或痛苦，但这种快乐或痛苦决不应当被视作采用强制的一个合法理由。例如，有人就曾经认为，当人们坚信心系上帝乃是他们社会的集体责任的时候，又当人们认为任何社会成员的罪恶都将使全体成员蒙受惩罚的时候，强制人们尊奉宗教便可以成为政府的一个合法目标。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某种私人间的行动只会影响自愿的成年行动者，而不会影响任何其他人，那么仅仅是不喜欢这些人的所做所为，甚或知道这些人因其所做所为而侵损了他们自己，都不能成为使用强制的合法根据。
众所周知，文明的发展不断为人们了解和认识新的可能性提供着大量的机会，而这为我们主张自由提供了一个主要理由。如果仅仅因为其他人忌妒我们或者仅仅因为他们不喜欢任何触及其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的东西，我们就应当被制止从事某些活动，那么这显然是对自由主张的根本歪曲。尽管在公共领域中强制实施行为规则有着显而易见的理由，但是一些人不喜欢某一行动的事实，却绝不能成为禁止此项行动的充足理由。
一般而论，这意味着私域内部的行动是否道德的问题，并不是国家进行强制性控制的恰当对象。使一个自由的社会区别于一个不自由的社会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很可能就是在那些并不直接影响其他人确获保障的领域的行动方面，大多数人所实际遵循的规则，不仅具有一种自愿的特性，而且不能通过强制予以实施。晚近，全权性政权的经验表明，“绝不将道德价值的目标与国家的目标等而视之”的原则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的确，与那些专做恶事的人相比，那些决定使用强制性权力以消除道德罪恶的人，实则导致了更大的损害及灾难。
10．的确，私域内部的行为不是国家采取强制性行动的恰当对象，但是这个事实却未必就意味着，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这类行为应当免受舆论的压力或批评性意见的监督。一百多年以前，即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较为严苛的泛道德氛围中，同时也是国家采取强制性行动最少的年代，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就对这种“道德强制”（moralcoercion）进行了最为激烈的抨击。就此而言，他很可能夸大了自由主张的适用范围。但是无论如何，这很可能帮助我们搞清楚了一个问题，即我们绝不能将舆论做出的赞同或反对（为了确使人们服从道德规则及惯例）所产生的压力，误作为强制。
上文业已指出，强制最终乃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而且国家为了捍卫自由而必须制止的强制及威胁使用的强制，都只是程度较重的强制，因为当人们受到这种较重的强制的威胁时，这种强制会阻止这些具有正常力量的人去追求对他们而言极为重要的目的。不论我们是否愿意将社会对那些违反伦理规范者所施加的程度较低的压力也称作强制，有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即虽说这些道德规范及惯例的约束力要比法律的约束力小，但是这些规范和惯例实际上却起着极为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在推动和维护社会活动方面，道德规范和惯例很可能与严格的法律规则具有着同样的重要作用。众所周知，这些道德规范和惯例将在一般意义上被遵守，而不是说一律要遵守，但是这种知识仍将提供有益的指导，而且还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尽管对这类规范的尊重并不能够完全杜绝人们做一些为这些规范所反对的事情，但是对这些规范的尊重却会将“失范”行为限制在下述范围内，即违反这些规范对行动者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有时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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